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区地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书不仅较为全面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引入了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使得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我们知道，《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在研究汉代政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东汉政区地理》一书在处理东汉始建之时的政区问题时，几乎全部都是追溯到《汉志》这一断面之上。诚然，新莽末年，不论是更始政&，还是刘秀政&，都是以复汉为己任，天然地具有恢复汉代制度的一面[①]，其中，也包括恢复汉代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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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志》反映的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九月的郡国县邑名目[②]，而至始建国元年新莽代汉，西汉正式灭亡，中间相差有年，这一时期的郡县变迁一直在延续不断。由此则提出一个问题，即东汉始建之时，继承的是元延三年九月的《汉志》断限，还是西汉灭亡之时的行政区划？由于《东汉政区地理》一书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笔者在此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关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东汉始建之时承袭的政区断限
《汉书·王子侯表》载，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楚思王子誉为梧安侯，八年免[③]。《后汉书·马严传》注引《东观记》云：
（马）余卒时，严七岁，依姊婿父九江连率平阿侯王述。明年，母复终，会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孙右扶风曹贡为梧安侯相，迎严归，养视之。至四年，叔父援从车驾东征，过梧安，乃将严兄弟西。严年十三至洛阳，留寄郎朱仲孙舍，大奴步护视之也[④]。
据此可知，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仍然存在梧安侯国，只是由于《汉志》和《续汉书·郡国志》（以下简称《续汉志》）俱无梧安[⑤]，因而导致了这一县邑的湮没无闻，若不是《东观汉记》的记载，我们也很难看到这一珍贵的资料。历来研究汉代政区的基本都没有征引这条资料，其实，《东观汉记》所记载的梧安侯国，不仅印证了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复封宗室列侯诏书的可信性[⑥]，同时，由于梧安侯国为平帝元始元年（1年）所置，因而这一记载也侧面向我们传达了光武帝继承平帝时期行政区划的讯息。
除了上述梧安侯国的直接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两汉郡国县邑的变迁关系之中发现更多的例证。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殷绍嘉侯孔何齐，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二月封，后六月进爵为公，平帝元始二年（2年）更为宋公[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29年）二月，“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建武十三年（37年）二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 [⑧]。光武帝的这一举措，愈发可以证实东汉始建之时，光武帝在恢复汉代政区之时，应当遵循了平帝时期的制度。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高安侯董贤，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八月封，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坐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免，自杀；表注朱扶[⑨]。此处的朱扶与高安，向来无考，如清人全祖望即认为：“高安，本表曰朱扶，胡三省曰朱扶无可考。”[⑩]因而高安侯国的地望也无有确知，东汉刑徒砖文载：“永元四年九月十四日，无任陈留高安髡钳朱敬墓志。”[11]据此条砖文的记载可知，高安应属陈留郡，至和帝永元四年（92年）时犹存[12]。这一记载也表明朱扶县在西汉末年新置，为陈留郡的属县，并延续至东汉初期。
《汉书·王子侯表》记载，金乡侯不害，东平思王孙，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封，八年免；方城侯宣，广阳缪王子，平帝元始二年四月封，七年免[13]。依据汉代王子侯国分封原则，“王子侯国一旦建立，又必须脱离原诸侯王国，别属相邻的汉郡”[14]，由于《汉志》为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并没有记载这一信息，幸运的是，我们在《续汉志》中的山阳郡与涿郡分别发现了金乡县[15]和方城县，这也证实了平帝时期所分封的这两个王子侯国应当别属邻郡[16]，从而为东汉所继承[17]。
《后汉书·马援传》载：“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18]《汉志》载有百三郡国，《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19]，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20]因而马援所见者只能是平帝元始二年之后的舆地图，马援此处乃建武六年（30年）左右规劝隗嚣部将杨广之言，更是明确指出了隗嚣以“二邦”当东汉之“百有四”，可见马援所见的舆地图极有可能即是东汉建武初年所用之舆地图。

