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以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京，于即位即与群臣争礼节，不欲以臣子遭君父之丧之礼行入嗣即位之礼。然至翌日二十三曰，礼臣如常奏请，帝亦以寻常太子嗣位之丧礼自处。所云以日易月之制，乃从即位之日起算，不以武宗崩日起算，盖若以武宗崩日计，则三月丙寅至即位日四月癸卯已越三十八日，早已逾二十七日之服丧期矣。由即位日服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八日为服满释衰，仍服百日内之服。此文惟《明通鉴》据《实录》载之。则其时帝于嗣统即行服之意，初未有悖。后来所争，乃纯为追尊本生父母之故。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非后来所能及尔。

孝宗既称皇考，兴献帝后既称本生父母，事已逾年，不复有他议矣。三年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同官（璁以议礼不合内阁意，调南刑部主事），日夜私诋朝议，而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亦各具疏与璁意合，因朝议诋璁为邪说，惧不敢上。萼揣帝意，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并录书、献夫二疏以闻。帝得疏心动，手诏下廷臣议。于是礼部尚书汪俊会廷臣七十三人议萼疏非是，议上留中。而特旨召璁、萼及书于南京。俊不得已，乃集群臣，请加皇字以全徽称。帝亦留之十余日，始报可。二月，罢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三月，罢礼部尚书汪俊，以席书代之。

汪俊以帝谕建室奉先殿侧，祀兴邸祖宗，上疏争，帝严旨切责，趣立庙益急。俊曰：“立庙大内，有干正统，臣实愚昧，不敢奉诏。”帝令集群臣大议，俊等复上议：“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荐享，陛下岁时遣官持节奉祀。”帝不纳，仍命遵前旨再议，俊再疏乞休，帝怒，责以肆慢，允其去。召席书代之，书未至，令侍郎吴一鹏署部事。一鹏持议如俊言，并请下璁、萼等法司按治。帝责以欺朕冲岁，党同执违，遂趣成之，名观德殿，而命一鹏偕京山侯崔元等迎主安陆。一鹏等复上言：“历考前史，并无自寝园迎主入大内者，且安陆为献帝启封之疆，神灵所恋。伏乞俯纳群言，改题神主，奉安故宫，为百世不迁之庙，其观德殿中，宜别设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纳，一鹏乃行。

四月，追尊兴献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曰本生皇母章圣皇太后。时疏谏者有编修邹守益，下诏狱拷掠，谪广德州判官。而修撰吕柟亦言大礼未正，御史段续、陈相请正席书、桂萼罪，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为人后解》，鸿胪寺少卿胡侍言张璁等议礼之失，俱下狱，谪官夺俸有差。五月，罢谨身殿大学士蒋冕。冕自杨廷和罢，为首辅，帝更逐汪俊以怵冕，而用席书代之，且召璁、萼，冕极谏，并再疏乞罢，帝令驰传归，以石珤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珤初已为吏部尚书，杨廷和有所不悦，改詹事，典诰敕，以夺其权。帝知珤不附廷和，欲引以赞大礼，乃命代冕，而珤据礼力争，大失帝意。璁、萼既赴召，阁臣以献帝已追尊，请停召命，帝不得已，从之。二人复合疏言：“本生对所后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则虽称皇考，实与皇叔无异。”疏入，复召。二人比至都，众汹汹，欲仿先朝马顺故事，毙之于廷。萼惧不敢出，璁越数日始朝，恐有伺者，出东华门走匿武定侯郭勋家。勋大喜，约为内助（自此勋遂挟大礼邀宠，恣为奸利不法）。时给事中张翀等连劾璁、萼及献夫、书诸人，章下所司，翀汇送刑部尚书赵鉴，即列璁等罪状上请，私相语曰：“倘得俞旨，便扑杀之。”（以其罪应廷杖，冀以杖时尽法。）。帝廉知之，特命璁、萼为翰林学士，献夫为侍讲学士，切责翀、鉴。学士丰熙、修撰舒芬、杨慎、张衍庆、编修王思等皆不愿与璁、萼同列，乞罢归，帝怒，俱夺俸。璁、萼以议礼骤贵，于是闲罢失职武夫小吏皆望风希旨，抗论庙谟矣。

明代尊宋儒，以程、朱之言为科律，独于程子之濮议则反之，不惟反之，且矫枉而过其直，至不可以道里计。宋英宗欲尊所生之濮王，程子议止宜称濮王为皇伯父，欧阳修不以为然，当时遂以欧公为邪说，然英宗于所生止求至称本生考而止，皇字帝号，皆所谨避，虽太后有诏而英宗避不敢当。故欧公之论，谓父子之名不可以强改，虽与程子意不合，在欧公固心安理得也。嘉靖议礼，其始杨廷和辈皆挟程子之成见，固亦觉其过拘，至谓奉迎兴国太妃时，若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子不可以臣母，则至称以本生，亦可以已矣。嗣是而热中之徒，假此为进取之快捷方式，本生不已，称皇称帝，更进而称在庙之孝宗为皇伯考，见在之太后为皇伯母。如璁辈所持之议，不且入庙而臣皇伯考，入宫而臣皇伯母乎？若以为称伯母伯考而非臣之，则前此不受叔母之称，于义亦无当矣。然犹未已也，侥幸之门既开，但能设一说以导帝纵情以蔑礼，即富贵如操券，其变幻又何所不至矣。

