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珂先生将秦桧说成“杀害岳飞”的说辞之一，是秦桧“矫诏”行事，陷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九月，张宪因副将王俊告其谋反，被“下之棘寺”①。不久 ，岳飞也因此陷于诏狱，被刑部大理寺判处死刑，被宋高宗“赐死于大理寺” ②。
为了掩盖这一史实，将岳飞说成“冤死”，岳珂先生虚构故事，云：“桧奏，乞召先臣父子证张宪事。上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桧不复请，十三日，矫诏先臣入”③ 。此外，还以“秦桧擅命，矫称玉音，已不逃沈该等之奏论”④之语予以佐证。
众所周知，诏，乃帝王所发的文书命令，如诏令、诏书、诏谕等，为古代帝王之特权。“矫诏”，就是假作皇命，俗称“假传圣旨”。矫诏行事，行同谋反，论罪当诛。不管所为何事，想必谁都不敢矫诏行事。
岳珂先生硬说秦桧“矫诏”行事，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以之说明秦桧与岳飞“势不两立”，必欲置岳飞于死地，为秦桧胆敢擅自“杀害岳飞”埋下伏笔。二是说明宋高宗反对召岳飞追证，为定罪秦桧“矫诏”行事提供说词。
也许岳珂先生自觉心虚，只称秦桧“矫诏先臣入”。至于“矫诏”岳飞所“入”何处？则避而不谈。实际上，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岳飞所入并非宰相府，也不是皇宫圣殿，而是专门用来监禁九卿、郡守一级犯罪高官的诏狱。大概岳珂先生考虑到诏狱是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他人无法插手，因而采取曲笔写法，只是暗指，不好明说。
由于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行事毫无事实根据，因而连向来对其颇为支持的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教授也认为“矫诏”之说不足为信，在《金佗稡编·行实编年》注释中明确指出：“《高宗日历》不载高宗‘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等语，尚可诿诸秦熺篡改官史，然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岳少保诬证断案》所引岳飞刑案，有‘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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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②《宋史》卷二九 《高宗纪》六。
③《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④《金佗稡编》卷二一《建储辩》。
语，可知高宗‘不许’，秦桧‘矫诏’之说不足凭信。如岳飞之高官，无高宗首肯，秦桧断不能擅自入狱”。
如果说，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行事，说秦桧“杀害岳飞”，还略有心虚，不得不采取曲笔写法，遮遮掩掩，那么，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大师对此表述则无所顾忌，根本无视岳飞被高宗皇帝赐死之史实，在其所撰的《岳飞传》第十九章第四节称秦桧等人“是在对岳飞父子下了毒手之后，才用倒填月日的办法把判决书炮制出笼，也借此对其事实的先斩后奏的行径痕迹遮掩”。
这种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且不说秦桧与岳飞并无个人恩怨，更非势不两立，单就岳飞陷于诏狱，系皇上诏令，曾“榜示” ①朝堂,人所共知，宋高宗也时常过问，谁敢擅自将其杀害？《宋史·罗汝楫传》记载“飞狱具，寺官聚断”，说明诏狱对岳飞一案的审讯，由诸多官员共同实施，十分慎密，非常严格。在这样情况下，除非高宗皇帝和参与“聚断”的寺官，谁都不能插手其间，更不可能将其先斩后奏。
倘若秦桧真的将岳飞先斩后奏，除了必犯“矫诏行事”之重罪，还犯有“擅杀大臣”之重罪，一旦皇帝知情问罪，不但自己丧命，还会株连九族。就算秦桧权大威重，可以压制部属，但对如此重大的犯罪行为，知情不报者，肯定也被视为重罪。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必定如实向皇上禀报。从所有史料无此举报的情况，到事后宋高宗更加重用秦桧的史实，足以反证秦桧没有“矫诏”行事，更没有对岳飞先斩后奏的欺君行为。
从岳珂先生、编写《宋史》的史官，到不太尊重史实的史学专家，其认定的秦桧“矫诏”之说，并无任何证据，都有杜撰诬陷之嫌。如此妄加指控，不但难以服人，反而让人产生逆反心理。笔者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妨提出如下问题，愿与读者深入探讨。
第一，摸透宋高宗脾气的秦桧必然看出宋高宗必杀岳飞，为何要冒着性命危险“矫诏行事”，赶在宋高宗下手前对岳飞“先斩后奏”？
第二，当时高宗皇帝神智是否正常？为何对秦桧“矫诏行事”，将岳飞“先斩后奏”而毫无反应？
第三，岳珂先生等人如何“知道”秦桧“矫诏行事”、“擅杀岳飞”？到底秦桧如何进入诏狱，如何“擅杀岳飞”？如果只指控不举证或拒绝举证，是否构成诬告罪？
第四，岳珂先生所云“上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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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校注。
之语，为何未见官史记载？如属虚构，是否可以视为“矫诏”行事？
