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福元，今年91岁，住在辰溪县果木场一队，现已退休在家养老，关于我参军入伍的事实却沉冤蒙羞了几十年，至今得不到昭雪和优待。对此我再次申诉，恳求彻查此案，唯望在我有生之年恢复我的军籍和荣誉。
我祖籍系湖南省邵阳县五丰铺镇人，解放前在家教私塾。1949年11月间，原贵州五兵团副司令石兴安回家探亲，在家乡新征一批青年人到他所在部队当兵，于是我和他的侄子石文生等人也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石兴安带到他原贵州的省贵阳五兵团当兵，即当时的8341部队。建国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封军中共中央警卫团，是负责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一支警卫部队。1951年公安二师更名为警卫师，第四团更名为第一团。2000年10月，其名称修改为61889部位，当时部队安排我在本兵团的文工团里培训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学习，我当上了排长，部队把我调到了自迁区工作，具体工作是给国民党被我方俘虏的军官受训。解放初期，国家比较贫穷，条件差，生活非常困难，工作十分艰苦。长此以往，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终于病倒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1951年底经过石兴安批准，请假回到湖南邵阳老家养病。谁知回到家乡正赶上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我家是富农成分，当地个别领导冤枉说我从部队回来身上带有枪支，于是把我和我家里人全部关了起来。审来审去，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便，无法跟部队取得联系，也就无法证明我的清白。从那以后，我就无法回到部队里去了。
1953年经亲人介绍，我就到湖南靖州县农场当一名工人，1957年被调到辰溪县果木场工作。
至于我职工档案中关于1973年3月辰溪县果木场时任革委会主任的杨必仟（已病故），党员谭自发到我邵阳老家调查我身份问题的证明材料之说不是事实，纯属捏造。这份证明材料称是当时的邵阳县中华人民公社弄子大队的蒋省时写的，事实真相是这样：蒋省时是同我一起当兵并在同一个部队，关键一点是蒋省时因病于1950年6月就已复员回乡，而我是1951年底请病假回家，他怎么知道并证明我是被“遣返”回来的？又如何得知我只得了一些路费？我请假回来肯定没有复员证。可他又如何见得我“只有一个遣返证”？即便有也应该随部队档案移交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存档，而文档资料并没有此证据。蒋省时的证言是道听途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足为据！
“遣返”之说的背景是这样：当时我在战俘受训团工作，在我病重请假之际，正好所在部队要遣送一批湖南籍战俘回家，由于当时没有交通工具，经部队领导同意我就同乘遣送车回了家乡。再者，如果我真属遣返对象，部队档案必有记载，可训可查，不能仅凭一个人一纸证言将我一生的权利、荣誉和尊严定论，岂不草率而又荒唐？共产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有错必纠。中华泱泱大国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就是靠一代代中国军人来实现。我强烈希望还我公道，还我清白，还我军人的尊严和荣誉！
我祖籍系湖南省邵阳县五丰铺镇人，解放前在家教私塾。1949年11月间，原贵州五兵团副司令石兴安回家探亲，在家乡新征一批青年人到他所在部队当兵，于是我和他的侄子石文生等人也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石兴安带到他原贵州的省贵阳五兵团当兵，即当时的8341部队。建国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封军中共中央警卫团，是负责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一支警卫部队。1951年公安二师更名为警卫师，第四团更名为第一团。2000年10月，其名称修改为61889部位，当时部队安排我在本兵团的文工团里培训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学习，我当上了排长，部队把我调到了自迁区工作，具体工作是给国民党被我方俘虏的军官受训。解放初期，国家比较贫穷，条件差，生活非常困难，工作十分艰苦。长此以往，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终于病倒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1951年底经过石兴安批准，请假回到湖南邵阳老家养病。谁知回到家乡正赶上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我家是富农成分，当地个别领导冤枉说我从部队回来身上带有枪支，于是把我和我家里人全部关了起来。审来审去，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便，无法跟部队取得联系，也就无法证明我的清白。从那以后，我就无法回到部队里去了。
1953年经亲人介绍，我就到湖南靖州县农场当一名工人，1957年被调到辰溪县果木场工作。
至于我职工档案中关于1973年3月辰溪县果木场时任革委会主任的杨必仟（已病故），党员谭自发到我邵阳老家调查我身份问题的证明材料之说不是事实，纯属捏造。这份证明材料称是当时的邵阳县中华人民公社弄子大队的蒋省时写的，事实真相是这样：蒋省时是同我一起当兵并在同一个部队，关键一点是蒋省时因病于1950年6月就已复员回乡，而我是1951年底请病假回家，他怎么知道并证明我是被“遣返”回来的？又如何得知我只得了一些路费？我请假回来肯定没有复员证。可他又如何见得我“只有一个遣返证”？即便有也应该随部队档案移交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存档，而文档资料并没有此证据。蒋省时的证言是道听途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足为据！
“遣返”之说的背景是这样：当时我在战俘受训团工作，在我病重请假之际，正好所在部队要遣送一批湖南籍战俘回家，由于当时没有交通工具，经部队领导同意我就同乘遣送车回了家乡。再者，如果我真属遣返对象，部队档案必有记载，可训可查，不能仅凭一个人一纸证言将我一生的权利、荣誉和尊严定论，岂不草率而又荒唐？共产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有错必纠。中华泱泱大国的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就是靠一代代中国军人来实现。我强烈希望还我公道，还我清白，还我军人的尊严和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