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识曲听其真——从书信看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交往
作者：李雪涛
编者按：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被称作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位先驱。两人早年在哲学道路上的共同探索让人印象深刻，后来他们之间相互提出异议，并强调各自哲学观点的不同，但从未公开论战。本文梳理了“雅海”书信以及两人半个世纪的交往过程，汉代古诗中有“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的句子，这两句诗同样也可以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半个世纪的友谊作很好的概括。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就经常被人称作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位先驱。他们在哲学道路上的共同探索，似莫逆之交的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们之间相互提出异议，并强调各自哲学观点的不同，但从未公开论战。因此对这两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师之间私人关系的研究，一直为西方学界所关注。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代。雅斯贝尔斯（1883年出生）比海德格尔（1889年出生）长6岁，出生于奥登堡一个信仰新教、思想自由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马丁·海德格尔则出生于施瓦本—阿雷曼地区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当地小镇上的一个教堂的司事，家境十分贫寒。他后来除了在马堡工作过五年之外，在古代阿雷曼人这块极小的土地上度过了他几乎全部的生涯。他那震撼整个哲学界的思想，也是在德国西南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酝酿、完成的。
对他们俩来说，哲学意味着对自由的保证。学过神学的海德格尔试图借助哲学的帮助，从狭隘的天主教的信仰世界中找到一条出路；学过医学的雅斯贝尔斯则希望通过哲学的帮助，去超越自然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的界限。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亦即以此来理解那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用一种隐蔽且困难的方式去寻求哲学家的上帝。后来，他们赋予这个上帝一个相同的名称：“存在”。
一
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当海德格尔在生命的自我透视的哲学道路上摸索、探求并确立其范围时，雅斯贝尔斯也在寻觅着哲学的一个新的开端。这时，两个学者之间的艰难的友谊开始了。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相识于1920年春季，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家中举办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晚会上。胡塞尔是海德格尔早年的老师。经过一年半小心的接触，雅氏与海氏于1922年的夏天终于在一种“很少有的、自主战斗集体的意识”中结成了友谊。
雅斯贝尔斯在当时的哲学界人士的眼里还是一个门外汉。他原本从事医学中的精神病理学研究。早在1913年他就以一本《普通心理病理学》的著作而一举成名，获得了在海德堡大学教授心理学的资格，“这部著作已经显示出他精神中那种视野广阔、联想丰富的专门才能”，并很快就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著作。但是，雅斯贝尔斯却开始脱离医学这个领域。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病人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而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是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精神病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雅斯贝尔斯出于自身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孤寂感受以及对疾病威胁的敏感意识，而一再追问生命的意义。但“科学的知识在面对一切根本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能阐明真理以及我们生命意义和目的的哲学。跟马克斯·韦伯以及基尔凯郭尔的相遇则是他转向哲学研究的关键。
雅斯贝尔斯于1919年出版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标志着他从心理学的研究转向了哲学的研究，这本书完全超越了专门学科的范畴。雅斯贝尔斯用韦伯关于观念类型构造的方式来研究从人类的生活经验中——特别是从人类的基本问题，例如自由、罪责以及死亡中——产生的“观点和世界观”，正是它们给当时的哲学构想描绘出了一种独特的轮廓。他在这里探究的是如何克服对自由的恐惧以达到自由，并且让我们在内在活动中自由地选择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历史地来看，这本书是作为后来被称作存在哲学的最早著作而问世的，它几乎涵盖了存在哲学中所有最根本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处境以及他根本无法逃脱的“临界状况”（死亡、痛苦、意外事件、罪责、抗争）。雅斯贝尔斯认为，人正是在这种临界状态之中接触到超越的，而通过这个接触，人实现了自己的存在。关于这本书，他在《哲学自传》中写道：“所有这一切就像在一种迅速的捕捉中被领悟一般……整本著作的观点要比我以后成功地讲述的内容全面得多。”