对此，就算岳珂先生等能还魂再世，恐怕只能含糊其辞，无法做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回答。
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行事，还有一种曲笔写法，云秦桧“矫称玉音”，即将自己的言论当做皇帝口谕，瞒上欺下。在《金佗稡编·建储辨》中，岳珂先生除了指责“秦桧擅命，矫称玉音”，还唾骂薛弼“龂龂小人亦敢驾说而矫诬，又作为进封折旋之义，使人见之，若亲奉天语者，其罔上诬君之心，讵胜言哉!遂使洋洋圣谟，玉石不辨，天下后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证也”。意思是秦桧等人“矫称玉音”，已经到了真假难辨，天下后世难以取证的地步。
本来，岳珂先生应将秦桧抓住不放，将其说成“矫诏”行事。他转而唾骂薛弼，似乎背离攻讦目标，其实是采取迂回战术，通过唾骂薛弼来攻讦秦桧：“按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徒，独弼不与，俨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征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望风旨，动息辄报，以是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①意思是薛弼投靠秦桧，谋害岳飞。其“敢驾说而矫诬”，缘于秦桧暗中指使操纵。
岳珂先生唾骂薛弼“所谓玉音有‘非卿所当与’之说，‘卿自以意开谕’之说，先臣有冲风吹纸之事，怪其习小楷之事，讵有一实哉！年月先后之不同，面奏疏闻之有异，弼真果于诞者!” ②将薛弼提及的绍兴七年岳飞奏请建储时高宗皇帝对其之呵斥，都当做薛弼以玉音矫诬。
岳珂先生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唾骂薛弼，是因为绍兴十一年高宗皇帝某御札对岳飞有过“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如此”之赞语。由于所谓获得高宗御赞的岳飞奏章没有史料记载，岳珂先生便称是岳飞建储之议，并凭其想象力撰写了“奏章”大略，称：
（岳飞）密为亲书奏上之，大略以为：“今欲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复仇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赐御札褒谕，有“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如此”之语。③
且不说岳珂先生凭“记忆”写出岳飞当时奏章“大略”，难以采信。也不说当时正值宋金大战，高宗皇帝连续诏令各路将士相约北进，讨伐金军，岳飞此时进言建储，不合时宜，甚至近于荒唐。就是以此否定高宗皇帝于绍兴七年就岳飞妄议建储而对其呵斥之言，将其栽赃为薛弼矫作玉音，也显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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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二一《建储辩》。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不管岳珂先生是否认可，绍兴十年，岳飞因奏请建储，受到宋高宗呵斥，是不容置疑的史实。
宋高宗原有一子，不幸夭折，后来多年未育，立储不能，有苦难言。但其年方三十，总想再生育方言立储。岳飞毫不知趣，疏请立储，让高宗难堪，因而受到呵斥。《系年要录》卷一○九记载：
（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
可见宋高宗对岳飞的建议不但直接拒绝，而且当场指出握重兵于外的岳飞不
该言立储之事。岳飞也知警示，故“色落而退”。
对此，岳珂先生并不认可，断言“此事纯系捏造，原本子虚乌有” ①。
史实客观存在，岂容随意否定？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九《辨诬笔录·资善堂汲引亲党》对此有详细说明：
鼎丁巳秋再相，适岳飞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飞昨日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飞所宜与。”鼎奏曰：“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退，召飞随军运使薛弼谕之曰：“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弼深以为然，曰：“当子细谕飞，且谕幕中诸人也”。
以上记载完全可以证实，绍兴七年岳飞因奏请建储，受到宋高宗呵斥，并无错误。值得质疑的倒是绍兴十年，所谓宋高宗对岳飞提议建储之“褒谕”。正因为这样，王曾瑜教授为《金佗稡编》校注时指出：
岳飞提议建储，应有绍兴七年与绍兴十年两次。岳珂以高宗绍兴十年之“褒谕”，而否认绍兴七年之呵斥，乃误。
有人云岳飞奏请建储，所指正是后来的孝宗赵昚，与高宗最终决策一致，足见岳飞有先见之明，意在为岳飞开脱。然而，宋朝规定武臣不得干预朝政，岳飞越位疏请立储，已犯武臣大忌，且事实是宋高宗不但当场警告岳飞，翌日还与赵鼎表示“此事非飞所宜与”。高宗呵斥岳飞，凿凿可考，怎说薛弼玉音矫诬？怎能扯上罢相离朝的秦桧？岳珂先生“其罔上诬君之心，讵胜言哉!遂使洋洋圣谟，玉石不辨，天下后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证也”之“慷慨陈词”，岂不适得其反？
