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熟精《文选》理”解
林英德
摘要：
古往今来的不少研究者，曾对杜甫的“熟精《文选》理”作过不同角度的训解和阐释，其观点虽有合理性，但又难免失之片面。从现代接受美学角度看，“熟精《文选》理”实际表述的是杜甫《文选》接受活动的完整过程，是指作为接受主体的杜甫在特定语境中对作为接受对象的《文选》之阅读、理解和借鉴。因此，对其内蕴亦应从接受对象、接受主体和接受语境等三个层面作综合的解读。
关键词：杜甫；《文选》；《文选》理；接受美学
杜甫在《宗武生日》诗中告诫宗武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并要求他“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正如宋人高似孙所谓：“杜公训儿熟精《选》理；儿岂能熟，公自熟耳。”[1]1
张戒亦云：“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岁寒堂诗话》卷上）”[2]456
可见，“熟精《文选》理”其实是杜甫本人《文选》接受的真实表述和高度概括。但由于杜甫并未就“熟精《文选》理”的涵义作出解说，故历代学者对其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俨然是一桩学说公案。
一
高似孙曾撰《选诗句图》，他在该书《序》中说：“蚤（早）参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袭晋，齐沿宋，凡兹诸人，互相宪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为图诂，略表所以宪述者，法精且秘，悟其杜矣。”[1]1 从“蚤参公法”、“法精且秘”、“六朝句”等用语看，高氏迳用“法”字来解释杜甫所言的《文选》“理”。“理”等同于“法”即“句法”。这是高似孙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解，也是他编撰《选诗句图》的理据和用意。
南宋另一注家赵次公，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公尝曰：‘续儿诵《文选》。’ …………………………………………
作者简介：林英德，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则‘熟精《文选》理’者，所以责望于宗武也。公诗使字多出《文选》，盖亦前作之菁英，为不可遗也。公又曰：‘递相祖述复先谁。’则公之诗法，岂不以有据而后用邪？”[3]515 文中所谓“公诗使字多出《文选》”，“公之诗法，岂不以有据而后用”，可知赵氏理解中的《文选》“理”主要是针对杜诗“使字”和“诗法”而言。这种解释与高似孙的理解大致相近，都强调了一个“法”字。
宋代的不少诗论家也都是从诗法角度来解读杜甫的“熟精《文选》理”。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故宗武亦习之不置，所谓‘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又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是也。”[4]505 吴开《优古堂诗话》“身轻一鸟过”条”：“……其后东坡诗：‘如观李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予观张景阳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则知老杜盖取诸此。况杜又有《贶柳少府》诗：‘余生如鸟过。’又云：‘愁窥高鸟过。’景阳之诗，梁氏取以入《选》。杜《赠骥子》诗：‘熟精《文选》理。’ 则其所取，亦自有本矣。”[2]229
明清以来，从句法、诗法角度理解杜甫“熟精《文选》理”者仍不乏其人。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杜诗本《选》（一作杜诗本谢）”条：“谢宣远诗‘离会虽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 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2]731 清代杨伦评《渼陂西南台》说：“此诗句法多本谢公，所谓‘熟精《文选》理’者。”[5]78
有趣的是，据《师友诗传录》，在清代，王士祯和他的师友郎廷槐等还就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解问题，展开了一次小小的讨论。原文较长，为论述之便，不妨抄录如下：
问：“萧《选》一书，唐人奉为鸿宝。杜诗云：‘熟精《文选》理。’请问其理安在？”
阮亭答：“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昉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至韩退之，则风气大变矣，苏子瞻极斥昭明，至以为小儿强作解事，亦风气递嬗使然耳。然‘《文选》学’终不可废，而五言诗尤为正始，尤方圆之规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历友答：“文之有《选》，自萧维摩始也。彼其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艺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义以汇举，事以群分。所谓略其芜秽，撷其精英；事出沈思，义归翰藻。观其自序，思过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约略言之。盖唐人犹有六朝余习，故以《文选》为论衡枕秘，举世咸尚此编，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
