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之变，是一场悲剧，至今仍不忍卒读。
这场事变，在史料上记载极少，只有《神宗实录》中有过寥寥几句记载，由于当时尚处于三大征的抗倭援朝时期，朝鲜的史料倒是记载颇多。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在神宗一朝，发生过多次兵变，比如万历十年的杭州兵变，十一年的广东罗定兵变，十三年的四川建武兵变，十五年的浔阳兵变，十六年的甘肃兵变，十七年云南永昌兵变，万历十九年，京营的士兵甚至在长安门闹事，相比之下，万历二十三年这场兵变似乎算不上什么大事。

事变经过
兵变主体是镇守北边重镇蓟镇的南兵，也就是通常被称为戚家军的部队。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蓟镇三协的南兵由于长期欠饷，群情激奋。蓟镇总兵官王保将他们骗到演武场诱杀。

《两朝平攘录》：平壤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
《朝鲜宣祖实录》：建昌营调南兵三千留养，以备倭之缓急。而十月间，以离家日久，钱粮不给，含忿谋作乱。事觉，杀三千三百余口。

就在不久之前，还在朝鲜平倭战场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却被集体屠杀。
被杀的南军人数，各类记载中人数不一，从数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不过从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可以推断出蛛丝马迹。VX关注账号“笑谈华夏史”每天推送历史文章
在前后两次出征朝鲜时，南兵都是给朝鲜军民最好印象的明朝军队。除了作战勇敢，还不扰民，军纪极佳。朝鲜人对吴惟忠所领的南兵，是众口一词的称赞，在入朝明军中口碑最佳，战功卓著，这是一支功勋部队，统兵的将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称为“南兵三营将”。
蓟镇南兵即是吴惟忠部所统的征倭浙兵，出征后有所损失，仍然补满兵员，共计3700多人。
到了兵变发生过后的两年，第二次抗倭援朝开始，兵部仍然调派吴惟忠统领南兵入朝抗战，但这时南兵的数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减员将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凑足人数。如果对照这个数字来推算，在兵变中被杀的南军人数应当在1700-2000人之间。

表面原因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赏结聚”“挟增月饷”，就是说索要欠饷，聚众闹事。
明朝中期的军饷，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两。但是东征援朝是出国作战，有所不同。VX关注账号“笑谈华夏史”每天推送历史文章
当时经略军务的宋应昌将南军的军饷提高了一倍，达到了一年43两左右。宋应昌在职的时候，都是按此标准执行，问题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前被解职，截止被解职时，军饷并未全部按期发放，这成为了隐患。
南兵闹事的原因，并非全部是军饷，还有第一次入朝作战时该得的赏金，大家都是提着脑袋拼命去的，仗打赢了，事先答应的赏金却迟迟没有，这当然让人寒心。
宋英昌优待入朝士兵，这是好的，能提高士气，激发战斗力。但他离职时没有做好善后，宋英昌自己也在给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书信中说：平壤首级大功未赏，各军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深层原因
不过如果再往深层次探究，这就反映出明朝军队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军事，从起初的军户制到随后的募兵制，发展到万历晚期，已经运行得越来越艰难，从根源上，又与财政息息相关。仰赖张居正改革十年间，国库得以充实，不过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没有恢复。
“皇帝不差饿兵”这个说法，估计深居皇宫的万历没有听说过，崇祯应该也没有听说过，正是他们不断的差“饿兵”，“饿兵”都变成了“贼兵”，最后，大明终于亡于“饿兵”手里。
蓟镇之变，其实可以看做是对万历，对明帝国的一个警告。身为九边重镇之首的蓟镇出了这样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这样继续下去，大明帝国很危险！
可惜，万历和群臣选择性忽略了。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蓟镇总兵王保，事后受到了什么追究？
什么都没有，王保随后替代董一元镇守辽东，卒于任上，死后赠左都督。
南兵将士们半年前刚刚为国家远征归来，在异国土地上扬名立万，在战争中奋勇当先。可是，这些军人，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日军枪林弹雨，却在驻地被自己长官诱杀。国家就是这么对待功臣的？这是人干的事吗？VX关注账号“笑谈华夏史”每天推送历史文章
蓟镇之变后，戚继光花费十六年，苦心积虑构筑的防线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后，皇太极指挥清军长驱直入，大明的北边各重镇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它们仿佛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边墙。
这是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过49年，明朝灭亡。

忠于职守，勇于陷阵的人诸如卢象生、孙传庭之流或是战死或是被排挤陷害，国家剩下的都是左良玉、花马六、贺疯子之类听调不听宣的兵痞军阀，想不亡也难！

腐朽的封建专制，儒家士大夫忙着贪污争权，皇家子弟坐吃空饷，为国家流血的英雄却被屠杀，不亡没天理

没补给，再强的军队也得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