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苏洵《辨奸论》
可对“书生杀人笔”有所体会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白话注解: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
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
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
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
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