此外，《东汉政区地理》一书在处理东汉始建之时的政区时，亦有区别于全书的几处例外：
1.《续汉志》梁国谷孰县，《汉志》不载。《后汉书·刘玄传》云，建武二年，光武帝封更始帝子歆为谷孰侯[21]。李晓杰据此怀疑谷孰县在西汉末年已置[22]。
2.《续汉志》魏郡曲梁县，不载于《汉志》魏郡之中。《续汉志》魏郡曲梁县下司马彪自注云：“故属广平。”《汉志》广平国确实辖有曲梁县。李晓杰认为：“《汉志》魏郡领县十八，乃西汉成帝元延、绥和之际的规模。平帝元始二年，广平郡为国，其原回属之王子侯国，此时依例复应别属。《汉志》广平国辖十六县，实应是成帝元延末年广平郡的领县状况。故《汉志》广平国下所辖的曲梁侯国，在元始二年时已不在广平国隶属之下。又因曲梁侯国在回属广平郡前别属于邻近之魏郡，故此时复应别属魏郡[23]。《续汉志》魏郡下有曲梁县即是明证。”[24]
3.《续汉志》所载零陵郡十三城，与《汉志》零陵郡十县相较，多出《汉志》所无的湘乡、昭阳、烝阳三县。据《汉书·王子侯表》载，建平四年五月，哀帝封长沙王子昌为湘乡侯。元始五年（5年）闰月，平帝封长沙王子赏为昭阳侯，景为承阳侯[25]。周振鹤认为《续汉志》零陵郡辖有湘乡、昭阳（分昭陵置）、烝阳（即西汉承阳）三县，王子侯封后别属汉郡，因而三个侯国应在分封之后由长沙别属零陵，一直延续到东汉[26]。李晓杰采用周振鹤的观点：“《续汉志》所载零陵郡之领域状况，其实早在西汉末年即已形成，东汉初年只不过将此状况重新正式肯定下来而已。”[27]
由以上例证可知，虽然《东汉政区地理》全书在考证政区变迁时，基本都追溯至《汉志》这一断限，但是也存在上述的几处例外。其中除梁国谷孰县建置于西汉末年，确年不详外，曲梁别属魏郡的时间在平帝元始二年，湘乡别属零陵郡的时间在哀平建平四年，昭阳、烝阳别属零陵郡的时间在平帝元始五年，由此可见《东汉政区地理》在处理某些县邑的变迁时，采用了西汉末年哀帝、平帝时期的区划信息。
由此我们发现，光武复汉之后，在政区建置方面，并不仅仅是采用《汉志》这一区划信息而已，同时，也采用了《汉志》之后变化了的政区信息，虽说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政区变迁较小，但是也有诸多为光武帝继承之处。尤其是光武帝采纳了平帝元始五年的郡县变迁，因而光武帝复汉之时，应当采用的是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即李晓杰所言之“重新正式肯定下来”。

此外，光武帝在祭祀制度上亦采纳了平帝元始之制，似乎也透露出其复汉之初沿袭平帝时期规制的痕迹。《续汉书·祭祀志》中保留了光武帝时期的祭祀制度，《续汉书·祭祀志上》云：“建武元年（25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建武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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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汉书·祭祀志中》亦云：“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29]
由以上考证过程不难发现，虽然现今保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较少，但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光武帝在复汉之时，恢复的应该是平帝元始时期的行政区划，而非《汉志》记载的成帝元延三年的行政版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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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志》之后的沿革变迁
由上述研究可知，光武帝复汉之初承继的是平帝时期的行政区划，那么《汉志》以后出现的郡国县邑变迁究竟如何？新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西汉部分，已经对哀平时期的政区变迁进行了相关考辨，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疏误之处，在此，仅就相关资料进行增补考订，以期可以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秦汉卷》东汉部分，虽然对个别问题进行了修订，但是大部分观点依然沿袭了原来的思路，并没有与西汉政区地理进行衔接。下面则对西汉哀平时期的行政区划进行相关的考证。
（一）郡国沿革变迁
首先是这一时期郡国的变迁，平帝时期增加了广德、广宗、广世三国，其余郡国只是郡国属性的转换，并没有其他增置郡国的存在。这一时期政区变化较多的郡国为梁国、定陶国、信都国、广平国、中山国，及其围绕五个王国变化而导致的邻郡变迁，下面即分别考述。