箫亭答：“夫《文选》一书，数逾千祀，时更七朝。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帨于遥年。虚元流正始之音；气质骋建安之体。长离北度，滕雅咏于圭阴；化马东骞，煽流风于江左。诚中叶之词林；修前辈之笔海也。然而声音之道，莫不有理，阐理敷词，成于意兴。严沧浪云：‘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善读者三复厥词，周知秘旨，目无全牛，心无留义，体各不同，理实一致，采其精华，结成本领。故杨载曰：‘取材于《选》，效法于唐。’马伯庸曰：‘枕藉《骚》《选》，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选》烂，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选》理’之义也。”（王士祯：《师友诗传录》）[6]128-129
王氏师友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理”字的内涵作了各不相同的解释。阮亭从杜甫《文选》接受的社会语境出发，认为杜甫所云“熟精《文选》理”，只是“尔时风气”，即唐人普遍重《文选》的一种体现；“理”字并不确指，故“不必深求其解”。历友立足于作为接受对象的《文选》，主要从《文选序》所阐明的编撰旨意和选文标准等出发，认为“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只是大略表明杜甫广泛博览前代文章特别是六朝文章精英的心迹。它有别于宋人诗文写作中所追求的“议论”之“理”。萧亭则主要从《文选》接受者的角度，认为“声音之道，莫不有理，阐理敷词，成于意兴”，“善读者”当“采其精华，结成本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氏师友三人的解读颇具我们今天所谓接受美学的意味。同时，三人的角度、观点虽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反对泥于“理”字的实指，特别强调它与宋人所云之“理”的本质区别。这其实是和王士祯力主“神韵”说有关系的。
后来的翁方纲，力主“肌理”说，也试图从杜甫“熟精《文选》理”中汲取理论资源。为此，他专门撰写《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一文，文中写道：
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且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沈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而或仅以藻绘目之，不亦诬乎？自王新城究论唐贤三昧之所以然，学者渐由是得诗之正脉，而未免歧视理与词为二途者，则不善学者之过也。”[7]408-409
翁方纲从“理”字的训诂出发，认为“理”是“本”和“经”二者的结合体，本者“言有物”，经者“言有序”。在他看来，萧统《文选序》的“事出于沈思”即“言有物”，“义归乎翰藻”即“言有序”，前者重“理”，后者偏“词”，“理”与“词”实为一途。据此，他对王士祯以来“歧视理与词为二途”的“不善学者”作了批评，特别强调杜甫对《文选》“沈思”和“翰藻”两方面毫不偏颇的熟精。这就是翁氏对“《文选》理”“理”字的理解，实为其“肌理”说张本。
直到今天，研究者对“熟精《文选》理”的解释仍各执一说。屈守元先生认为“《文选》理”有五层含义：其一，指文学作品必须美丽，即讲求“藻翰”；其二，指“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发展观；其三，指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中“破”的精神，亦即对《文选》的批判地吸收之精神。其四，指对《文选》字的研治。其五，指对《文选》的吟诵。[8]P1-7
韩泉欣先生则基本上接受并认同宋人赵次公的看法，认为“无妨把杜诗所说的《文选》之理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两项：其一，使字；其二，诗法。” “前者指向形象意境，后者偏于形式技巧，我们可以看作是杜甫研习《文选》的着手处”。[9]115-121
钱志熙先生认为这个“理”实际上就是“法”，是指《文选》作品的种种法度。[10]56-68
吴怀东先生则认为诗歌之“理”不同于诗歌之“法”，杜甫所谓诗歌之“法”主要是指诗“佳句”之法，是具体的技巧、方法，还没有涵盖诗歌创作的全部道理；“理”则不仅包括了具体的“法”，而且涉及了更丰富、更重要的内容。一句话，“《文选》理”指的是全面地把握《文选》的诗歌创作规律及其艺术精神，它包括对《文选》词句、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以及各种艺术技巧的学习。[11]67-72
前贤的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文选》之“理”无须解，或不必强解，为虚指而无实指，持这一说的主要有王士祯。一是认为这个“理”字是可解的，这是极大部分论者的观点；但“理”字究竟作何解，又存在异议。具体说来，又有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理”即“法”，指作品的创作法度，具体内容包括字法、句法等。
第二，认为“理”包括“法”而与“法”不可等同，其内涵甚为深广，既包括技巧层面的一切法度，也包涵精神层面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
第三，主要指义理，即作品的主旨，包括思想、情感等作品的内容因素。
这些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均有合理之处，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出杜甫这一著名诗句的丰富内蕴，为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理”字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林英德