显而易见，秦桧“矫诏”行事，包括指使同党“矫诏”行事之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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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二一《建储辩》。
绍兴十一年九月，张宪因副将王俊告其谋反，被“下之棘寺”①。不久 ，岳飞也因此陷于诏狱，被刑部大理寺判处死刑，被宋高宗“赐死于大理寺” ②。
为了掩盖这一史实，将岳飞说成“冤死”，岳珂先生虚构故事，云：“桧奏，乞召先臣父子证张宪事。上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桧不复请，十三日，矫诏先臣入”③ 。此外，还以“秦桧擅命，矫称玉音，已不逃沈该等之奏论”④之语予以佐证。
众所周知，诏，乃帝王所发的文书命令，如诏令、诏书、诏谕等，为古代帝王之特权。“矫诏”，就是假作皇命，俗称“假传圣旨”。矫诏行事，行同谋反，论罪当诛。不管所为何事，想必谁都不敢矫诏行事。
岳珂先生硬说秦桧“矫诏”行事，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以之说明秦桧与岳飞“势不两立”，必欲置岳飞于死地，为秦桧胆敢擅自“杀害岳飞”埋下伏笔。二是说明宋高宗反对召岳飞追证，为定罪秦桧“矫诏”行事提供说词。
也许岳珂先生自觉心虚，只称秦桧“矫诏先臣入”。至于“矫诏”岳飞所“入”何处？则避而不谈。实际上，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岳飞所入并非宰相府，也不是皇宫圣殿，而是专门用来监禁九卿、郡守一级犯罪高官的诏狱。大概岳珂先生考虑到诏狱是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他人无法插手，因而采取曲笔写法，只是暗指，不好明说。
由于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行事毫无事实根据，因而连向来对其颇为支持的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教授也认为“矫诏”之说不足为信，在《金佗稡编·行实编年》注释中明确指出：“《高宗日历》不载高宗‘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等语，尚可诿诸秦熺篡改官史，然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二《岳少保诬证断案》所引岳飞刑案，有‘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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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②《宋史》卷二九 《高宗纪》六。
③《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
④《金佗稡编》卷二一《建储辩》。
语，可知高宗‘不许’，秦桧‘矫诏’之说不足凭信。如岳飞之高官，无高宗首肯，秦桧断不能擅自入狱”。
如果说，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行事，说秦桧“杀害岳飞”，还略有心虚，不得不采取曲笔写法，遮遮掩掩，那么，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大师对此表述则无所顾忌，根本无视岳飞被高宗皇帝赐死之史实，在其所撰的《岳飞传》第十九章第四节称秦桧等人“是在对岳飞父子下了毒手之后，才用倒填月日的办法把判决书炮制出笼，也借此对其事实的先斩后奏的行径痕迹遮掩”。
这种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且不说秦桧与岳飞并无个人恩怨，更非势不两立，单就岳飞陷于诏狱，系皇上诏令，曾“榜示” ①朝堂,人所共知，宋高宗也时常过问，谁敢擅自将其杀害？《宋史·罗汝楫传》记载“飞狱具，寺官聚断”，说明诏狱对岳飞一案的审讯，由诸多官员共同实施，十分慎密，非常严格。在这样情况下，除非高宗皇帝和参与“聚断”的寺官，谁都不能插手其间，更不可能将其先斩后奏。
倘若秦桧真的将岳飞先斩后奏，除了必犯“矫诏行事”之重罪，还犯有“擅杀大臣”之重罪，一旦皇帝知情问罪，不但自己丧命，还会株连九族。就算秦桧权大威重，可以压制部属，但对如此重大的犯罪行为，知情不报者，肯定也被视为重罪。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必定如实向皇上禀报。从所有史料无此举报的情况，到事后宋高宗更加重用秦桧的史实，足以反证秦桧没有“矫诏”行事，更没有对岳飞先斩后奏的欺君行为。
从岳珂先生、编写《宋史》的史官，到不太尊重史实的史学专家，其认定的秦桧“矫诏”之说，并无任何证据，都有杜撰诬陷之嫌。如此妄加指控，不但难以服人，反而让人产生逆反心理。笔者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妨提出如下问题，愿与读者深入探讨。
第一，摸透宋高宗脾气的秦桧必然看出宋高宗必杀岳飞，为何要冒着性命危险“矫诏行事”，赶在宋高宗下手前对岳飞“先斩后奏”？
第二，当时高宗皇帝神智是否正常？为何对秦桧“矫诏行事”，将岳飞“先斩后奏”而毫无反应？
第三，岳珂先生等人如何“知道”秦桧“矫诏行事”、“擅杀岳飞”？到底秦桧如何进入诏狱，如何“擅杀岳飞”？如果只指控不举证或拒绝举证，是否构成诬告罪？
第四，岳珂先生所云“上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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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卷五校注。
之语，为何未见官史记载？如属虚构，是否可以视为“矫诏”行事？