这部著作使哲学界出现了新的声音。公众的反响是如此之大，以致雅斯贝尔斯虽然没有哲学博士的头衔，却于1921年在海德堡获得了一个哲学教授的席位。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将他的这本书命名为“心理学”，实际上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阐明他的哲学，进而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区别开来。不过这也使得他的哲学教授的职位变得有些含含糊糊，他因此受到来自两个领域的攻击：科学家按照自己严格的惯例，将他看作是科学的背叛者，是那种从事不确切事物，即哲学研究的人；而在哲学家的眼里，他是那种走在心理学旁门左道上的哲学教授。
雅斯贝尔斯对此并没有加以反驳。他感到自己正处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因此，当海德格尔于1921年8月5日写信谈到自己哲学工作的性质时，他特别能够理解海德格尔：“我是否也要到空旷的地方找到我的路，我不知道；或者我只能走这么远，就此打住了，或者我本来是否要走，都不知道。”
此时的海德格尔还只是一个大学的无薪讲师，并在弗莱堡给胡塞尔当助手。他还没能发表任何能使他声誉鹊起的著作，但却已为人所知，因为他频繁地举办演讲和各种研讨班。海德格尔通过意识完成了对意识的无止境的自我观察，并将哲学的重点放到了日常的、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上。人们感觉到，海德格尔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解放。他的哲学思考强烈要求与生存的关系。和雅斯贝尔斯一样，对自身的忧虑是他研究的主题。
海德格尔在雅斯贝尔斯身上感到了相似的动力。因此他写了一篇有关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的书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并于1921年6月寄给了雅斯贝尔斯。由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并未真正论战过，他们以后在思想上也没有真正交过锋，这篇书评就成了分析哲学思考的唯一书面文件。
海德格尔首先对这本书极尽赞美之词。接着，他就以极其谨慎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雅斯贝尔斯的研究显然不够深入。他虽然“描述”了生存的发生，但并没有将自己的思考“深入”到这个生存的发生之中。他还躲在一种科学的保持距离的态度背后。海德格尔在书评的最后写道：“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自我思考，那么人们只能理智地将其公开。而这种自我思考在此存在，并且只可能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被唤醒之中。而真正的被唤醒只能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毫无顾虑地将他者推入反省之中。为了推入反省之中，让人关注，他自己就只有先行一步了。”而只有当他领会了哲学的“事物”，他才可能先行一步。这个哲学的“事物”是指“哲学思考着的自身及其显而易见的贫乏”。
雅斯贝尔斯没有将这种所谓的“贫乏”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因为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里指的是人类的一种贫乏。所以，雅斯贝尔斯并没有因这篇书评而生气，不过这篇书评却让他无所适从。因为他不知道海德格尔所要求的，人不应该只是探讨“关于”生存的发生，而应当“跳出”这种生存发生来进行哲学思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或者是海德格尔误解了雅斯贝尔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雅斯贝尔斯已经走上了“自我忧虑”的哲学道路；或者说是海德格尔对这条道路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他的解释又不是很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雅斯贝尔斯没有看到，海德格尔有沿着他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意思。尽管如此，雅斯贝尔斯还是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雅斯贝尔斯在晚年时依然对海德格尔的书评心存感激，他认为跟李克尔特想打压他的心态不同，“海德格尔却极彻底地读了这部著作，通过他一篇并未发表的批判性书评，以其比其他一切都更加毫不留情的方式，对我的著作提出了疑义。这对我来说无异于肯定了一个新的开端。”1921年8月1日，雅斯贝尔斯写信给海德格尔：“您的评论文章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深刻地挖掘了思想本质的评论。它确实触动了我的内心世界。但我还是怀念我们在讨论‘我存在’和‘历史性的’所采用的那种积极的方式。我在文章中始终感到了一种向前的动力，但后来往往很失望，并发现自己已经如此远离了自己的初衷。”
在回信中，海德格尔称自己的书评是一项“荒谬且又可怜的初级事业”。 他的本意是，“我并不幻想会在这方面比您自己走得更远，尤其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些弯路了”。两人之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和谐。雅斯贝尔斯原本想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更多的赞扬，而海德格尔则希望雅斯贝尔斯能对他深刻的批评给予更多的肯定，海德格尔把这理解为他们之间友谊的一个重要行为。雅斯贝尔斯为自己没有公开对海德格尔书评的看法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因此我推测海德格尔会很失望的。不过他深入到我的这本书的内容和重要的观点之中去——批评少于对话——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激励我的积极因素。”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通信为此中断了近一年之久。并且海德格尔书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苛刻态度，使雅氏始终不能释然。