摘要：
古往今来的不少研究者，曾对杜甫的“熟精《文选》理”作过不同角度的训解和阐释，其观点虽有合理性，但又难免失之片面。从现代接受美学角度看，“熟精《文选》理”实际表述的是杜甫《文选》接受活动的完整过程，是指作为接受主体的杜甫在特定语境中对作为接受对象的《文选》之阅读、理解和借鉴。因此，对其内蕴亦应从接受对象、接受主体和接受语境等三个层面作综合的解读。
关键词：杜甫；《文选》；《文选》理；接受美学
杜甫在《宗武生日》诗中告诫宗武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并要求他“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正如宋人高似孙所谓：“杜公训儿熟精《选》理；儿岂能熟，公自熟耳。”[1]1
张戒亦云：“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岁寒堂诗话》卷上）”[2]456
可见，“熟精《文选》理”其实是杜甫本人《文选》接受的真实表述和高度概括。但由于杜甫并未就“熟精《文选》理”的涵义作出解说，故历代学者对其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俨然是一桩学说公案。
一
高似孙曾撰《选诗句图》，他在该书《序》中说：“蚤（早）参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袭晋，齐沿宋，凡兹诸人，互相宪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为图诂，略表所以宪述者，法精且秘，悟其杜矣。”[1]1 从“蚤参公法”、“法精且秘”、“六朝句”等用语看，高氏迳用“法”字来解释杜甫所言的《文选》“理”。“理”等同于“法”即“句法”。这是高似孙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解，也是他编撰《选诗句图》的理据和用意。
南宋另一注家赵次公，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公尝曰：‘续儿诵《文选》。’ …………………………………………
作者简介：林英德，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则‘熟精《文选》理’者，所以责望于宗武也。公诗使字多出《文选》，盖亦前作之菁英，为不可遗也。公又曰：‘递相祖述复先谁。’则公之诗法，岂不以有据而后用邪？”[3]515 文中所谓“公诗使字多出《文选》”，“公之诗法，岂不以有据而后用”，可知赵氏理解中的《文选》“理”主要是针对杜诗“使字”和“诗法”而言。这种解释与高似孙的理解大致相近，都强调了一个“法”字。
宋代的不少诗论家也都是从诗法角度来解读杜甫的“熟精《文选》理”。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杜子美诗善用《文选》语，故宗武亦习之不置，所谓‘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又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是也。”[4]505 吴开《优古堂诗话》“身轻一鸟过”条”：“……其后东坡诗：‘如观李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予观张景阳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则知老杜盖取诸此。况杜又有《贶柳少府》诗：‘余生如鸟过。’又云：‘愁窥高鸟过。’景阳之诗，梁氏取以入《选》。杜《赠骥子》诗：‘熟精《文选》理。’ 则其所取，亦自有本矣。”[2]229
明清以来，从句法、诗法角度理解杜甫“熟精《文选》理”者仍不乏其人。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五“杜诗本《选》（一作杜诗本谢）”条：“谢宣远诗‘离会虽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 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2]731 清代杨伦评《渼陂西南台》说：“此诗句法多本谢公，所谓‘熟精《文选》理’者。”[5]78
有趣的是，据《师友诗传录》，在清代，王士祯和他的师友郎廷槐等还就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理解问题，展开了一次小小的讨论。原文较长，为论述之便，不妨抄录如下：
问：“萧《选》一书，唐人奉为鸿宝。杜诗云：‘熟精《文选》理。’请问其理安在？”
阮亭答：“唐人尚‘《文选》学’，李善注《文选》最善，其学本于曹宪，此其昉也。杜诗云云，亦是尔时风气。至韩退之，则风气大变矣，苏子瞻极斥昭明，至以为小儿强作解事，亦风气递嬗使然耳。然‘《文选》学’终不可废，而五言诗尤为正始，尤方圆之规矩也。‘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历友答：“文之有《选》，自萧维摩始也。彼其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艺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赜。义以汇举，事以群分。所谓略其芜秽，撷其精英；事出沈思，义归翰藻。观其自序，思过半矣。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亦约略言之。盖唐人犹有六朝余习，故以《文选》为论衡枕秘，举世咸尚此编，非必如宋人所云理也。”