对此，就算岳珂先生等能还魂再世，恐怕只能含糊其辞，无法做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回答。
岳珂先生指控秦桧“矫诏”行事，还有一种曲笔写法，云秦桧“矫称玉音”，即将自己的言论当做皇帝口谕，瞒上欺下。在《金佗稡编·建储辨》中，岳珂先生除了指责“秦桧擅命，矫称玉音”，还唾骂薛弼“龂龂小人亦敢驾说而矫诬，又作为进封折旋之义，使人见之，若亲奉天语者，其罔上诬君之心，讵胜言哉!遂使洋洋圣谟，玉石不辨，天下后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证也”。意思是秦桧等人“矫称玉音”，已经到了真假难辨，天下后世难以取证的地步。
本来，岳珂先生应将秦桧抓住不放，将其说成“矫诏”行事。他转而唾骂薛弼，似乎背离攻讦目标，其实是采取迂回战术，通过唾骂薛弼来攻讦秦桧：“按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徒，独弼不与，俨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征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望风旨，动息辄报，以是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①意思是薛弼投靠秦桧，谋害岳飞。其“敢驾说而矫诬”，缘于秦桧暗中指使操纵。
岳珂先生唾骂薛弼“所谓玉音有‘非卿所当与’之说，‘卿自以意开谕’之说，先臣有冲风吹纸之事，怪其习小楷之事，讵有一实哉！年月先后之不同，面奏疏闻之有异，弼真果于诞者!” ②将薛弼提及的绍兴七年岳飞奏请建储时高宗皇帝对其之呵斥，都当做薛弼以玉音矫诬。
岳珂先生之所以“理直气壮”地唾骂薛弼，是因为绍兴十一年高宗皇帝某御札对岳飞有过“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如此”之赞语。由于所谓获得高宗御赞的岳飞奏章没有史料记载，岳珂先生便称是岳飞建储之议，并凭其想象力撰写了“奏章”大略，称：
（岳飞）密为亲书奏上之，大略以为：“今欲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复仇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赐御札褒谕，有“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如此”之语。③
且不说岳珂先生凭“记忆”写出岳飞当时奏章“大略”，难以采信。也不说当时正值宋金大战，高宗皇帝连续诏令各路将士相约北进，讨伐金军，岳飞此时进言建储，不合时宜，甚至近于荒唐。就是以此否定高宗皇帝于绍兴七年就岳飞妄议建储而对其呵斥之言，将其栽赃为薛弼矫作玉音，也显然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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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二一《建储辩》。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不管岳珂先生是否认可，绍兴十年，岳飞因奏请建储，受到宋高宗呵斥，是不容置疑的史实。
宋高宗原有一子，不幸夭折，后来多年未育，立储不能，有苦难言。但其年方三十，总想再生育方言立储。岳飞毫不知趣，疏请立储，让高宗难堪，因而受到呵斥。《系年要录》卷一○九记载：
（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
可见宋高宗对岳飞的建议不但直接拒绝，而且当场指出握重兵于外的岳飞不
该言立储之事。岳飞也知警示，故“色落而退”。
对此，岳珂先生并不认可，断言“此事纯系捏造，原本子虚乌有” ①。
史实客观存在，岂容随意否定？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九《辨诬笔录·资善堂汲引亲党》对此有详细说明：
鼎丁巳秋再相，适岳飞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飞昨日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飞所宜与。”鼎奏曰：“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退，召飞随军运使薛弼谕之曰：“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弼深以为然，曰：“当子细谕飞，且谕幕中诸人也”。
以上记载完全可以证实，绍兴七年岳飞因奏请建储，受到宋高宗呵斥，并无错误。值得质疑的倒是绍兴十年，所谓宋高宗对岳飞提议建储之“褒谕”。正因为这样，王曾瑜教授为《金佗稡编》校注时指出：
岳飞提议建储，应有绍兴七年与绍兴十年两次。岳珂以高宗绍兴十年之“褒谕”，而否认绍兴七年之呵斥，乃误。
有人云岳飞奏请建储，所指正是后来的孝宗赵昚，与高宗最终决策一致，足见岳飞有先见之明，意在为岳飞开脱。然而，宋朝规定武臣不得干预朝政，岳飞越位疏请立储，已犯武臣大忌，且事实是宋高宗不但当场警告岳飞，翌日还与赵鼎表示“此事非飞所宜与”。高宗呵斥岳飞，凿凿可考，怎说薛弼玉音矫诬？怎能扯上罢相离朝的秦桧？岳珂先生“其罔上诬君之心，讵胜言哉!遂使洋洋圣谟，玉石不辨，天下后世若之何而可以取证也”之“慷慨陈词”，岂不适得其反？
显而易见，秦桧“矫诏”行事，包括指使同党“矫诏”行事之说，都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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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佗稡编》卷二一《建储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