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年间，诸位皇子之间的夺位斗争是最激烈的，虽然，最终雍正继承了皇位，但是，后世对于雍正这个皇位的来源也是有着很多的疑问。可是，不管怎样，雍正的勤政，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你知道么雍正曾两次提出“让位”吗？
第一次，是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诸位王公大臣参加了由雍正主持的一次特殊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一个特别的议题——让位。针对雍正登基以来，对于众多的造谣和中伤，雍正直接提出：“各位大臣，如果有谁认为八阿哥比我更适合当皇帝，更能管理好清朝，就直接对我说，我马上让位。”
第二次，则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因为，康熙皇帝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崩逝于畅春园的，恰好这个时候是康熙去世两周年的忌日，雍正皇帝同样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朕曾降旨，廉亲王心既不服，便当令其代理政事。”此时廉亲王，位居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首，此处的“代理政事”，即：代行皇帝职责。
那么，雍正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应呢？这恐怕还要从雍正继位开始说起。

众所周知，在雍正继承皇位之后，不仅自己的兄弟们不服，就是许多的王公大臣都持有异议，甚至，在处理朝廷政务的时候遇到很大的阻碍。现在，雍正推出那个曾经与自己一起争夺皇位的八阿哥，就是为了转移朝廷大臣们的注意力。
实则是说：自己继位以来，所有的问题都是八阿哥故意给他制造的。并且，在此后的几个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八阿哥的控制，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和隆科多，在相互配合之下传宣谕旨。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的是：雍正继位以来，八阿哥允禩对雍正处理政务是百般的阻挠，并在背后暗中操作。以前八阿哥所犯的罪过，雍正都赦免了，就连一分钱也没有处罚过。
总而言之，就是说：现在的许多大臣，都被八阿哥影响了，但是，八阿哥却没有任何的悔改之意。这次，雍正不仅公开警告八阿哥和一些大臣，甚至，还试探与自己关系十分密切的年羹尧的想法和立场。可以说，雍正就这样一步步地消磨着自己的这个八弟，一点点让八阿哥自己瓦解自己的心理防线，从而，彻底放弃政治反击的各种可能。

没过多久，雍正就开始行动了，他先拿裕亲王的儿子开刀，罪名是：“裕亲王的儿子与八阿哥走的很近，却忘记了君臣之间的区别”，被革职查办，又下了一道谕旨：“凡是亲王以下的大臣，有与八阿哥走的很近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一定会受到重罚，没有任何的情面可讲。”
除此之外，雍正还告诫群臣，说：“自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四阿哥了，现在是统治清朝的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
由此可见，雍正在众人眼里，是缺乏最基本权威的。
雍正在巩固朝局的时候，不仅用了非常成熟的手段，还用了高人一等的情商。在笼络群臣的时候，表现的是非常的亲密，这在雍正给年羹尧与隆科多的批示中就可以看到。雍正说年羹尧对国对自己都非常忠心，而且是自己的恩人。又说隆科多是先祖皇帝的忠臣，是自己的功臣，国家的良臣，甚至，还说他们两人都是朝庭的栋梁。
由此可见，雍正的心机是非常深的，他一度让两人紧密合作，在关键时刻为雍正撑起了清朝的大局，成为雍正的左臂右手。从此之后，雍正就加大力度整治八阿哥集团的势力，采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战略，最终，导致有些人被罢官，有些人被派去守陵，有些人失去了权力。

其实，雍正这一切的举措，八阿哥早就想到了。
话说，在雍正继位的时候，八阿哥就对自己身边的人说：“皇上今天对咱们施以恩惠，怎么能知道以后不会找咱们麻烦呢？”又说：“现在对咱们的恩惠，是万万不能相信的”，八阿哥对雍正的这种猜测和警惕，对于八阿哥来说，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雍正不仅在行动上开始治理八阿哥一党，甚至，在思想上也开始了洗脑。
雍正自己亲自写的《朋党论》，他要求大臣们认真阅读，详细的参悟领会。由此可见，雍正想从思想上彻底解决八阿哥一党的问题。
雍正四年的时候，他发出了上谕，一口气历数允禩的长文罪状，把八阿哥的问题上升到爱新觉罗家族，以及父皇的高度。雍正觉得八阿哥有愧于祖辈，并决定开除八阿哥的宗籍，逐出宗室进行圈禁。在处理完八阿哥之后，雍正最大的隐患也算是全部清除了。
八阿哥被圈禁之后，他知道自己的弟弟允瑭已经死了，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于是，就给看守的人李绂说给自己留为全尸，几个月后，八阿哥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就这样，康熙以来最大的兄弟斗争就彻底结束了。

