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才能几乎是少年韩寒身上唯一值得一提的“亮点”，他的初中三年实际上过得并不愉快，更多时候他的少年生涯是作为“差生”被其他人见证着——上课走神，不守纪律，不交作业，生活邋遢，有时候甚至连作业本都能不翼而飞。如今老师们自然不再说他“坏话”，但是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作为一种惩罚，少年韩寒被老师单独拎出来，一个人坐在讲台边上，背后是整个班众目睽睽的目光。
韩的父亲韩仁均为了照顾他读书，把家从亭林镇搬到了离初中较近的朱泾镇，他母亲每天在朱泾和亭林之间挤公交车来回奔波。
这对父子有十分亲昵的一面，在一张老照片里，儿子捏着父亲的脸，两人笑得脸上只剩两排白牙。从初中开始，由于学业的问题，韩寒和家人的关系逐渐显露出紧张的一面，有一次因为韩寒没交作业，韩仁均被老师喊到办公室，父亲对着儿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在很长时间里韩寒被视作两面：写作上的令人惊喜和传统意义上的坏榜样。新概念作文获奖、《三重门》出版，都难以改变这一点。

坏孩子的舞台在萌芽
1998年是赵长天到《萌芽》杂志社任主编第三年，那时候杂志社还没搬到现在巨鹿路这个别致的小院落里。
赵长天清癯，说话的时候喜欢伸出细长的五指，有老式文人的有条不紊，但1998年做这个主编其实焦虑不堪，时常要低声下气地四处找上海的大企业要钱。
当时他在寻找一个机会，要把这本文学杂志拖出泥潭。巅峰时期《萌芽》的发行量是30万份，而到了1995年赵长天接手的时候，只剩下1万份。所有文学杂志都会对那段时期记忆深刻，“全民经商了，作家都下海了”，《萌芽》剩下的读者都是一些已经进入中年的铁杆读者。
那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刚开始热播；四通利方摇身变成新浪网，网易搜狐开始崛起，网络时代隐约在望；作家李敬泽跟朋友在北京聚到一起，商量的还是怎么推出一批“70后”作家，最后作者登出来的照片都是女孩们的艺术照，眼看着严肃的文学活动变成了选秀。对文学杂志来说，这是那个年代的基本背景。
赵长天开始大力改造这份杂志，刊发了大量的纪实作品，甚至在这本文学杂志上登足球明星范志毅的大块头文章。但是杂志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1997年，赵长天和他的同仁开始新的努力——要寻找一批年轻的创作者。一开始找中学教师推荐，收到的都是当时学校里的“优秀作文”，内容千篇一律，毫无朝气，赵长天决定由《萌芽》自己来找，李其纲提议举办一个面向学生的作文大赛，声势要大，要获得高校的支持。赵长天和李其纲一起拜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王铁仙，找到了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陈思和，很快谈妥了上海本地的这两家高校。
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追念活动上，赵长天见到了陈伯吹的儿子，当时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聊起了筹划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陈佳洱当即表示北大要全力支持。后来在南京，在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剧本讨论会上，赵长天又遇到了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董健也表态支持。
到了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有了眉目，但彼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项赛事的未来。那一批后来成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孩子们还淹没在人海当中。
被邀请来当评委的作家叶兆言当时心头始终悬着一个疑问，“这个事情靠不靠谱？当时我、铁凝和方方其实心里都在担心，很可能办这么一届就黄了。”当时的赛事总干事李其纲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很可能一篇像样的稿件也找不到。

80后这代人那时候看起来极为平庸，“好孩子”中规中矩，死气沉沉，“坏孩子”染了头发，忙着学“古惑仔”，报刊上开始用“垮掉的一代”这样的外来词汇形容成年人对他们的担忧。

韩寒由于功课成绩严重不平衡，并没有获得老师推荐，他自己又去找到了邱剑云要求参加，邱剑云最终答应韩寒来参加考试，之后给了他一个“特殊编外社员”的身份。
韩寒给文学社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找得到的有两篇，一篇是《戏说老鼠》，一篇是《三轮车》，后来都被邱剑云收录到一本二中学生优秀作文集锦里，书名叫《山阴道上》，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少年韩寒对钱锺书的崇拜在这两篇文章里到处可见，《三轮车》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有个和钱锺书先生一样的毛病”。《戏说老鼠》里面则学着钱锺书吊了很多书袋，引用了《诗经》、《三国志》、《史记》、《挥尘新谈》……这两篇文章也深得高一（7）班班主任、语文老师戴金娜的赞赏，她给的评语是：“老练辛辣”、“见微知著”。
当时的韩寒还去参加了诗歌社的课程，指导老师是吕玉萍。她对韩寒的才华印象极深，有一次诗歌课上大家写诗，韩寒很快写了一首，横着读意思庄重，竖着读却是恶搞。
199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教室的电视机里播放《新闻联播》，一则消息说钱锺书去世了，正在教室里晚自习的韩寒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电视前，他盯着电视机良久，转身对班上的同学说，以后这个世界上写文章，我就是第二了，排他前头就剩个李敖。
这一次，教室里没人笑。