后来，雅斯贝尔斯于1922年夏天邀请海德格尔到海德堡呆几天，海德格尔接受了邀请。9月的这几天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味着这几天的经历，因为将来他们之间的友谊都将建立在这些实际的经验之上。对哲学的强烈感受、和睦的沉静气氛以及启程和开始时共同的骤然感觉——正如雅斯贝尔斯后来回忆时所写的那样——“征服”了他，并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他感到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很“亲近”。
在这段时间里，海德格尔经常到雅斯贝尔斯位于海德堡的家中做客，他们俩真正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几。在具体描绘当时昼夜相伴的日子时，雅斯贝尔斯说：“海德格尔来我们家做客时，我跟他通常是在工作。每天我们都要聚几次来交谈。前几次的谈话就已经令我倍受鼓舞了。没有谁能够想象我对能跟他相处感到多么地惬意，他至少是在哲学家阵营中唯一能跟我真正交流的人。”


五
1933年6月底，海德格尔最后一次到海德堡时拜访了雅斯贝尔斯。至此以后，两人未曾谋面。但是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却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的夏季，此后才中止了数年。但真正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却是雅斯贝尔斯1934年才获知的一件事。
无薪讲师爱德华·鲍姆盖腾是马克斯·韦伯的外甥，海德格尔的学生。1933年底，他申请加入纳粹冲锋队以及哥廷根的纳粹讲师同盟会。海德格尔在一份鉴定书中警告哥廷根的师生们要提防这个被他称作是投机分子的人。这份鉴定书的直接后果是大学当局鉴于鲍姆盖腾的亲犹倾向而解雇了他。
1934年，雅斯贝尔斯从韦伯的夫人玛丽安娜·韦伯那里读到了这份鉴定的副本。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永远也不能忘却这件事，它属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经验”。实际上，海德格尔对“以韦伯为中心的自由民龘主的海德堡知识分子圈子”的讽刺也同样涉及到了雅斯贝尔斯本人。尽管海德格尔曾在雅斯贝尔斯面前说过犹太人有着危险的国际联盟，但从未被雅斯贝尔斯看作反犹主义者的海德格尔，为了讨好那些反犹主义者竟然恶意地去攻击一位不受人欢迎的学者。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的通信中断于1936年5月16日。当时，雅斯贝尔斯在签收海德格尔一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时写道：“您应当理解和允许我保持沉默。我的灵魂沉默了；因为正如您所描述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和哲学一起‘没有尊严’地存在，而是应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海德格尔再也没有回复这封信。
1937年，雅斯贝尔斯被迫提前退休，1942年纳粹政府对他颁布了正式的出版禁令。海德格尔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只言片语的反应。其实这岂止是针对雅斯贝尔斯夫妇，当海德格尔的其他犹太裔密友或同事，如阿伦特、洛维特、胡塞尔等，或遭流亡，或被迫停止工作的时候，海德格尔也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犹太人的雅斯贝尔斯夫人（盖尔特鲁德·雅斯贝尔斯）不得不时刻担心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夫妇常常将用于自杀的毒药丸带在身边，雅斯贝尔斯依然表现出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本色：松色不肯秋，玉色不可柔。
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中，雅斯贝尔斯曾谴责自己对海德格尔不够坦诚，他不仅没有问过海氏对纳粹的看法，也没有向他谈及自己的政治见解。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都变得太晚了。
实际上，在纳粹执政时期，雅斯贝尔斯一直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敌人”：“我们之间并非由于我们的著作，而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了对手。哲学思想必须要跟思想者的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得以把握。”实际上，自1936年5月16日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的通信中断之后，雅斯贝尔斯已不再将海德格尔看成是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而看成是骗子；不是大学的改革者，而是毁灭者；不再是来自哲学本源的朋友，而是来自权力目的的敌人；不再是可能的战友，而是朋友中的唯一出卖者。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雅斯贝尔斯的角度来看，他想建立一种纯洁的哲学友谊。但由于纳粹的上台，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方式投机极权政治的做法，导致了这一友谊的彻底失败。
