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和熹邓太后征召济北、河间二王之子女及邓氏近亲子弟入京，为开邸第，教学经书。据邓太后自言，这是为了化导儿孙。然而，从邓太后对宗室子弟的选择，邓太后与安帝之间的嫌隙，以及太后晚年发生在宫内的废立传闻等情形来看，此举并不像邓太后所说的那样单纯，实有更深一层的用意。由于它涉及东汉安帝朝的皇帝继承问题，所关&细，故撰文述之如次。

一
据《后汉书·皇后纪上》，安帝元初六年，和熹邓太后下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近亲子弟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其实，当安帝初年，诸王子多居于京师。永初三年（109），太白入斗且洛阳大水，《续汉书·天文中》云“太白入斗中，为贵相凶”，邓太后使中常侍诏问其中缘由于侍中杨统之子杨厚，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邓太后遂从其议。（《后汉书》卷三十上《杨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048 页。）看来，邓太后此番只是将就国的王子们重新征召至京。
《后汉书·皇后纪上》记载，随后邓太后诏告从兄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人，解释此举的缘由曰：
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

据此可知，邓太后之所以将&&近亲子弟征召至京，置诸学官，其初衷乃是为了褒崇圣道 , 化导儿孙，庶几将来免遭陵迟之戚。言辞中透露出的，是她对&&子弟的关切之情。
邓太后有鉴于前代窦氏骄恣弄权而招致覆灭的深刻教训，对宗亲的管束向来严格。她曾令地方官对&&宗门“明加检敕，勿相容护”，对于犯罪的亲属也是“无所假贷”（《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 423 页。）。如今她又征召&&近亲子弟，设邸授经，其用意自然在善加教导，以期他们能够敦诗悦礼，收束言行，防患于未然。这是她严格管束&&宗亲之举的延续。
一般而言，朝廷不会为外戚子弟开设学校。邓太后诏中所云永平中明帝命四姓小侯入学事，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九年（66），明帝“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李贤注引袁宏《后汉纪》云：“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所谓“四姓小侯”是指东汉初年的樊、郭、阴、马四家外戚之子弟。明帝为他们开立学校，教授五经，汝南张酺即以《尚书》教授其中。（《后汉书》卷四十五《张酺列传》，第 1528 页。）这是明帝恩遇外戚的特别之举，并非常例。

另一方面，除了诸侯王的太子，朝廷似不为庶子设置师傅。永宁元年（120）夏四月，济北王之子苌被立为乐成王，然其到国数月即获罪遭贬。尚书侍郎冷宏议曰：“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故王侯世子生，为立贤师傅以训导之。是以目不见恶，耳不闻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终。苌少长藩国，内无过庭之训，外无师傅之道（导），血气方刚，卒受荣爵，几微生过，遂陷不义”（袁宏《后汉纪》卷十六上《孝安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3&&—320 页。），世、太古通（高亨纂著《古字通假会典》，董&&整理，济南：齐鲁书社，19&& 年，第 634 页“太与世”条。），“世子”即太子（案，“王侯世子”一语，《后汉书》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李贤注引袁宏《后汉纪》作“王太子”（第 1673 页），亦可见王侯之“世子”即王侯之“太子”。），可见王侯之太子有师傅训导，庶子则无之。济北王之太子为刘登，刘苌乃其庶子，故而幼时缺乏师傅之训导。至于诸侯王之女，《汉官仪》有曰：“长公主傅一人，……而乡公主傅一人”（《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下》，第 457 页李贤注所引。），知朝廷为之设傅。不过古有书传之类的典籍“教男而不教女”之训（《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 2788 页。），则此傅所掌应为训导之职，而不豫文教之事。

