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彭、李之争：樊口闸坝背后的生态、利益与政治纠葛
伴随着湖区土地垦殖的不断扩展，武昌县的水利建设也渐次铺陈。从明中叶到清中叶，距离樊口附近沿江一线的地区已形成了黄柏山大堤。但连通长江与梁子湖的樊口，就像“水袋子”的“袋子口”，不将其束住，就难以根治江水倒灌入湖的水患。于是在清代咸同年间，邑人先后四次向官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修筑樊口大坝，但先后被督抚以种种理由驳回。有鉴于此，当地士绅一方面积极寻求在京之湖北籍官员的奥援，（19）另一方面则试图动员地方社会力量，自行修筑水坝。
光绪年间，樊口民众自行筑坝行动有两次。一次是光绪二年（1876）冬，樊口民众在武昌县廪生郭瑞麟等地方士绅的带领下，历时五月修建而成。但当建坝者“私立埠头，抽收船厘”之时，终于引发了大冶、武昌、江夏等县商民和渔户的强烈不满，他们向官府上诉。而湖广总督李瀚章接到控告后，立即派军队摧毁了大坝，并逮捕郭瑞麟等倡导筑坝之人。
第二次筑坝行动发生在光绪四年（1878）春，当时樊口民众受第一次筑坝所带来的粮食丰收的鼓舞，不惜推举被革职的武生胡炳卢、汪帼沅等人为首领，再次自行修建樊口大坝。得到消息的李瀚章再度派兵，刨毁了尚在修筑之中的樊口大坝。这一水利冲突事件经光绪四年六月初七日《申报》详细报道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远在京城的光绪皇帝，通过御史言官等官僚体系的信息孔道，终于也获悉此事件。
光绪四年（1878）八月，面对湖广总督李瀚章陈述毁坝缘由的奏报，和御史李廷箫主张兴筑大坝的奏疏，光绪皇帝决定派兵部侍郎彭玉麟等前往实地调查。彭玉麟曾长期担任长江水师统帅，熟悉长江水文情况，而且以秉性耿直著称，显然是较为合适的人选。彭玉麟星夜兼程，抵达樊口，坐小船，访民情。最后给朝廷上了一道《遵查樊口情形折》，也主张修建闸坝。于是，以李瀚章为首的“反对派”，和以彭玉麟为首的“支持派”，彼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概言之，其争论焦点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江湖水系之间：长江的分流、行洪及水利环境
在反对建坝者看来，“樊口为江汉合流以后南岸泄水首区，一经筑塞，则上下堤防皆有岌岌可危之势”。李瀚章甚至以人体经络比喻之：“江水经由之道，譬之人身，湖河港汊犹四肢之脉络，所以宣行血气也。今堵塞湖口是截去肢体，仅留胸膈也。胸膈不快，头足皆病。口不能泄，则尾闾泄之，沿江各堤，虽不能指定南岸北岸。要之，川壅必溃”。（20） 同时，李氏还列举了嘉庆年间，湖北监利之水港口、沔阳之茅江口等处，因筑坝而导致上游之石首、江陵等地大受其害的事例，作为樊口不宜建坝的佐证。
而在彭玉麟看来，李瀚章的看法有点拘泥于陈规和传统的治水观念，没有因时因势而变通。彭玉麟根据自己对长江的亲身体验指出：“臣咸丰初年从戎江上，目睹江形迁徙、浅深通塞不知凡几，未便泥昔日之成规，误目前之要务。似须因时制事、因地制宜，方称妥适”。（21） 但仅由其奏疏观之，彭氏似乎也并未将所谓的长江水文环境变化给予充分的阐释，所谓“因时制事、因地制宜”也还只是着眼于樊口一地。李瀚章的治水观念，与历史上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宇宙观相类似。而彭玉麟则更具经世致用的理念。其实双方就江湖关系争论的背后，还涉及一个现实利益问题，即在洪水来临之际，谁需要做出一定牺牲？在李瀚章等人看来，为了全局利益，为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堤防和其他地区的水利安全计，樊湖作为江水的行洪区是不能被堵塞的。而在樊湖民众眼中，不让他们筑坝，听任樊湖作为江水盛涨时
的泄洪区，其实就是牺牲樊口民众的利益。所以当地文人范鸣龢就颇为不满地指出：“防水如防贼，岂得以彼城之受敌，责令此城之洞开哉？”（22） 这其实代表了本地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发出的一种声音。
（二）行业利益之争：渔业、商业与农业
李瀚章反对建闸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建闸后会严重影响到当地以水为生的渔户利益，以及以水运为特色的市镇商业之繁荣：
樊口内湖之民，农渔参半。渔有应完之渔课、芦课，农有额设之地丁漕粮，向系一律启 征。溯查同治元年至今年十六年中，仅止三年蠲缓，历有成案可稽。足见水小之年，湖水消泄入 江，江水不致灌入，仍可普获丰收。建闸后，江鱼不能入湖，渔利全无。即农田因积水难消，亦耕作俱废，不特正供无着，而此无数失业穷民何以为生？又沿湖市镇林立，该口帆樯上下，百货流通，厘收最旺。口门一睹，舟楫皆停，课于何出？ （23）