1934年，海德格尔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成了纳粹极权的反对者，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认识到，他那模糊的革龘命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德格尔渐渐地从他的哲学—政治梦想中清醒了过来。
1945年，纳粹政权垮台后，法国的军管会要追究海德格尔的责任。一个所谓的清洗委员会要对海德格尔作出判决。对此，海德格尔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确实没有罪恶感，至少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感。在他看来情况是这样的：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支持过纳粹政权，因为他当时把它看成了一场形而上学的革龘命。当这场革龘命不能解决它所承诺的问题时——至于这场革龘命向他承诺的问题是什么，海德格尔从未解释清楚过——，他就退出了这场革龘命，继续从事他的哲学研究，而不再受是否得到党的认可或是拒绝的影响。海德格尔感到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对这种体制的批评意见，而是在讲座中公开予以指斥。仅就这点而言，他对这种体制所负的责任理应要比大多数学者少得多，因为那些曾努力使自己适应纳粹政治的教授们却没有谁要对此负责。那么海德格尔究竟跟这一体制的犯罪有何牵连？


六
雅斯贝尔斯在战后于1949年2月6日写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中小心翼翼地探问，是否“我们之间保持沉默”的局面能够结束。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大胆的行动。
海德格尔开始并没有收到这封信。6月份，他从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弗莱堡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海斯那里得知，雅斯贝尔斯给他写过信。在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情况下，海德格尔自己起草了一封简短的信件，他不自然的语气明显地表露了他内心的毫无把握：“抛开我们之间由于短暂的不和谐而造成的所有误解和纷乱吧，我和您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但这种关系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得以继续，或者说，他将如何重新建立和雅斯贝尔斯之间的关系？为此，海德格尔暂时决定选择他俩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在危机与日俱增的世界形势下，作为思想的守护者是越来越少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不计后果地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世界舆论及其机构并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地方。人们不应当谈论孤独。孤独只存在于唯一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我在这一地方衷心地祝福您。”
不过雅斯贝尔斯在7月份的一封回信中，毫不掩饰他对此的怀疑态度：“我至今尚不能理解您所说的存在的公开性。您祝福我的那个地方——我也许从未去过，但带着好奇和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问候。”
上世纪60年代，雅斯贝尔斯在论及海德格尔的尼采研究时，比较了他和海氏观点的差别，这涉及到了他们之间毕其一生的讨论所得到的极其有限的结论：“海德格尔：思想本身就是存在——它谈论周围其他的东西并给予提示，而不是直接贴近存在。雅斯贝尔斯：思想有其生存的重要意义——它表达了默想者的内在行为（准备、然后加以表达）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实现——而不是在哲学著作中体现。”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这一不同点，并在他1936—1937年冬季所作的关于尼采的讲座中谈到了这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讲道，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在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以照亮人类中的杰出人物的道德为目的的幻想”，雅斯贝尔斯将哲学知识看得“不再严肃”。哲学在他那里成了“人类生存的道德化了的心理学”。而海德格尔所一再重复的对世界观哲学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雅斯贝尔斯的，他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狄尔泰和胡塞尔。实际上，海德格尔在纳粹政治中受挫之后所进行的尼采研究，依然是以纳粹尼采专家博姆勒的研究为出发点而展开的。他在讲座中曾毫不客气地说，雅斯贝尔斯的尼采研究是再糟糕不过的了。但他并没有将相应的句子收入他在雅斯贝尔斯生前所出版的有关尼采讲座的书籍之中。
雅斯贝尔斯猜测，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过高估计事实上并没有与一种“科学的哲学”的观点相脱离，虽然他发表了反对科学的论点。他坚持哲学概念的严格定义和一种纯粹是臆造的、矫揉造作的思想构造。雅斯贝尔斯感觉到《存在和时间》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雅斯贝尔斯同样对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中的“决心”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总是这样一个问题（自《存在与时间》出版后）：‘决心’，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这其中的空虚已由纳粹主义所充满了。”对雅斯贝尔斯来讲，类似“决心”这样的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缺乏任何一种衡量的尺度，其内容也没有规定性，正因为此，这些概念才会很容易地被滥用到其他目的上去。