因此，邓太后征召&&近亲子弟及济北、河间二王之子女入京，设邸授经，可补其文教礼训之不足，为尚幼者设置师保，又寓有爱护&&及宗室子弟之意。当然，邓太后对&&子弟的爱护，集中在“近亲子弟”身上，疏远者是不在此列的。值得注意的是，她对刘氏宗室子女的爱护，同样是有差别的。假如我们分析一下元初六年时章帝的孙辈还有哪些人，就会发现这一点。
汉章帝育有八子，宋贵人生清河王庆，梁贵人生和帝，申贵人生济北王寿、河间王开，其他四王分别为千乘王伉、平春王全、城阳王淑、广宗王万岁，不载母氏。和帝乃章帝第四子。
据《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所记，现将和帝及七王的子嗣情况撮述如下。平春王、城阳王、广宗王均早逝，且因无子而国除。千乘、清河、济北、河间四王均有子嗣。
千乘王伉，章帝建初四年（79）封，立十五年薨。子宠嗣，和帝永元七年（95），改国名为乐安，立二十八年薨。宠有三子，分别为鸿、延平、得。安帝元初六年时，宠为乐安国王，二子鸿、延平均在世，得亡于此年。
清河王庆生于建初三年，长和帝一岁。章帝建初四年，庆立为太子，至七年被废为清河王，立二十五年而薨，次子祜被立为安帝（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三《恭宗孝安皇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00 页），子虎威嗣王。虎威仅立三年而薨，邓太后以乐安王宠子延平为其嗣。安帝永初元年（107），太后从清河国分出广川国，封少子常保为王。次年，常保薨，无子国除。安帝元初六年时，虎威及常保早已亡故，延平继嗣为清河王。此外，清河王庆尚有“子女十一人”，元初六年时，部分已经亡故。
济北王寿以和帝永元二年（90）封，立三十一年薨，子登嗣。安帝永宁元年，封登弟五人为乡侯。安帝元初六年时，六子皆在世，未闻有孙。
河间王开同以和帝永元二年封，立四十二年而薨，子政嗣。安帝永宁元年夏四月，封开子翼为平原王，德为安平王（按，刘德封安平王，当在安帝延光元年（122），参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18 页）。顺帝阳嘉元年（132），封政弟十三人为亭侯。安帝元初六年时，子十六人均在世，未闻有孙。
和帝长子胜，延平元年（106）封平原王，立八年薨，无子。邓太后以乐安王宠子得嗣。次子隆，幼而继位，是为殇帝，早崩。安帝元初六年时，刘得（千乘王刘宠子）亦亡故。

为清晰起见，我们再以元初六年为界，将章帝的子孙绘成图表如下（健在者以“存”字标出）：
读者一定要注意，本图中的“虎威——延平” “胜——得” “和帝——安帝” 并非血缘上的父子关系。

据上可知，邓太后征召宗室子女入京，千乘王、清河王之子孙不在其列。假如邓太后召宗室子女入京，开设邸第，教学经书，目的如同召&&近亲子弟一样，是为了崇尚圣道，化导儿孙，为何又置和帝的两位兄长千乘王、清河王的子孙们于不顾，独召济北、河间二王的子女至京呢 ?
当然，千乘王之子孙的情况较为特殊。千乘王于建初四年始封，立十五年薨。子宠嗣，立二十八年薨。“父子薨于京师，皆葬洛阳。子鸿嗣，安帝崩，始就国。”（《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 1797 页。）既然刘鸿在安帝崩后“始就国”，而且此前的千乘王父子都葬在京师，则刘伉、刘宠、刘鸿三人似均未就国，一直住在洛阳。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明帝之子淮阳王昞立十六年薨，和帝立其小子侧奉昞之后，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国，并葬京师”（《后汉书》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 1678 页。），父子生前一直住在京师，故而薨后并葬京师。又如清河王、河间王、济北王三人，虽获封甚早，但直到和帝崩后才各自回到封国（《后汉书》卷四《殇帝纪》，第 196 页。），此前也一直住在京师。既然刘宠、刘鸿一直住在京师，邓太后就没有必要征召他们。