四年五月，又作世庙。初，国子生何渊首请建世室，廷臣恶之，出为平凉主簿，求内改，帝擢为光禄寺署丞。复申前议，请崇祀献皇帝于太庙。章下廷议，席书率群臣言：“天子七庙，周文、武并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献皇帝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渊妄为谀词，乞寝其奏。”敕令再议。书等言：“将置主于武宗上，则以臣先君，分不可僭；置武宗下，则以叔后侄，神终未安。在廷诸臣，于称考称伯异同相半，今祔庙之举无人以为可者。”时张璁亦言入太庙为礼之所不得为。书复密疏劝止，帝意不可回。书遂请于皇城内别立一庙，前后寝如文华殿制，出入不与太庙同门，座位不与太庙相并，祭用次日，庙欲稍远，庶以成祢庙独尊之礼，避两庙一体之嫌。诏可。亲定名曰世庙，而世室之议乃寝。冬十二月，《大礼集议》成，颁示天下。先是，帝命席书辑《大礼集议》，因言：“以书及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五人为正取，熊浃、黄宗明、黄绾、金述、陈云章、张少连六人为附取，其中又有楚王、枣阳王二宗室，皆建言在嘉靖三年以前。若何渊等亦在不取之列。其它罢职投闲之夫，建言于璁、萼召用后者，皆以为望风希旨，有所觊觎，一切不录。又有奏乞附名之聂能迁、王价二人，建言在三年二三月，应如其请。”帝从之。及是书成，进书太子太保，以璁、萼为詹事，献夫、韬为少詹事，诸与议者皆进秩。因诏：“大礼已定，自今有假言陈奏者，必罪不宥。”

五年九月，以世庙既成，章圣太后欲谒见，帝询璁、萼，俱援庙见礼，言：“宜先见太庙，次谒世庙。”阁臣费宏、杨一清等及礼部侍郎刘龙争之不得。石珤复上疏极谏，言：“太庙尊严，非时享袷祭，天子亦不轻入，况后妃乎？璁、萼辈所引庙见礼，今奉先殿是也。圣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为定制，中间纳后纳妃，不知凡几，未有敢议及者，何至今日，忽倡此议？”帝不听。六年二月，罢大学士费宏、石珤。时璁、萼并欲兴大狱，罪及杨廷和、彭泽等，给事中杨言抗章论辨，帝怒其为大臣游说，收系言，亲鞫于午门，备极五毒，无挠词，乃下五府九卿议。镇远侯顾仕隆等覆奏，承璁、萼指上书之锦衣百户王邦奇言皆虚妄。帝仍切责之，然狱亦由是解。明年，萼以前御史陈九畴误报边情，再株连廷和、泽，削泽尚书职，廷和以有社稷功，仅免。

先是五年十二月，上林苑监丞何渊以所上前后疏为席书所格，请一并增入《大礼集议》中，于是诏内阁草敕，命儒臣纂修全书，其先所颁行《集议》，且令缴进（此文《明史》等诸书皆不载，《明通鉴》据《实录》增书为修《明伦大典》之缘起）。六年正月，诏开馆纂修《大礼全书》，仍以阁臣费宏等及席书为总裁官，张璁、桂萼副之。未几，费宏、石珤俱罢，席书亦病卒。书将成，璁复引疾求退以要帝，言：“臣与举朝抗四五年，举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礼全书》，元恶寒心，群奸侧目，要略方进，谗谤繁兴，使全书告成，将诬陷益甚。”帝慰留之。七年六月书成，名曰《明伦大典》，帝自制序弁其前，命璁为后序，刊布天下。叙功加璁少傅，萼少保（璁于上年十月，已由翰林学士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自释褐至入阁仅六年。萼亦于上年九月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旋又迁吏部），霍韬、方献夫等皆进官。而追论前议礼诸臣罪，削杨廷和籍，蒋冕、毛纪、毛澄、汪俊、乔宇、林俊皆夺职，斥何孟春、夏良胜为民。

因为要审核，直接贴图算了。

要之同署，
铎曰：“主上天性，固不可违；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献王不已则宗，宗不已则入庙，入庙则当有祧，以藩封虚号而干治世之宗可乎？且入庙则有位，将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然鲁尝跻僖公矣，恐异日不乏夏父之徒也。”至是果如其言。

以上，孟森《明朝简史》，原书《明史讲义》。

议礼前后之影响
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极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帝于大祀群祀，无所不用其创制之意，而尤于事天变为奉道，因而信用方士，怠政养奸，以青词任用宰相，委政顺旨之邪佞，笃志玄修，更济以独断自是，滥用刑辟，遂有权相柄国，残害忠良。议礼稍竣，而严嵩进用，始犹有相轧之夏言，言不得其死，而嵩独专国政十四年，正人受祸不知凡几，其影响皆由帝僻好神衹符瑞之事来也。嘉靖二年闰四月，帝始用太监崔文言，建醮宫中，日夜不绝。

杨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为喻，优旨报纳，然修醮如故。给事中刘最上章极谏，且劾文耗帑金状，而帝从文言，命最自核侵耗数。最言帑金属内府，虽计臣不得稽赢缩，文乃欲假难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为广德州判官。廷臣论救，不纳。文憾不已，嗾其党芮景贤奏最在途仍故衔，乘巨舫，取夫役，巡盐御史黄国用复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诏狱，国用谪极边杂职，最戍邵武。其后帝益好长生，斋醮无虚日，命夏言为监礼使，顾鼎臣等充导引官。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之。自此词臣多以青词干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