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集团父系基因的推证的过程很简单：属于怀姓九宗的倗国是Q-M120，怀姓九宗是鬼方的后裔（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著名观点），而代表鬼方遗存的李家崖文化是石峁文化的后继文化。因此，石峁集团最有可能是Q-M120。证毕！

这是从下游（倗国和怀姓九宗）上推石峁集团的父系基因，从上游100%Q系古DNA的乌斯特-别拉雅文化和68.75%Q系古DNA的奥库涅夫文化（此文化与石峁文化具备惊人的相似性），也可以下推石峁文化是Q系。这真可谓是殊途同归，条条大道通罗马！

李旻教授绘制的龙山时代三个互动圈示意图

石峁文化的起源和扩张示意图
如果说乌斯特-别拉雅文化处于北亚互动圈诸文化的源头，那么，石峁文化也可以说处于诸戎狄族群的源头。考虑到Q系人群在Ust'-Belaya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和倗国中的核心地位，汉族男性中龙山时期（4500~4000年前）爆发最成功的超级父系Q1a1-F1626不仅代表Q系建立起了北亚互动圈与史前中国互动圈之间的联系，他也应在石峁文化中成就了父系基因的奠基者效应。

以上截图仍然出自张海的硕士论文《怀姓九宗研究》，该论文乃国内外罕见的媿姓贵族专论，为怀姓九宗研究的扛鼎之作，果然是名师（沈长云先生）出高徒！张海认为，媿姓贵族在周代是较高等的异姓贵族，为姬姓封国的重要统治支柱和周人的联合力量。如果没有怀姓九宗这一群体，晋国就不可能在今山西南部地区立足。
汉唐间的学者，多吧鬼方解释为远方或北方之国。这是我的“名言”“生活不止眼前的分子人类学，还有诗与鬼方”的由来。

以上这个李家崖古城址陶文，陕西考古研究院吕智荣先生在其1987年发表于《文博》杂志上的论文《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陶文考释》中，将其释读为鬼方的“鬼”字，这是李家崖文化被公认是鬼方文化的缘由。该论文链接：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c2f1afb362c2fded601286fe3bc6f75a318947a18e7f9386.html。当然，鬼方的“鬼”字不同于我们所认识的鬼神的“鬼”字，上古时期，此两字的写法、含义和读音可能都是不同的。吕智荣先生在《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陶文考释》和张海在《怀姓九宗研究》中，均有论述。
近年，吕智荣先生在《榆林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中，又发表了《从石峁到李家崖》一文，也认为鬼方部族和古狄人是黄帝后裔。该论文链接和摘要请见本贴吧新主贴：https://tieba.baidu.com/p/7583157864

最新公布的吉林大学杨宣的硕士论文《晋南地区横水西周墓地古代人群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倗国的父系基因被发现与赵宋皇室一样位于Q1a1-F1827下游。以上这棵Q1a1-M120的系统分化树最初应是Wei博士制作的，树上ID为YF19275是我本人。倗国竟然不是我猜测的F5088，让我稍稍有些意外。这次倗国的父系古DNA应该没有高通，高通以后或许还有变数，不过倗国是F1626是确定了。辛梅里安人cim358在M120分化树上的位置标注得可能也不对，当时Wei博士猜测辛梅里安人可能是PH5117，但现在国外公布是F4528。Wei博士将F1626的共祖时间画在了5.0kya的刻度上，可能有些偏早，应在5000~4000年之间。

1915年，王国维写了《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距今逾百年。今日重读此文，颇有些感慨。王国维认为，我国古代有一强悍的外族，西起汧水、陇山，东边到太行、常山。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见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接着，王国维又做了音韵学角度的考证，认为“鬼方、昆夷、薰育、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自音韵学上证之有余矣。”
深究王国维此文的一些细节，仍有很多硬伤。戎狄和匈奴在文化、语言上甚至父系基因上都存在同源关系可以一论的，但两者并也不能简单划等号。匈奴是战国以后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与戎狄不同，戎狄非匈奴已是多数现代历史学家的共识，但王国维却还停留在将他们混为一谈的地步。王国维在此文中又说“春秋诸狄皆为隗姓是也”，这个论断似亦有差池。《潜夫论 · 志氏姓》中说“隗姓赤狄、姮姓白狄，此皆大吉之姓”，这说明至少白狄是不姓隗的。玁狁、戎狄与鬼方存在同族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但鬼方并不完全等同于玁狁，而是出自玁狁。这就好比说苹果是水果，但并不能因此说水果都是苹果一样。用王国维的话说，我Q-M120为上古中国“一强梁外族”是无误的，他在此文中做了洋洋大篇的音韵学考证，却没看出“玁狁(xiǎn yǔn)”与“轩辕(南方音xiān yuán)”这个明显的同音异写现象。郭沫若、田昌五、沈长云等先生则从《山海经》、《史记》、《潜夫论》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中，看出了黄帝是北方古戎狄族的祖先，属于“迁徙无常处”的北方游牧部落。徐江伟老师更是独具慧眼，他说“先秦古籍中匈奴被记作‘猃狁’（xian yu），’轩辕’与‘猃狁’读音相同，其实是同一个族名的异写，原来黄帝与匈奴是完全的同类！”
王国维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成就极高，比如说，我就非常喜欢他的《人间词话》和《人间词》，钦佩有加，他作的词更冠绝有清，不输宋人。然而，他毕竟是旧时代的清末文人，他的史学观点仍然带有浓厚的中原中心论色彩。“五四”以降，接受西方史学和考古学影响的现代学者，如郭沫若、田昌五、沈长云、林梅村、魏坚、周及徐、易华、唐善纯、郭物等诸先生，不再拘泥于中原中心论，不以华夷之辩为藩篱，能从唯物史观出发更正确地看待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值得赞赏的。他们的观点超越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古代旧文人，代表了学术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6天前，“商务印书馆”官方账号发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一文，推介该馆出版的李济先生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安阳》，链接地址：https://news.sohu.com/a/764545360_228930。文中引用了李济先生的两段有代表性的名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我对商务印书馆《“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一文给出的1925年清华国学院部分教师的合影中四大导师的尊卑座次也颇有兴致，其中似有讲究。前排中间两位为主座，地位最高，中国古代以右为尊，左为卑。因此，前排四人的地位排序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格、赵元任、李济被聘为导师，号称“五大导师”。其中，李济最年轻，受聘时年龄不足二十九岁，座次在前排最卑符合常理。当然，地位更低的是后面三位站立的助教。看来，这次合影陈寅格没有参加。
按理说，王国维在文学、美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水平和成就都是超过梁启超的。但梁启超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人之一，仅次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干将，个人声望和影响力大大超过王国维，他在合影中坐在首位是情理之中的。

在此合影的十年前（1915年），王国维写了《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开篇即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将我Q-M120视为外族。
《鬼方昆夷玁狁考》发表38年后的1953年2月28日深夜12时，李济先生在台北的寓所中写下了以下这段话：
“ ……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己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史，有时虽也免不了‘卤莽灭裂‘，但究竟是‘旁观者清’，常能把我们自己认不出的问题，看得清楚些。……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王国维将我Q-M120视为强梁外族，李济却说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他们在看待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北方草原民族的亲疏态度上迥然有别。王国维生于1877年，李济生于1896年，前者比后者长19岁，差不多相差一个辈分。王国维虽然也追求新学，但前清秀才出身且充任过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他旧学的功底和观念仍根深蒂固。1923年，李济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对新学和西方现代学术观念的理解和消化上，王国维显然不及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