清河王这边，次子祜已被立为安帝。至元初六年时，其二子虎威、常保早已亡故，但延平继嗣为王，仍然在世。邓太后征召济北、河间二王子女，为何不将延平一同征召至京呢 ?
前已提及，除儿子外，清河王庆尚有“子女十一人”，邓太后封她们为“乡公主，食邑奉”，可见此“子女”乃女儿之意。元光二年（前 133）春，汉武帝诏问公卿时说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2 页。），又东汉邓禹之曾孙邓香“子女为桓帝后”（《后汉书》卷十六《邓禹列传》，第 618 页。中华书局校点本据黄山《后汉书校补》引张熷说改“子”为“之”（第 636 页），实无必要。），这两个“子女”均是女儿之意。而且，假如刘庆另有子嗣，虎威薨后，邓太后也不会择乐安王宠子延平立为刘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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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光元年（121），安帝“又封女弟侍男为涅阳长公主，别得为舞阴长公主，久长为濮阳长公主，直得为平氏长公主。余七主并早卒，故不及进爵”（此段引文俱见《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 1804 页。）。可见元初六年时，清河王之女至少有四人存焉，且均为安帝之妹行。安帝时年二十六岁，则其众妹的年岁均不得过此。又，东汉开国功臣耿弇之曾孙耿良，“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位至侍中”（《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 713 页。）。耿良在延光年间与帝妹濮阳长公主婚配，汉代的女性早则十三而嫁，迟则十九而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8—19 页。），以此推算，元初六年时，濮阳长公主的年纪也就十岁多一点。上引《章帝八王列传》中，平氏长公主排在濮阳长公主之后，此类排序往往依据年龄由长及幼，则平氏长公主的年龄，恐怕还要更小一些。邓太后所征济北、河间二王的子嗣中，本就包括了他们的女儿，清河王的女儿们亦有年幼未适人者，为何不将她们征召至京 ?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二
这要从安帝即位之事说起。《后汉书·和帝纪》记载，元兴元年（105）冬十二月，和帝崩于洛阳北宫内的章德前殿。和帝留有二子，长子胜，次子隆，均非邓太后所生。邓太后择立少子刘隆，是为殇帝。刘隆即位时才“诞育百余日”，故由邓太后临朝称制。延平元年，刘胜被封为平原王。（《后汉书》卷四《殇帝纪》，第 195—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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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后舍胜而立隆，一则“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庙”，古人所谓“痼疾”指经久不愈的疾病，是说刘胜身体不佳；再则“贪殇帝孩抱”（《后汉书》卷三十三《周章列传》，第 1157 页），即贪恋刘隆年幼，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朝政。其实，后者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延平元年八月，殇帝夭折，年方二岁。《续汉书·五行二》说：“胜有厥疾不笃，群臣咸欲立之”，臣僚们认为刘胜的疾病并不严重，于是纷纷属意于他。可见，刘胜所患似非痼疾，则邓太后择立刘隆，乃是“贪孩童以久其政”的缘故。（《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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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既然此前抛弃了刘胜，此时若再行立之，“恐后为怨”（《后汉书》卷三十三《周章列传》，第 1158 页），于己不利，邓太后不能再作此想。前汉时昌邑王刘贺被废，霍光与群臣议所立，广陵王胥即因“前不用”（《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第 2974 页），故而不在议中。二者正相类似。而且，邓太后对年幼的刘隆能支撑多久，起初心里并无把握，故而预先作了准备。当殇帝即位之初，和帝的三位兄弟清河王、济北王、河间王各自回到封国，“邓太后以殇帝襁抱，远虑不虞，留庆长子祜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 1803 页）。将清河王长子刘祜留在京师，目的是“欲为储副”（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三《恭宗孝安皇帝》，上册，第 100 页）。未几殇帝崩，邓太后与其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以刘祜为和帝之嗣，迎立为帝。这一年，刘祜十三岁。邓太后两次不立刘胜，引起群臣的普遍不满，竟然酿成大司空周章的谋逆之举。安帝初即位，周章以众心不附，密谋废安帝而立刘胜，并废太后于南宫，结果以事觉章死而告终。（《后汉书》卷三十三《周章列传》，第 1158 页。）

邓太后选择以刘祜为和帝之嗣，并不是偶然的。《后汉书·安帝纪》说他居清河邸舍时，舍中曾有神异之象，且年少好学，为和帝所称。这大概已使刘祜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不过，最重要的因素应如《续汉书·五行四》所说：“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 [ 聪 ]，故立之”，聪敏固然重要，年少更重要。邓太后向来“利幼弱”（《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列传》，第 2083 页），立刘祜为帝，她可以继续控制朝政。
刘祜被邓太后选中，或许还与其父亲及祖母有关。清河王庆，乃章帝朝废太子。继任太子肇，待他尤其亲厚，“入则共室，出则同舆”。预备铲除窦氏之前，刘肇寻觅《汉书·外戚传》，并命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打算从中汲取经验，这些风险极大之事均托付刘庆完成，见得刘肇对他的信任。刘肇即位，是为和帝，“待庆尤渥，诸王莫得为比，常共议私事”。这份亲近，是其他诸王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刘庆的废太子经历使他对人生的起伏不定体会尤深，故而“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此段引文俱见《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 1800 页）。即便儿子当了皇帝，谨小慎微的刘庆也不敢有出位之思。这对邓太后把持朝政是有好处的。（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885 页）
《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云，刘祜的祖母宋贵人，父名宋杨，以恭孝称于乡闾。宋贵人“长于人事，供奉长乐宫，身执馈馔”，可称孝笃。宋杨的姑母，即明帝马皇后的外祖母。宋贵人与马皇后，是表姊妹的关系。据《后汉书·邓寇列传》，邓训为邓禹第六子。和帝时外戚窦氏专权，后窦宪被诛，“（邓）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及宪诛，故不离其祸”。邓训即邓太后之父。宋贵人的品行，邓训对马氏的亲厚，可能也会影响到邓太后对宋贵人的态度。这对邓太后最终择立其孙刘祜为帝，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邓太后是东汉有名的贤主，临朝期间多有善政，诸如力行节俭，抑制外戚，亲录冤狱，表彰儒学等，被时人称为汉之“文母”（《后汉书》卷十六《邓骘列传》，第 617 页）。她曾师事“博学高才”的班昭，研习经史（《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 2784 页），故吕思勉先生总结为“其人盖颇知学问，故所为究竟异于常人”（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299 页），所言或是。然而，太后临朝毕竟是皇帝幼弱时的非常之举，事属权宜。此前周章的失败，意味着群臣只能承认安帝的合法地位。如今，群臣便转而谋求安帝亲政，以示对太后临朝的抵制。永初三年，刘祜十五岁。此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 212 页），举行加冠之礼。这表明皇帝已经成年，可以亲政视朝。当时朝中即有大臣提出，太后应归政于安帝。《后汉书·杜根列传》记载，郎中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除了杜根以外，“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这自然触犯了忌讳，惹得邓太后大怒，于是“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杜根幸为人所救，得以逃生，成翊世则坐抵罪。至此，邓太后临朝而安帝备位的情势已成定局。

