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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丁忧与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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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人夺情起复大家就不那么多废话。比如杨溥,李贤。
有的人比如张居正夺情起复,就群情滔滔?
话说我一直觉得丁忧是应该的,但是要长达三年实在有些过了。
至于夺情起复,也是应该的,但貌似被夺情之后能不影响名誉的是极少数,多数都会被官僚们狂骂。


1楼2013-11-12 21:27回复
    张居正把官员折腾的欲仙欲死,谁都巴不得用道德贤孝这个大义把他赶下去
    gaokang


    来自WindowsPhone客户端4楼2013-11-12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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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赌这个帖子能到100楼,有敢赌的么?前提是基帝不删帖


      IP属地:北京5楼2013-11-12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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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底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他要在各科底账簿上切实注明。在内阁里,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居正底政治系统。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完全在六科手里。明朝的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样可以牵掣大官,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地可以建言;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及在外总督、总兵的场合,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和内阁同受顾命,更是特有的创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使是一种创制。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称“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底言论其实没有说错。


        6楼2013-11-12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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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贪官逍遥法外,瓜爹贪几个钱就进去了


          IP属地:河南8楼2013-11-12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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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明月不是说自从杨廷和这个大孝子死活丁忧以后,官员就没脸在夺情了


            IP属地:天津9楼2013-11-12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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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正对于清丈,曾经发动政治力量,但是结果没有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官吏,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够。有的主张只和旧额一样,无须多报;有的看到清丈条例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规定,索性一例填报下田,认为清丈是一种爱民的政策,不当填报上田,以致加重民众的负担。(息县知县鹿久徵事,见《明纪》卷四十)这些官吏在当时都认为是爱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声名是“掊克”,是“以溢额为功”,再加以嘉靖间计算数字底错误,于是误认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余万顷,万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三百万顷底增加,证实居正底掊克。数字的错误,更增加他底罪状。
                其实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只增加八十一万顷,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数字,即连后开的云南、贵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万顷,这又算什么“掊克”呢?民间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勋爵、官吏和大地主底手里,大地主又倚仗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国家逃避赋税的负担,以致造成国穷民困的现象。居正原有的计划,是要大地主同样尽国民底义务,他自认“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们把万历六年清丈的成绩,加以分析,我们更可看出这里没有什么“掊克”底气息。万历六年的数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在总数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减少的也有六省;南、北两京直隶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两州,减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见居正没有“以溢额为功”的成见,否则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决没有这许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长官。其次如福建巡抚耿定向、劳堪,江西巡抚王宗载,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对于福建、江西两省的清丈,也显见特别关心,但是这一次清丈底结果,福建从十三万五千余顷,减到十三万四千余顷,江西从四十万二千余顷,减至四十万一千余顷,差额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额究竟是差额,证实居正没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苏州田土从一十五万五千余顷,减至九万二千余顷;更是很大的差额。
                这次清丈之后,田额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东三处;全国增加八十一万顷,单这三处,便增加五十一万余顷。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计田土二十六万九千余顷,现在是四十九万三千余顷;河南旧系四十一万六千余顷,现在是七十四万一千余顷;山东旧系五十四万二千余顷,现在是六十一万七千余顷。除这三处以外,广东旧系七万二千余顷,现在增至二十五万六千余顷,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更加显著。
                广东方面,主要的还是“治安”问题。中央力量加强,地方秩序良好,担负赋税的民众和田土,当然会逐渐增加,事情本来简单。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之地,除去建文年间,曾经发生一度的内战,以及长城一带,偶然遭受敌人底破坏以外,从开国以来,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的增加,当然与“治安”无关。那么这是怎样的呢?
                北京、山东、河南都是辎辅,三处的田土,不断地被勋戚、权贵吸收了,一经集中以后,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纳税的义务。居正底政策,是要打击他们底特权,使他们对于国家,有同样的负担。阳武侯便是一个好例。成祖时代,薛禄从征有功封侯,传到万历年间,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还有自置田土,是否应当纳税,这是一个问题。居正决然地说:
                承询阳武优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拨赐公田外。但有田土,尽数报官,纳粮当差。是功臣田土,系钦赐者,粮且不纳,而况于差?锡之土田,恩数已渥,岂文武官论品优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近据南直隶册开诸勋臣地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似与律意相合。幸惟尊裁。(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杨本庵》)
                万历六年清丈,除云南、贵州因系新辟地方本应增加,及陕西、四川和南京所属八府、州所加无多,不待研讨外,其余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共增七十万顷,占去增加额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从政令不易贯彻的广东,夺获担负国税的田土,这一点也许人还了解;但是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居正对于一般的毁誉,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一次的清丈,无意中代表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公允的负担。但是事实上的成绩还是很小,畿辅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万二千余顷,山东七十二万四千余顷,河南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余顷,其实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勋戚权贵手里,居正无如之何。二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势力,在当时不是片时可以铲除的事物。


              10楼2013-11-12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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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基帝观点


                来自手机贴吧12楼2013-11-12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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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站禁止占便宜,更是整的官员不爽


                  16楼2013-11-12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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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


                    IP属地:北京来自Android客户端19楼2013-11-13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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