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五种兵士类别，有四种与东汉将军号有关，即骠骑、伏波、扬武、武威。但如所周知，东汉时期讨伐将军只是临时设置，并无专兵之权。伏波、扬武、武威三将军只存在于东汉初期，和帝时期并未设置。[13]这里为何会出现以上述将军号命名的「士」？令人费解。有意思的是，伏波、扬武、武威三将军号竟然与建武二十三至二十五年（47-49）讨伐武陵蛮的将领对应。《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
---------------
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击之，……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
---------------
这几次武陵蛮讨伐先后由三位将军统领，其中刘尚的将军号是武威将军，马援的将军号是伏波将军，正好对应。另据《后汉书》卷二二〈马成传〉可知，马成在建武四年以后曾长期任扬武将军。[15]这种对应关系显然并非巧合。

以统兵将领的将军号指称其军营之兵，东汉多有其例。《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建武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李贤注：「征南将军岑彭、积弩将军傅俊屯津乡，以拒公孙述。」征南营、积弩营均以将军号指称。同书卷八七〈西羌传〉：「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所谓征西营兵，指阳嘉五年（136）征西将军马贤「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同书卷九O〈乌桓传〉记阳嘉中「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度辽营指度辽将军营。这种以「将军号省称+营（兵）」的指称方式，提示了一个思路：所谓伏波士、扬武士、武威士，会不会来自于三位将军所率讨伐武陵蛮的营兵呢？[16]
凑巧的是，最近刚刚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有一枚编号为J1③：325-1-140的木牍，为上述思路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木牍记载了永元十五年（103）「武陵大守伏波营军守司马」朱郢在临湘转运军粮之事，[]可知武陵太守领有「伏波营」。结合10号封检推断，武陵太守领有的应当不止「伏波营」，至少还有「扬武营」和「武威营」。

这些屯营的由来，显然与建武二十三至二十五年的伐蛮行动有关。据上引〈南蛮传〉，武威将军刘尚所率是「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即武陵等三郡郡兵。伏波将军马援所率是「十二郡募士及刑四万余人」。[17]马成所率兵力则不详，他受命伐蛮之前担任中山太守之职，领有北境屯兵，[18]但抽调北境屯兵长驱南下，需费时日，而且从北境战略防御来说，也似乎并不妥当。《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称：
--------------------------------------------
后为谒者。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会伏波将军马援至，诏因令均监军，与诸将俱进，贼拒阸不得前。
--------------------------------------------
本条注引《前书音义》：「擢选精勇，闻命奔走，谓之奔命。」可知宋均是在刘尚陷入困境时，以谒者身份受诏紧急调发江夏郡兵前往救援。此前刘尚所率郡兵未包括江夏，故危急之时首先调发邻近的江夏郡兵。但单凭江夏郡兵，力量显然不足。因此，应该还有与江夏奔命同时被调发的其他郡兵。马成所指挥的或许就是这次调发的军队。他本人无功而返，这批军队则仍留在当地，后与马援合军。换言之，第三次伐蛮的军队中，可能包括了刘尚武威营残部、马成短期统率过的扬武营兵和马援的伏波营兵。[19]

建武二十三至二十五年武陵蛮讨伐期间，骠骑将军是以「行大司马事」统领全国军务的刘隆。[20]他并未统兵至武陵伐蛮，其将军号出现在10号封检中，令人费解。[21]同样费解的还有雁门士。东汉未见雁门将军号，这里的雁门当指雁门郡。雁门是防御匈奴的边郡，驻有屯兵。[22]马援所率的「十二郡募士及（*）刑」中，也许有来自雁门的兵士。但即便如此，为何仅有「雁门士」单列，仍难以解释。
一种可能是，10号封检中的兵士并非充县的驻屯兵力。《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国刑输作军营」，10号封检的时间是永元元年十二月廿日，或许封检所列正是充县据诏书输作军营的「（*）刑」。这样的话，骠骑士、雁门士就可以理解为输作骠骑将军营、雁门军营的「（*）刑士」。[23]不过，封检中的兵士人数有三百七十三人，充县是否有如此之多的「（*）刑」，令人生疑。另一种可能是，封检内容与这次「令郡国刑输作军营」无关，而只是充县户口中有兵士身份者的统计。作为参考，郴州出土西晋简中就有「口一威远士」、「口九十七南戍武吏」等统计内容。[24]