太后不但主持朝政，还与安帝行&&之礼。永初五年（111），谒者刘珍上言，邓太后宜入宗庙，与安帝行&&之礼，如阴太后与明帝行&&故事。（袁宏《后汉纪》卷十六上《孝安皇帝纪上》，第 315 页）交献之礼，见于礼书。《礼记·礼运》记载：“君与夫人&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唐人孔颖达疏曰：“君与夫人&献，第一君献，第二夫人献，第三君献，第四夫人献，是君与夫人交错而献也。”（《礼记正义》卷第二十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677 页） &献之礼，本以君与夫人行之，且以君为主，夫人配合而行。因为“母子&献，古无是礼”，所以邓太后将此事下发公卿议。（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 27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34 页）群臣忌惮邓太后，虽知此举非礼，却也不敢言非。于是永初七年正月庚戌，邓太后“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 425 页。《东观汉纪》《后汉纪》均记此事于永初六年。参看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三《恭宗孝安皇帝》，上册，第 101 页。袁宏《后汉纪》卷十七下《孝安皇帝纪下》，第 316 页）。对邓太后入宗庙而与安帝行交献之礼，范晔心下是不以为然的，故在修撰《后汉书》时，特将此事系于《皇后传》而不编于《安帝纪》，如此安排即寓有损贬之意。（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二十七，《续修四库全书》11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663 页）西晋司马彪修《五行志》，更是遍记安帝时频发大水、雨雹、地震等事，以为阴气过盛之故。阴气过盛乃因女主临朝，同样对邓太后之专&隐含刺讥。

既有杜根、成翊世之教训在先，对于邓太后的专&，大臣已不敢多言。乃有邓太后之从兄弟邓康，屡次上书劝谏太后“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如日中天的太后自然不会听纳，“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后汉书》卷十六《邓禹列传》所附《邓康》，第 606 页），似已预见太后久临朝政而带来的隐忧。另一方面，邓太后颇为笼络安帝。延平元年十月清河王庆薨，邓太后“遣司空持节与宗正奉吊祭；又使长乐谒者仆射、中谒者二人副护丧事；赐龙旗九旒，虎贲百人，仪比东海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丧，与王合葬广丘”。李贤注云：“旗有九旒，天子制也。”（《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 1803 页）可谓备极哀荣。次年，邓太后又“分清河为二国，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食邑奉”，对刘庆的儿女们同样照拂有加。及至永初三年，庆嗣子虎威薨，无子。邓太后又立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 （《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 1804 页），以奉其祀。此外，邓太后以族孙邓褒尚安帝之妹舞阴公主，以弟邓弘为安帝授读《尚书》，以安帝皇后阎氏戚属为邓弘之妻（《后汉书》卷十六《邓禹列传》，第 606、615、617 页），这些都是邓太后拉近与安帝距离的手段。

然而，邓太后与安帝之间还是产生了嫌隙。《后汉纪·孝安皇帝纪下》云：“初，上少号聪明，故太后立之，后有不可意”（袁宏《后汉纪》卷十七下《孝安皇帝纪下》，第 326 页），所谓“不可意”即不称意，表明邓太后对安帝已经心生不满。《后汉书·邓骘列传》说“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从安帝亲政以后的所作所为看，确实多有“不德”之举，诸如杀杨震，宠乳母，用阉宦，所谓“名贤戮辱，便孽党进”（《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第 430 页）。也许安帝在邓太后生前即已表现出诸多“不德”之处，引起邓太后的不满。不过，安帝与太后在归政问题上出现矛盾，可能才是太后、皇帝之间产生嫌隙的关键所在。安帝成年以来，自主意识日渐增强，对于亲政的愿望自然也更为强烈。本应政从己出、号令天下的天子，如今却只守得虚位而已。对于邓太后的专权，他可能也心存不平。（参看 [ 英 ] 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 221—公元 220》，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01 页）安帝身边的亲近之人，如乳母、妻子、外家等，或许还会在其中推波助澜。如此以往，太后、皇帝之间产生嫌隙是不可避免的。东汉人所修《东观汉记》说安帝即位以后“谦让恪勤，孜孜经学，志在供养，委政长乐宫”（刘珍等《东观汉记》卷六《和熹邓皇后》，上册，第 100 页），未免过于粉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