箫亭答：“夫《文选》一书，数逾千祀，时更七朝。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鞶帨于遥年。虚元流正始之音；气质骋建安之体。长离北度，滕雅咏于圭阴；化马东骞，煽流风于江左。诚中叶之词林；修前辈之笔海也。然而声音之道，莫不有理，阐理敷词，成于意兴。严沧浪云：‘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善读者三复厥词，周知秘旨，目无全牛，心无留义，体各不同，理实一致，采其精华，结成本领。故杨载曰：‘取材于《选》，效法于唐。’马伯庸曰：‘枕藉《骚》《选》，死生李杜。’又昔人曰：‘《文选》烂，秀才半。’皆少陵‘熟精《文选》理’之义也。”（王士祯：《师友诗传录》）[6]128-129
王氏师友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理”字的内涵作了各不相同的解释。阮亭从杜甫《文选》接受的社会语境出发，认为杜甫所云“熟精《文选》理”，只是“尔时风气”，即唐人普遍重《文选》的一种体现；“理”字并不确指，故“不必深求其解”。历友立足于作为接受对象的《文选》，主要从《文选序》所阐明的编撰旨意和选文标准等出发，认为“少陵所云熟精其理者”，只是大略表明杜甫广泛博览前代文章特别是六朝文章精英的心迹。它有别于宋人诗文写作中所追求的“议论”之“理”。萧亭则主要从《文选》接受者的角度，认为“声音之道，莫不有理，阐理敷词，成于意兴”，“善读者”当“采其精华，结成本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氏师友三人的解读颇具我们今天所谓接受美学的意味。同时，三人的角度、观点虽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反对泥于“理”字的实指，特别强调它与宋人所云之“理”的本质区别。这其实是和王士祯力主“神韵”说有关系的。
后来的翁方纲，力主“肌理”说，也试图从杜甫“熟精《文选》理”中汲取理论资源。为此，他专门撰写《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一文，文中写道：
理者，治玉也。字从玉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其在于乐，则条理也。《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且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出于沈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而或仅以藻绘目之，不亦诬乎？自王新城究论唐贤三昧之所以然，学者渐由是得诗之正脉，而未免歧视理与词为二途者，则不善学者之过也。”[7]408-409
翁方纲从“理”字的训诂出发，认为“理”是“本”和“经”二者的结合体，本者“言有物”，经者“言有序”。在他看来，萧统《文选序》的“事出于沈思”即“言有物”，“义归乎翰藻”即“言有序”，前者重“理”，后者偏“词”，“理”与“词”实为一途。据此，他对王士祯以来“歧视理与词为二途”的“不善学者”作了批评，特别强调杜甫对《文选》“沈思”和“翰藻”两方面毫不偏颇的熟精。这就是翁氏对“《文选》理”“理”字的理解，实为其“肌理”说张本。
直到今天，研究者对“熟精《文选》理”的解释仍各执一说。屈守元先生认为“《文选》理”有五层含义：其一，指文学作品必须美丽，即讲求“藻翰”；其二，指“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发展观；其三，指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中“破”的精神，亦即对《文选》的批判地吸收之精神。其四，指对《文选》字的研治。其五，指对《文选》的吟诵。[8]P1-7
韩泉欣先生则基本上接受并认同宋人赵次公的看法，认为“无妨把杜诗所说的《文选》之理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两项：其一，使字；其二，诗法。” “前者指向形象意境，后者偏于形式技巧，我们可以看作是杜甫研习《文选》的着手处”。[9]115-121
钱志熙先生认为这个“理”实际上就是“法”，是指《文选》作品的种种法度。[10]56-68
吴怀东先生则认为诗歌之“理”不同于诗歌之“法”，杜甫所谓诗歌之“法”主要是指诗“佳句”之法，是具体的技巧、方法，还没有涵盖诗歌创作的全部道理；“理”则不仅包括了具体的“法”，而且涉及了更丰富、更重要的内容。一句话，“《文选》理”指的是全面地把握《文选》的诗歌创作规律及其艺术精神，它包括对《文选》词句、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以及各种艺术技巧的学习。[11]67-72
前贤的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文选》之“理”无须解，或不必强解，为虚指而无实指，持这一说的主要有王士祯。一是认为这个“理”字是可解的，这是极大部分论者的观点；但“理”字究竟作何解，又存在异议。具体说来，又有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理”即“法”，指作品的创作法度，具体内容包括字法、句法等。
第二，认为“理”包括“法”而与“法”不可等同，其内涵甚为深广，既包括技巧层面的一切法度，也包涵精神层面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
第三，主要指义理，即作品的主旨，包括思想、情感等作品的内容因素。
这些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均有合理之处，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出杜甫这一著名诗句的丰富内蕴，为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理”字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