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易刀卜在新浪博客发表了《从新型冠状病毒谈到对游牧民族的偏见》，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1867b67f3010311xc.html。今将此文转载如下。）
最近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势凶猛，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专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某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这让民众不禁回想起17年前的SARS疫情，当年的SARS病毒也被认为是从售卖的果子狸传播而来。
中科院某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队曾在学术期刊上发文称，在云南发现一群SARS样冠状病毒的中华菊头蝠，通过测序继续比对，发现该SARS样冠状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具有高度同源性。前不久，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传染病学专家通过基因排序比较发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与之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的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相似度为88%。由此可见，这些类SARS冠状病毒的源头是蝙蝠，售卖的野生动物只是中间宿主。这些不常见的蝙蝠远离人类，如果不存在野生动物的买卖活动，冠状病毒也不会轻易传播到人类身上。因此，爱吃野味的习俗终究成了众矢之的。
野生动物生活在远离人类的丛林中，不如家畜饲养的环境卫生，更没有检验检疫措施，很容易携带诸如狂犬病、鼠疫、结核病和炭疽等致命病毒。然而，这仍然阻止不了中国人爱食野味的风尚，甚至民间还存在以野味为尊的价值观。在全国不同地域中，广东人尚野味之俗是名闻遐迩的。在广东人的特殊食材中，蛇、龙虱和果子狸都是上等佳肴，而2003年非典事件的源头也正是在广东。
国人爱食野味由来已久。上古时期的黑齿国就有吃蛇的习俗，《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2008年，汉长安城墙西南角遗址出土有动物骨骼，可能是人们吃剩的骨头，陕西省考古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其进行了鉴定。其中有黄鼠和草兔，说明守城士兵除了家畜，也捕食野生动物作为肉食补充。《淮南子》中有“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而弃之无用。”可见越人以蛇肉为佳肴古已有之，但中原人是不吃的。据说，早在唐代，果子狸就已出现在宰相的宴席上，到清代更是成了公认的美食。华北地区的百姓至今也有喜食蚕蛹、蝗虫和知了的习俗。
中国人为何一直难改喜食野味之风？吃野味的习俗遗存至今，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古代生产力低下，灾荒年景难以应对，自然需要通过捕食野物充饥。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为农耕民族的中国人，农业的发展虽然有利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但相对欧亚大陆的一些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畜牧养殖业往往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汉族百姓在历史上各阶段肉食摄入量都是不足的，不得不借助野物补充蛋白质和脂肪。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纬度最靠南的广东人最爱吃各种稀奇古怪的野味，而北方人相对零星吃一些昆虫类的野物打点牙祭？因为畜牧业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北陇山以西地区，而北方的畜牧业整体也比南方更发达。当然，南方温暖的气候使得病毒和细菌可以安然过冬，也加剧了类似疫情在南方的爆发。为什么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而中国人吃？因为富含蛋白质的动物内脏对农耕民族也是弥足珍贵的。可以说，由于古代农耕民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不够，喜食野味的习俗或许是保留在现代中国人中的一个历史印记。
相对上万年前出现的农业，畜牧游牧业出现得很晚。作为400毫米等雨线以北狩猎采集业的替代者，畜牧游牧业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原地区的农耕人群一向视牧业人群为落后野蛮之民族，其实不尽然，这实在是个严重的偏见。
即便从食物营养和均衡的角度看，牧业人群也是往往优于农耕民族的。我国上古农人日常所摄取的食物主要是黍、粟和大米等，这些粮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而蔬菜是维生素补充的主要来源。作为热量和维生素的提供者，它们虽可果腹但却鲜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牧人却不同了，他们的食物中从来不缺乏牛羊肉、牛奶、羊奶和各种奶制品，他们也通过交换获得一些面粉、茶叶作为补充，可见他们的食物不仅营养价值更高也更均衡。如果是半农半牧的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等，他们也种植青稞和小麦，食物的结构就更合理了。牧人们的羊毛纺织物也比农人们的麻布和丝绸更保暖，而轻便保暖的棉花传入中原地区要到宋末元初时期。被认为与黄帝部族有关的陕北神木市石峁遗址发掘出49万头绵羊、很多山羊、牛和猪的骸骨，也有粟和黍等农作物。纺织物中不仅有麻布和丝绸，纺轮上还遗有羊毛。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先生认为，石峁先民来自游牧民族。显然，石峁先民过着物阜食丰的优裕生活，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人。
很多学者认为，即便是相对更早更落后的狩猎采集生业，农业革命也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狩猎采集时代，先民们不仅可以从猎物中摄取蛋白质类的肉食，而且也能从野果中获得多种维生素等营养，他们的食物结构更均衡合理。进入农业时代后，农人们的食物变得非常单一，主要是用于提供热量的淀粉类粮食，肉食大大减少，水果更是成了奢侈品。更为沮丧的是，农人们的劳动强度也大大高过狩猎采集人群了，他们辛辛苦苦在田地里劳作一年，也仅仅只是解决了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而已。那又何苦从狩猎采集转而从事农业呢？学者们认为，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像狩猎采集活动这种单位面积的低热量产出方式了。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一、将人口迁徙到人口密度更小甚至无人的地区，从而降低本地区的人口密度，以适应土地的承载能力；二、通过技术革命，提高单位面积的热量产出。前者是古代人群迁徙的主要动力，对于安土重迁的人们来说，后者则是农业革命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常常发生家族和部落间土地争夺战的上古时代，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战胜概率，而农业天然具备比狩猎采集更高的繁衍能力。因此，农业革命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就变得是可以忍受的问题了。
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墓地发掘出了很多古芮国人的遗骨，他们的寿命普遍不长，大多在30到40多岁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通过病理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们发现古芮国人普遍存在几种疾病，如骨刺、贫血、龋齿等。有的还患有严重的牙周炎，年纪不大牙齿就全部脱落了，这种情况在现代人中要到七八十岁才会发生。骨刺的大量出现可能与古芮国人的生产劳作有关，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经常性地下蹲和弯腰都是他们过早出现骨刺的原因。而贫血和龋齿的大量出现则可能与他们的食物结构有关。通过人骨的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推测，西周时期古芮国人的食性以植物类为主，如小米、黍、薯等，肉吃得比较少。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食的农业民族，由于淀粉转化成糖分，龋齿的发病率普遍很高。相反的是，在新疆巴里坤地区的游牧民族标本中，几乎见不到龋齿。而半农半牧的甘肃临潭齐家文化人群，龋齿的发病率也非常低。由于生产力低下和资源匮乏，加上食物结构单一，导致古芮国人普遍营养不良而患上各种疾病，他们中的大多数因此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那种认为农耕民族必定优于游牧民族的观点是靠不住的，没有哪一种文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总是最先进的，往往是有利又有弊。易华先生认为：“黄河与长江流域文化都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草原游牧文化后来居上，两者结合才形成了中国文化。”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中国的青铜文明很可能是伴随着北方游牧业的兴起而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