尽管还有不少疑问，但10号封检中的伏波、扬武、武威三营号，与建武二十三至二十五年讨伐武陵蛮的军事行动有关，是可以确认的。值得注意的是，充县在这几次伐蛮中处于很重要的位置。《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载：
------------------------------------------------------------------------------------
初，军次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崄（同“险”），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搤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
------------------------------------------------------------------------------------
马援进军讨伐的武陵蛮，在这里被称作「充贼」。此外，马援所率四中郎将之一的耿舒，在写给其兄的信中也提到，他的军事意见是「当先击充」。[25]据此可知，相单程之乱虽然波及范围很大，其策源地和核心区却正是位于澧水上游的充县。[26]实际上，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充县仍一直是武陵蛮动乱的核心地区，如建初三年（78）漊中蛮叛，次年「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元初二年（115）澧中蛮叛，「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所谓「充中诸种」，即充县蛮人种落之意，其中就包括「五里蛮」。

马援统率的第三次武陵蛮讨伐行动，最终以和谈结束。由于马援病死，军士亦「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面临困境。《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
--------------------------------------------
（均）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
--------------------------------------------
这是〈后汉书·南蛮传〉所谓「群蛮遂平」的由来。[27]实际结局是精夫相单程为部下所杀，蛮众散归「本郡」，责任归于相单程，从者并未问责。这种有失颜面的「和谈」，已然令光武帝极感满意。不过，宋均的方案并未真正解决武陵蛮的威胁。蛮众虽然散去，重新集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严助描述秦朝派尉屠睢「击越」情形说：「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引]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28]为了防备武陵蛮再起，建立屯戍体系，是很必要的举措。〈后汉书·南蛮传〉记建初五年武陵郡兵击败溇中蛮覃儿健之乱后：「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29]虽然还不清楚这里提到的「武陵屯兵」设置于何时，但结合〈宋均传〉的记载来看，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建初五年以前，武陵郡应当一直有防御武陵蛮的屯兵存在。

古人堤10号封检中的兵士统计，距建初五年「罢武陵屯兵」不足十年。伏波、扬武、武威三营号，依然可见建武二十三至二十五年武陵蛮讨伐的痕迹。这些屯营的主要任务，当然是控御曾给东汉官府带来极大麻烦的武陵蛮。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武陵屯营的屯防体系和空间构成如何？充县在东汉控御武陵蛮的军事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伏波、扬武、武威三营号为何四五十年后仍存在于武陵？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东汉充县治所的位置，以及出土封检的古人堤遗址的性质。

[16] 图版、释文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文物》2013.6:15、22。[17]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页843。
[18] 《后汉书》卷二二〈马成传〉，页778-779。
[19] 这里有一个疑问，据《后汉书》卷二二〈马成传〉，他在受命伐武陵蛮之前「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已不再任扬武将军。〈南蛮传〉记其伐蛮时的官号为中山太守，未提及将军号，正与本传记载相符。为何扬武将军号仍与伏波将军号、武威将军号一起出现在10号封检中？令人颇感困惑。或许是由于马成此前长期任扬武将军，习惯上仍以旧军号相称。

[20] 《后汉书》，卷二二，〈刘隆传〉，页781。刘隆任南郡太守多年，曾作为马援副手讨伐交趾。
[22] 《后汉书》，卷二二，〈杜茂传〉，页776。关于东汉时期的雁门郡，参看饭田祥子，〈关于东汉边郡统治的一个考察——以放弃和重建为线索〉（张学锋译），《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120-121。
[23] 关于「（*）刑士」，参看陈直，〈西汉屯戍研究〉，《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7-14。
[24] 释文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集（长沙：岳麓书社，2009），页100。
[25]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页844。《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八，〈光武皇帝纪〉建武二十六年条记此事，「击充」作「击充中贼」（页146），「充中」即「充县」之意，参看下文讨论。
[26] 参看张雄，〈汉魏以来「武陵五溪蛮」的活动地域及民族成分述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1:27-28。土家族传说和一些较晚的志书中，称相单程出生于桑植县内澧水南源的上峒。其地直至清代仍是蛮人聚居之区，《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七七〈湖广三·澧州〉「桑植峒」条：「在司境。志云：司自上、下峒以外所辖凡十八洞，……皆苗、獠出没处。」页3648。

[27] 为何武陵蛮在并非失败的情况接受纳降？有些费解。〈南蛮传〉称其「饥困乞降」，推想起来，可能是经过持续讨伐后，一方「饥困」，一方「多温湿疾病」，均不愿再战，达成了「和谈」共识。
[28]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四上，〈严助传〉，页2783-2784。
[29]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页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