有后人评价雍正是一位有心机的皇帝，这一点可以从他死后的遗诏中看出。虽然表面上这首遗诏只是交待了皇位的继承和后续辅佐皇帝的官员，但实际上里面暗藏了很多玄机。因此，可以说雍正的心机非常深厚，为了弘历可以顺利继位，坐稳江山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的“一条鞭法”，并废除了所有的杂税。顺治初期，清朝无法掌握全国的土地和人口数据，于是就按照万历年间的数据来征收。为了得到民心，顺治皇帝还多次减免赋税，推动了经济的恢复。
1661年，全国的战乱基本结束，顺治皇帝进行了第二次丁口普查，得出全国有丁2107万，按照一丁五口计算，全国人口恢复到了1亿左右。

二，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顺治年间，全国税收制度继承于明朝的“一条鞭法”，使得各地的税收标准还未实现统一，丁银的征收较为混乱。朝廷规定“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也就是16岁到60岁的男子为丁，需要缴纳丁银。但是每丁具体征收多少由地方决定。
为了使得征收丁银有数据可依，清朝从1651年开始进行人丁统计，并进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丁不实的现象司空见惯。许多地主、乡绅以及官吏刻意隐瞒人丁，以减少丁税。而有的人因为丁税太重，只能逃亡，于是地方官府就将所有丁税摊派于未逃亡之人，加重了社会的矛盾。
康熙上台后，大规模鼓励开荒，使得全国的人均土地出现了罕见的上升现象。耕地面积增加，也就使得土地税得以增加。在康熙中期，国库积存超过了4000万两，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土地税收入。和土地税相反，人丁税则难以征收。
根据统计，康熙后期的人口达到了1.5亿，丁口应该在4600万左右。但是清朝统计的丁口却只有2576万，可见当时逃避、隐匿的人口很多。
康熙帝考虑到人丁税的征收引发了农民的逃亡，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于是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项政策于1712年正式推行，具体措施就是以1712年的丁口数据为依据征收丁税，以后增加的人丁一律不收税。
1712年，清朝统计的丁口为2462万，总的丁税为335万两。按照这个数据来征收，已经达到了历史人头税的新低点了。以明朝万历年间为例，当时全国人口大约为1.6亿，统计的户籍人口为6000多万，也就是明朝需要缴纳丁税的人口是清朝的2倍多，明朝的地主和官僚具有优免税收的特权，因此百姓的负担很重。

三，“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
将人丁税固定下来并不能解决丁税不均的问题，因为之前各地丁税标准不同，另外每家每户的人丁都会出现变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廷规定“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丁顶补。”也就是如果人丁不足，可以找其他家多的来“顶补”，如此能多少调节平均一些。
然而，缙绅与官吏就会利用这个规定来钻空子，以“顶补”的名义，将缙绅的丁银“顶补”到平民头上，使得平民的负担加大。到康熙末年，就开始在广东省份试行“摊丁入亩”。
1723年，雍正继位，直隶巡抚李维钧请示“直属丁银请摊入田粮”。第二年，雍正帝就在河北推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为“地丁合一”，也就是将丁税摊入土地税，“将丁银随地起征，每地赋一两，摊人丁银二钱二厘，嗣后直省一体仿行。”到了乾隆时期，“摊丁入亩”就已经普及了。
“摊丁入亩”，实质就是废除了人头税，只收取土地税。“摊丁入亩”的推行，标志着中国从唐朝以来的税收变革最终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摊丁入亩，田多者多纳税，田少者少纳税，使得明朝以来对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特权被取消，减轻了普通人民负担，使得社会更加公平，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由于雍正皇帝全面推行“摊丁入亩”破坏了地主的利益，许多缙绅文人就利用文章小说来抹黑雍正，所以雍正在小说、电影中的形象都是心狠手辣的。
其次，地丁合一后，使得统计人口的意义就下降了，于是取消了丁口编审，减轻了国家对人们的人身束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不征收人口税，彻底解放了社会的生育压力，推动了人口的增长。与此同时，百姓也不会刻意隐匿人口了，使得官方统计的人口数据和实际数据越来越接近。
第三，使得税收公开，简化了征收手续，使得地方官僚无法增派税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也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
但“摊丁入亩”毕竟属于古代社会的税收政策，它具有诸多的局限性。首先，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而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其次，“摊丁入亩”无法彻底禁止地方官僚增派税收，到清朝后期，各种增派税收的事件又出现了。第三，“摊丁入亩”无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地主也会将增加的赋税转嫁给佃农，使得普通百姓的压力依然很大。

就因为雍四爷是九子夺嫡中的胜出者呗

无稽之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