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真返朴论“痰饮"——日本考证学派的研究启示
戴昭宇1孙基然2
(1东京有明医疗大学 日本东京；2日本吉各国际大学 日本冈山)
一般认为，中医古籍中的“痰饮”之论，首先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而《内经》、《难经》与《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痰”字。今本《金匮要略》中有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留饮、伏饮分类，但张仲景所论的是“饮”，其中的“痰”字乃是后人由“淡”字改来，亦即“痰饮”原为“淡饮”。
1越来越谈不清的“痰”
笔者曾就众多古今医家对“痰”的认识加以归纳，发现对其所论乃是因人而异，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数种观点：
①停滞于胸肺或经由气道咯出的粘液；
②因代谢异常而滞留于体内的粘稠的液态病理产物；
③以“痰”指代“痰饮”，并与“广义痰饮”相等同；
④以“痰”统领痰、饮、水、湿诸概念，泛指一切病理性水液；
⑤认为“痰”是多种病态不明、捉摸不定的病证原因。
国内孟庆云先生梳理有关“痰饮”概念至今的演变，认为主要历经3次转化：第一次是在隋唐至宋代，以痰、饮分立为其特点。隋代《诸病源候论》首先对痰病、饮病进行了区分。宋代杨仁斋《直指方》提出：以浊稠者为痰、清稀者为饮。第二次是在金元以至于清代，痰的概念更加泛化，出现百病兼痰之说，以及用痰赅论诸证的趋向。继张子和创痰蒙心窍理论之后，朱丹溪论“怪病多属痰”，张景岳则阐述“痰生百病”的机理，沈金鳌又提出“痰为诸病之源，怪病皆由痰成也”之论，以致痰病界域宽阔，内容复杂，有内痰、外痰之分，又有无形之痰和有形之痰的区别。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痰病研究又有出新。一是有人倡导“痰瘀同源”或“痰瘀相关”之论；二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索中医痰病的基础医学特征。有人提出从细胞生物学、病理学、免疫学、生物化学、血液流变学等方面研究痰的有关内涵，认为由于体液成分输布运化失常等因素，导致细胞膜通透性改变、细胞变性血管内壁改变，以及组织液的异常聚集等都与痰病有关。据此，机体的非炎性、退行性和增生性病变、肿瘤、血胆固醇增高和动脉粥样硬化等，都属于痰病。
宋镇星氏汇综百家之论，将至今诸家所论的“痰”之特性罗列如下：
病因方面：多因性、隐匿性、因果性；
病理方面：凝滞性、阻滞性、夹杂性、流动性、多样性、严重性；
症状方面：广泛性、怪异性、重浊性、季节性；
诊断方面：模糊性、推测性、法则性；
治疗方面：异治性、探索性、难治性；
用药方面：随机性、臆测性、随时加减性等等。
由此可见，痰病学说历来引人注目，但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是越来越混乱。“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广义之痰”和“狭义之痰”的纠结，与“难病、怪病从痰论治”的经验口诀，再到“难病、怪病从瘀论治”、“难病、怪病从风论治”之说形成的悖论，再连同彼此都搞不清却被搅缠在一起的“痰瘀相关”病机观点的登场，令中医的病因学、病证学与治疗学认识都出现困惑。与此相关，“痰病”概念
的无限膨胀，还令化痰法及化痰药的界定也出现混乱。
正视现实，不必说目前痰饮或痰病的现代化研究迟迟难以深化，大量临床与实验研究徘徊于低水平重复，即使是论其前提，亦即“痰”与“饮”的概念、“痰病”或“痰证”的诊断标准、“痰、饮、水、湿”的鉴别诊断等等，也都已成为聚讼不已、纠结不清的问题，成为中医学术研究发展的障碍。
笔者认为，有关“痰”的现代临床和实验研究固然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不首先和尽快地从中医学立场上对“痰”的概念，对痰、饮、水、湿以及痰与瘀的鉴别诊断等基本问题，重新加以梳理和澄清，其他相关研究就无异于空中楼阁。导出几乎“无病不血瘀，无证不血瘀，无药不活血”结论的血瘀证现代研究，应视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2拨乱反正必须正本清源
在我们的中医学理论、临床或实验研究中，有不少类似于“血瘀”或“痰饮”等歧义纷纭的基本概念，由此而导致众多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各执己见、聚讼不清，令研究总处于低水平重复和徘徊的境地。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应在于我们对“痰饮”概念的源流缺乏从文献上，特别是从其发生学立场上出发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