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

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