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不少研究互联网与人权关系的学者充分肯定在推进人权理念普及和人权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幻想。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互联网会全面改变全球政治治理的模式和结构，会对有些国家，比如中国，引发政权更迭式的变化。个别人甚至预言，像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革命那样，人们会走向街头，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图使社会发生快速变革。
　　不可否认，中国人权事业这些年发展快速并取得一系列成就，但钰泽侬却觉得无论什么时候讨论互联网与中国人权事业的关系，都应意识到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人权事业，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方面，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讨论互联网与人权问题的时候，将网络发展及其对人权的促进和推动，放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的社会景观当中，将其当作引发中国人权事业发生变化的多重变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网络对人权的促进作用，无疑会大有助益。
　　其次，互联网虽然可以使各种信息在全世界自由流动，世界各地的人虽然也可以使用相同的互联网服务，但互联网对人权事业的影响，也必须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必须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诸多要素结合起来。
　　这有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及其不断更新的服务形式，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何以会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社会效果。同样是社交媒体，美国人可能主要用来交流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流水账式的信息，中国人却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互联网对人权观念的普及，对于人们与网络有直接关联的一系列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和兑现平台，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权力行使过程透明化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同样需要被放到中国媒介的整个生态中来考察。由各种不同的媒体类型共同组成的媒介生态，是以互联网为轴心的各类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滋生的土壤，也为以互联网为轴心的各类新媒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给养。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