1.梁国
《汉志》梁国辖砀、甾、杼秋、蒙、己氏、虞、下邑、睢阳八县，《汉书·文三王传》载，元延年间“削（梁王）立五县”[30]，马孟龙认为梁国削县时间在元延三年九月之后，睢阳为梁国都城，而砀县乃历代梁王陵园所在，不可能削除，因而梁国若要同时辖有睢阳及砀县，必然辖有虞县[31]。又《汉书·翟义传》载，居摄二年（7年），“诸将东至陈留菑，与（翟）义会战”[32]，因而马氏据此推测，甾、蒙二县当入陈留，己氏、下邑当入山阳郡，杼秋当入沛郡[33]。
严耕望认为《汉志》梁国首县为砀，应是由睢阳徙都砀县之故，并推测元延年间所削五县为梁国西部县邑：蒙、己氏、虞、睢阳、甾[34]，《秦汉卷》认同严氏的观点，并推测甾县别属陈留郡，己氏、虞别属山阳郡，睢阳、蒙别属陈留或山阳[35]。
《后汉书·刘般传》载，建武九年（33年），封菑丘侯，后以国属楚王，徙封杼秋。永平元年（58年），以国属沛，徙封居巢侯[36]。据此可知，东汉初期，杼秋隶属沛国，而非梁国，这证明了西汉元延年间所削之县应当有杼秋，因而《秦汉卷》的观点有所疏误，这里暂依从马孟龙关于削县的观点。
又，梁国在平帝时旋废旋复，《汉书·平帝纪》载，平帝元始四年（4年），梁王立有罪自杀。元始五年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37]。马孟龙没有对这一时期梁国的领域进行论证，笔者以为居摄二年陈留辖菑县，建武初年杼秋属沛国，因而二县不可能还属梁国，《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载，建初四年（79年），“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38]。据此可知《汉志》梁国之己氏县已经别属济阴，也不可能还属梁国，因而梁国在平帝元始五年复置之时，至多辖有砀、蒙、虞、下邑、睢阳五县之地。

2.定陶国
《汉志》济阴郡（实为定陶国）辖定陶、冤句、吕都、葭密、成阳、鄄城、句阳、秺、乘氏九县。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定陶王徙封信都，定陶国恢复为济阴郡[39]。
由于《汉志》记载元始二年济阴郡有户二十九万二十五，口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山阳郡则有户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然而济阴郡只有9县，而山阳郡却有23县，二者相差悬殊，因而这一特殊现象一直引起学者的怀疑。
马孟龙认为建平二年定陶国除后，原属济阴郡的都关、成武、单父、薄四县，爰戚、邛成、成都、黄、甾乡五侯国皆回属，另有曲乡侯国、己氏县也于同时划入济阴郡，故建平二年以后济阴郡辖十四县、六侯国，山阳郡则余有八县、六侯国。[40]《秦汉卷》认为建平二年之后，哀帝建平二年，定陶国除，地入汉为济阴郡，山阳郡之黄、甾乡等侯国及己氏、虞、单父、薄等县遂改隶济阴郡[41]。
《后汉书·马武传》载，建武四年（28年），马武别击济阴，下成武、楚丘[42]。可见光武帝建武四年，成武县应隶属济阴郡，又《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CWJ1：314载：“入书事，具簿。掾棠书言：作徒济阴成武髡钳庞绥等百六十八人刑竟，谨以本郡致书校计，应诏书，岁刑遣归田里。范、朗、崇叩头死罪。即日书谨到，辄实占：均所居高迁里。”[43]这一简文亦记载了东汉时期成武隶属济阴的事实，因而马孟龙对《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的分析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实际上成都、邛成侯国分别在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与哀帝建平二年国除，由于山阳成武，以至己氏县别属济阴，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成都的定位[44]，可知成都应当在绥和二年国除之后回属济阴郡，因而笔者推测邛成侯国应当亦在建平二年国除之后回属济阴。