据前揭可知，鱼课一度在武昌税收中比重可观。而水运的发达，带来沿湖市镇林立，商业的繁荣，故从咸丰五年开始，湖北巡抚胡林翼就在樊口设有牙厘专局，抽收水道上下百货厘金。（24） 水坝的修筑对于鱼课和商业应该是有影响的。而筑坝者试图私自收取来往船只费用，更为官府以及商户难以容忍。而且李瀚章还提出，樊口—长港—梁子湖—省城一线水路，既是重要的商业通途，又是省城武昌的后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能被堵塞。此外，李瀚章还认为建坝之前，十六年间只蠲免了三年，可见对于农业影响也不大。建坝之后农田的受益面积也很小：“在樊口筑坝，仅附近西杨二畈田庐受益，而内湖积水别无消路，各邑被淹必广”。（25）
而支持建坝的彭玉麟，对于梁子湖区农业、渔业和商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却做如下阐述：
樊口内乃鱼米之乡，百姓谋生有二，一则有恒产者以耕田为业，一则无恒产者以捕鱼为业。耕田者惟恐江水内灌，而禾稼被淹；捕鱼者惟恐江水不内灌，而网罟失利。利本相反，势不并存，加以一筑闸坝，则商贩货物有盘坝起旱之费，此亦稍有不便处。然以人数计，则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鱼者不过十之二三；以国课计之，收田课则利倍千百，收鱼税不过千百之十一。至于商贩之盘坝，更属害之至轻则。况樊口入湖，生意大半皆油盐杂货，分销于江夏所属之豹子澥、山坡街、贺圣桥等处，武昌所属之谢埠、金牛镇，大冶、兴国所属之保安街、长岭街、碧石渡等处，皆有陆路可通，本不专走水路。惟梁子湖心之梁子街一处，不通陆路，然自有湖内小划可以往来转运。倘因小有损于客商渔户， 而举数百万生灵待食之谷年年付诸洪波巨浸之中，因小而误大，得少而失多，可以不烦言而解矣。（26）
与李瀚章极力夸大渔业经济的损失，以及商业经济的凋敝形成鲜明对比，彭玉麟则将建坝之后对于渔户、商业的影响描述得微乎其微。在他看来，渔户人数只有十分之二三，税收也只占千百分之十一，根本无法与耕田者的人数和田赋收入相比。至于建坝对商业市镇的影响，除了地处梁子湖中心的梁子街之外，其余因皆有陆路可通，损失也并不像李瀚章说的那样严重。此外，李瀚章认为修坝仅仅是西杨畈地区的耕田者受益，而在彭玉麟眼中，修坝之后，其受益范围不惟很广，其粮食产量尤为可观，仅武昌县三畈地区，每年可收谷三百余万石。又加各州县所属滨湖之田亩，综计亦可收谷三百余万石。（27） 两者相加，樊口修坝之后，相关区域可以多获六百余万石粮食。
在建坝对于渔业、农业、商业三者之间的影响问题上，双方显然都没有能够冷静、公平地进行价值评说。李瀚章和彭玉麟都极力夸大有利于己方的因素，而有意无意地低估或忽视不利于己方的因素。而且他们都还是立足于国家赋税的征收，而忽视了当地不同利益群体的日常生活。即李瀚章拒绝建坝，忽视了众多深受水患灾害的农耕者的利益。而彭玉麟则在考虑农户利益之时，似乎又置渔户群体与商铺店主的利益于不顾。
其实在笔者看来，时至晚清，除了少数完全依靠打鱼为生的“水上人家”之外，所谓沿湖的大部分“渔户”其实也都兼种植稻谷，只是鱼产和稻谷的比重不同罢了。所以与其说是“渔业”与“农业”的矛盾，毋宁说是享有水面渔业收益的既得利益者，和未能享有水面收益的未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
（三）群体意识之间：渔户与农户，谁是弱者？
有趣的是，在争论“渔”、“农”等行业经济利益的同时，居然还涉及到了对两类人群的不同评价，即渔户和农户之间，彼此视对方为“奸民”或“讼棍”，纷纷攻诘对方，以显示自己是“弱者”，意图赢得舆论之同情。在反对派李瀚章和赞成派彭玉麟各自奏疏中，渔户与农户之间，更确切说来，是倡导修坝的士绅与反对修坝的士绅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形象反差。
在彭玉麟看来，阻扰修坝的渔户及其领头人皆为“土豪”、“讼棍”之流：
农民恒弱，渔户恒强；农民恒愚，渔户恒黠。各湖滨业鱼之处曰三山湖、月山湖、横山湖、铜山湖，惟三山袁姓、月山杨姓为巨族。该渔户最称豪强，家有举、贡、生、监，恃为护符，占夺大利。袁姓、杨姓二族所置田地皆在湖外，不患水淹。每年江水愈大，则网鱼愈多，一筑闸坝，虽不失业而利则减矣。渔户杨辛葵、杨鸣远即土棍杨光朋等，只图利己，不顾害人，勾结大冶讼棍袁甲甫即增生袁兆麟，互为爪牙，倡议敛钱包告、包准、包挖横堤，倒借名人多名，纷纷上控，肆言恐吓以耸坚听，而所有呈词实出袁甲甫一手。致令被水地方全家困于追呼，饿夫尚在缧绁，无怪各乡农民恨袁甲甫次骨，皆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28）
这里，渔户中势力最强者，一为地处武昌与大冶交界的三山湖袁氏，一为月山湖杨氏。此两大家族皆以渔业为主，但也置有田地，只不过田地都在湖外，而且有功名者甚多，势力较为强大。这些在清末民初杨廷芳的《月山乡土志》中可以得到印证。（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