不过，雅斯贝尔斯多次指出，尽管他读过《存在与时间》的许多部分，他也记录下来了一系列有关海德格尔思想批判的札记，但他本身并不具备批判整本书的能力，因为他没能从细节处条分缕析地研究过这部著作。雅斯贝尔斯对于作为一个人而非思想家的海德格尔的把握更准确一些。尽管雅斯贝尔斯在对海德格尔的思考和评判方面表现得非常深刻，甚至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具有开创性的一面，但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动机的探寻依然是不完全的，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七
上世纪20年代，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两位哲学大师对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的友谊曾有着无法实现的过高期望。对雅斯贝尔斯来说，海德格尔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他和被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统摄”的此在力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海德格尔看作是自己的同路人。他试图和海德格尔一起进行超验的思维，去寻求存在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让哲学回到事物本身去。尽管在他们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事件，但他们相互间的吸引力以及共同的使命感并未使他们分开，直到1933年，当海德格尔短暂参与了纳粹政治时，他们之间的友谊才告破灭。但在其后的岁月中，雅斯贝尔斯在精神上一刻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海德格尔。究竟是什么力量诱使一位严肃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为纳粹暴政提供哲学式的辩护？直到临死时，雅斯贝尔斯写的有关海德格尔的札记还放在写字台上。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为了了解自己，他必须理解和解释自己和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也成为了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尺度。雅斯贝尔斯从未因为海德格尔曾经的助桀为虐而整体舍弃之。为此，他写下了一页页的有关海德格尔的札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海德格尔却没有留下写给雅斯贝尔斯的札记。雅斯贝尔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晚年的时候写道：“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我对他的倾慕与疏离形成了一种张力，既惊异于他的才能，又不容于他那不可理喻的愚蠢，既感到与他哲学思考基础的共同性，又感到我们之间相互态度的迥然而异。”海德格尔同样强烈地感受着这一绝交的痛苦，据回忆，他曾多次问过他和雅斯贝尔斯共同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是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跟雅斯贝尔斯真的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却很欣赏雅斯贝尔斯的正直、他那自然的威望以及他的宽宏大度。后来，雅斯贝尔斯甚至成了海德格尔用来审视自己良知的尺度：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只有在雅斯贝尔斯面前，海德格尔才为自己曾被卷入纳粹政治而感到“羞愧”。
尽管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持有批评的意见，并与之有着一定的界限，但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在这个贫瘠的哲学世界上，海德格尔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人物：“透过海德格尔，在同时代人身上我看到了通常只能在历史中出现的这样一些东西，而这些对哲学思考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白发苍苍的雅斯贝尔斯在他最后的关于海德格尔的札记中写道：“在一个多岩石的、宽阔的高原的山顶上，同时代的哲学家们见面了。他们从那里俯视雪山和人类居住的更深的河谷，以及天空下处于广阔的地平线上的所有一切。……在那里哲学家们正在进行一场令人惊叹不已的非暴力战斗。他们受权力的驱使，通过他们的思想，人的思想，相互争斗……看起来，那里现在似乎已经碰不到任何人了。但我却在一种永恒的空想中，徒劳地寻找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并似乎碰到了一个人。但这个人是我殷勤的敌人。因为我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之间不能够进行交流了。欢乐变成了令人绝望的痛苦，好似错过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这就是我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我想，一生以来在其哲学中一直强调交往和开放的雅斯贝尔斯，对于失去海德格尔这样哲学的朋友一定痛心不已，晚年面对已被阻隔的交流，唯有感慨：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全文完

马

大神

膜拜大神

为什么说李雪涛是腐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