中国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分别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和邹国,因此后人就用“邹鲁”来指代文化礼仪发达的地区。邹鲁文化发源地位于今山东省邹城市,它是东夷文化和邾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而精深,邹鲁也是儒学的发源地。 “邹鲁”一直被尊崇,在中国各地,有很多类似“滨海邹鲁”、“江南邹鲁”称呼,“邹鲁”之词亦不绝于史书典籍。
古人之所以常说“邹鲁之士”或“邹鲁文化”,从来没有说“鲁邹”的,究其原因:邾为东夷古国,文化悠远深厚,鲁为东迁新国。“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鲁为娄转”是一个重要因素。另据传说,鲁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邹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凫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女娲、伏羲庙(俗称“爷娘庙”)遗址。从立国时间上看,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而邹则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从古文化遗存来看,野店遗址出土的带有彩绘图案的红陶鼎,磨制纤细带有穿线微孔的骨针,精美的玉铲、玉环,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纹……充分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诞生于邹,定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删《诗》、定《书》、著《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仲尼之教独尊于千古。因此,邹遂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仲长统、王叔和、唐彬、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可知,“邹鲁”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且“邹”与“鲁”齐驱并驾,密不可分。
古人之所以常说“邹鲁之士”或“邹鲁文化”,从来没有说“鲁邹”的,究其原因:邾为东夷古国,文化悠远深厚,鲁为东迁新国。“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鲁为娄转”是一个重要因素。另据传说,鲁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邹为大昊伏羲氏之域,至今在凫山仍有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女娲、伏羲庙(俗称“爷娘庙”)遗址。从立国时间上看,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而邹则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从古文化遗存来看,野店遗址出土的带有彩绘图案的红陶鼎,磨制纤细带有穿线微孔的骨针,精美的玉铲、玉环,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纹……充分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诞生于邹,定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删《诗》、定《书》、著《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仲尼之教独尊于千古。因此,邹遂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仲长统、王叔和、唐彬、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可知,“邹鲁”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且“邹”与“鲁”齐驱并驾,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