——“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时间进入1999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萌芽》杂志的努力有了结果，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办了起来。初赛收到了四千多份稿件，这个参赛数跟现在比十分寒碜，但却已经足以打破当时所有组织者和评委心头的担忧。
十多年后人们再讨论这届作文比赛时常会忘了，那一届的少男少女们拿出的作品，并不仅仅是韩寒的《求医》和《书店》，还包括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刘嘉俊的《物理班》、宋静茹的《孩子》和一个初二女生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在学生间争相传阅和模仿。而评委对80后释放出来的创作能量表示难以置信，王蒙当时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但是在运作上，这届大赛尚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其纲回忆，整个大赛只在《新民晚报》作了点宣传，外地学生能不能知道这个比赛完全靠运气。虽然杂志社给各个外地的中学寄去海报，但事实上很多海报就一直躺在学校的收发室里了。由于宣传乏力，这个比赛的初赛收到的稿件大部分来自上海。
当时河南一个高三女学生、后来获得一等奖的王越就是在自习时偷看《中国青年报》，读到了一篇关于赛事的报道才去报了名。从报名，到获奖，再到保送南开，当时简直是一系列意外。“第一届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比赛，谁会把宝押在上面？”王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对已经“无可救药”的韩寒来说，这几乎就是他孤注一掷的押宝。
但意外是，身处上海的韩寒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王蒙、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中文系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等人。
在确定一二等奖名单后，叶兆言发现韩寒没来考试，他提议是否通知韩寒前来补考。据叶兆言、方方、赵长天、程郁缀等人回忆，在场的所有作家和教授一致表示同意。
等韩寒赶到考场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补考。那是一个标准间客房，正中间摆两张床，床的对面摆一个电视柜和一张书桌。韩寒就在书桌上应考。

李其纲受评委们委托负责出题，他把一张纸放进水杯里，随后离开。而另一位编辑林青则奉副主编桂未明之命给韩寒监考。
韩寒面前的杯子里，一团纸缓缓展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他拿起笔写下了第一句。
现在人们很难说清楚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给了韩寒机会，还是韩寒成就了这项赛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二者轨迹交叉的时候，一个正在低谷，一个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后来的韩寒，自然也就没有后来人们对他的一切热捧、抨击、崇拜和质疑。但当时他几乎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那个房间里，少年韩寒纹丝不动地写了一个多小时，既没喝水，也没上厕所。林青将房门关好，坐在房间里盯着韩寒，一个多小时也纹丝不动。林青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整个过程中韩寒只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写好了”，然后离开房间，林青就起身将试卷卷好交给了桂未明。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这篇《杯中窥人》流传甚广，偏科少年韩寒引起媒体关注，随后一年，《三重门》出版，韩寒七门功课挂科，最终不得不退学。
沈宏伟如今越来越觉得《三重门》的结尾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2000年《三重门》的出版并没有让“差生”韩寒证明自己，反而让他在学校里面临着更大压力。以前在课堂上互不干涉的老师开始不断出言讥讽：“出了名就不用听课了”，同龄人之间实际上也互不服气，文学社社员的一篇批评文章里写道：“大家都知道韩寒这样发展下去绝对成不了钱锺书，甚至当个自由撰稿人或当个报刊编辑都存在许多困难……”
当那个差生韩寒走出松江二中的时候，内心动荡，性格倔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态度更像是要确信自己的道路。对未来实际上他一无所知，当他从郊区走进城市，他第一次紧张地坐上飞机，他不知道电梯按向下的箭头是要让电梯向下走，还是乘客要向下。
在松江二中巍峨的校门背后是一个少年的世界。此后他的所有荣耀都奠基于此。他离开的时候，难称愉快的少年生涯从此结束，而后来巨大的辉煌与争议还远未来临。

—————————————————————————完——————————————————————————

哦对了，文章中间不允许插口。谢谢合作。

@s李森b @韩吧管理新组

韩吹洗洗睡吧

楼主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么

万火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