3.信都国
《汉志》信都国（实为信都郡）辖信都、历、扶柳、辟阳、南宫、下博、武邑、观津、高隄、广川、乐乡、平堤、桃、西梁、昌成、东昌、修十七县，户数六万五千五百五十六，口数三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四。
哀帝建平二年，复置信都国，《西汉政区地理》认为：“《汉志》信都属县十七，应表示元延绥和间信都郡（而不是信都国之领域）……哀帝建平二年复置信都国之后，《汉志》十七县中有六个王子侯国当别属汉郡，故实际上元始二年之信都国之多只应有十一县之地。”[45]《秦汉卷》则认为建平二年信都国，当仅有6—7县地而已，疑即为信都、扶柳、下博、辟阳、高隄、武邑、观津。观信都邻郡，河间为国，钜鹿二十县不过十五万户，其中尚包括得自广平郡之县，唯清河十四县有户二十万，故疑信都余地皆入清河郡[46]。按其文中县邑表述，实则为桃、乐乡、平隄、昌成、西梁等别属巨鹿郡，历、南宫、广川、修、东昌等别属清河郡[47]。马孟龙根据侯国的表注认为建平二年，乐乡、平堤、桃、西梁、昌成、东昌六个侯国别属巨鹿郡，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昌成侯国除，回属信都[48]。
除了历、南宫、广川、修昌等县邑外，《秦汉卷》与马孟龙的歧义之处主要在于昌成、东昌二侯国。昌成侯国虽然在哀帝建平二年国除，但是在平帝元始元年二年再次建立侯国[49]，《后汉书·刘植传》载：“刘植字伯先，巨鹿昌城人也。”[50]刘植乃光武帝时期的将领，由此可知，在建平二年信都为国之后，应当别属巨鹿，并且一直隶属巨鹿，不曾回属信都。
关于东昌侯国，马孟龙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51]关于东昌侯国的定点有误，应在清河、信都之间[52]，因而建平二年信都为国时，东昌侯国不可能别属巨鹿郡，应当别属清河郡为是。
至于《秦汉卷》考订的历、南宫、广川、修昌等县邑是否一并别属清河郡，目前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暂从。

4.广平国
《汉志》广平国（实为广平郡）辖广平、张、朝平、南和、列人、斥章、任、曲周、南曲、曲梁、广乡、平利、平乡、阳台、广年、城乡十六个县邑侯国，户数二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口数十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八。
哀帝建平三年，立广德夷王弟广汉为广平王[53]，《西汉政区地理》认为平帝元始二年广平为国，至多只宜有八县之地，即广平、南和、列人、斥章、任、广年、曲周、朝平[54]。《秦汉卷》则认为：“广平国仅得三县（广平、斥章、曲周）之地，广平余县疑皆属魏郡”。[55]不过巨鹿郡却云“（建平）三年，南曲侯国来属”[56]，乃疏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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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吴汉传》载，建武二年，“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57]。光武帝初年，曾经多次分封食邑多县的侯国，但是这些县邑全部都统属于同一个郡[58]，因而此处广平、斥漳、曲周、广年等四县应当同在广平郡，这里承袭的应该也是西汉末年广平国的区域，因而《秦汉卷》的推论应当有误，结合广平国的户口数量，笔者怀疑建平三年广平国或只辖有广平、斥章、曲周、广年四县之地。

5.中山国
《汉书·成帝纪》载，成帝绥和元年，益中山国三万户[59]。《西汉政区地理》提出所益封的三万户应为北新成、安险、安国、陆成、薪处五县[60]。马孟龙则倾向于认为绥和元年的益封三万户应当在宣元之世中山国绝而复封之时[61]。
《汉志》篇末总论十二国分域云：“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62]《汉书·外戚传》云，平帝时，“其以中山故安户七千益中山后汤沐邑” [63]。《汉志》北新城属中山国，故安属涿郡，因而《汉志》篇末所记载的时间应当在《汉志》断限之前，故而《秦汉卷》认为：“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成帝复置中山国，信都王徙为中山孝王，此乃元帝建昭五年后中山最大之变迁，疑即以此年因中山地狭户少，遂取涿郡北新成、安险、安国、陆成、新处益中山。”[64]结合《汉书·外戚传》“中山故安”的记载，因而故安县应当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益封的三万户之中，《秦汉卷》进而推测范阳、蠡吾、谷丘亦是益封之地[65]，则颇有危险之处。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页。
[②] 关于《汉志》行政区划的年代断限，马孟龙有详细考证。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4页。
[③]《汉书·王子侯表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2页。
[④]《后汉书·马严传》，第85&页。
[⑤] 梧安侯国应是光武帝建武六年所省并的县邑之一。“（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50-1）页。
[⑥] 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31页。
[⑦]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第709页。
[⑧]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38页。《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第61页。
[⑨] 《汉书·外戚恩泽表》，第713页。
[⑩] （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局1936年影印本，第1285页。
[11] 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刑徒坟场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第43页。
[12] 马孟龙认为《汉书》侯表所注的县邑在东汉和帝时期仍然存在。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第41页。
[13]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09、522页。
[14] 周振鹤：《<汉书·王子侯表>笺正》，《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15] 《后汉书·范式传》载，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建武年间为荆州刺史、庐江太守。这条材料愈加可以证实金乡县在东汉初年被继承下来的事实。《后汉书·范式传》，第2676~2679页。

[16] 平帝元始元年封置的楚、淮阳、东平36个王子侯国，皆为宣帝之后，乃是王莽施恩刘姓宗室的举动，因而不排除金乡侯国直接分封于汉郡的可能，参见后文关于平帝元始元年王子侯国分封的相关论述。但是不论金乡侯国直接分封于汉郡，或者分封之后别属邻郡，都不影响金乡县为东汉初年继承的事实。
[17]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金乡、方城在西汉末年别属邻郡这一现象，参拙著：《<东汉政区地理>县级政区补考》，《南都学坛》2016年第2期，第2、4页。李晓杰根据《后汉书·范式传》认为金乡县至迟于建武初年已经设置，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广阳省并入上谷，广阳属县方城此时来属。参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10页。新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已经根据笔者的考证，修订了这两处的表述，同时认为与方城侯国同时分封的当阳、广城侯国亦在此时别属涿郡，暂从。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5、818页。为了与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相互区别，以下凡征引《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皆简称为《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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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后汉书·马援传》，第833页。
[19] 钱大昕认为《续汉志》巨鹿郡广宗县即是其地，如此则平帝元始二年广宗县已经存在，东汉建立之时则予以继承。（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20] 《汉书·平帝纪》，第353页。
[21] 《后汉书·刘玄传》，第476页。
[22]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34页。
[23] 周振鹤亦曾指出，平帝元始二年广平为国，至多只宜有八县之地，即广平、南和、列人、斥章、任、广年、曲周、朝平。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24]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84页。
[25] 《汉书·王子侯表下》，第519、523页。
[26] 周振鹤：《<汉书·王子侯表>笺正》，《周振鹤自选集》，第214~215页。
[27]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第209页。
[28] 《后汉书·祭祀志上》，第3157、3159、3170页。
[29] 《后汉书·祭祀志中》，第3181页。
[30] 《汉书·文三王传》，第2218页。

[31] 相关论述参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5页。
[32] 《汉书·翟义传》，第3435页。
[33] 关于其中详细的论证，参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5页。
[34] 严耕望：《汉书地理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600页。
[35]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73、274、280页。
[36] 《后汉书·刘般传》，第1304页。
[37] 《汉书·平帝纪》，第357、360页。
[38] 《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第1675页。钱大昕认为此段记载有讹误，马孟龙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考辨，认为这一记载反应的是哀帝建平二年之后的政区面貌。参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6~37页。
[39] 《汉书·定陶共王康传》，第3327页。
[40] 马孟龙认为爰戚、邛成、黄、甾乡、曲乡五侯国《汉志》属山阳郡，而《侯表》皆注为“济阴”，反应的是哀帝建平二年之后的情况，同时依据《后汉书·梁节王畅传》的记载，建初四年，“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认为建平二年由山阳郡回属济阴郡之侯国县邑为11个。马孟龙：《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37页。
[41]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295页。
[42] 《后汉书·马武传》，第785页。
[4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45~146页。需要说明的是，《后汉书·马武传》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CWJ1：314关于东汉时期济阴成武的记载，也能证明西汉时期山阳成武回属济阴的事实，即东汉初年继承了这一现象，也能说明东汉初年恢复的政区乃《汉志》之后的政区。
[4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45]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0页。
[46] 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96页。又清河郡云“哀帝建平二年（前5），信都为国，广川、修、历、南宫等县及东昌侯国复来属清河郡”，巨鹿郡云“哀帝建平二年，平隄等五侯国复来属”，则前后叙述矛盾。周振鹤、李晓杰、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第390、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