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腐朽与寄生性日前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一种被称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主要生产没有实物支持的美元货币和金融产品，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则使用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从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购买大量消费品，亚洲国家则通过出口消费品积累了大量的外汇；亚洲国家把从贸易中积累的盈余用于用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而美国则依靠世界各国提供的信贷形成虚假的需求，反过来拉动世界的消费和增长。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美元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由此导致了这样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美元要靠增加自身的量来维持“流通手段”的职能——只有靠增发货币刺激泡沫来巩固美国“最终消费者”的地位，才会有更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以美元计价；而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自身的量来维持“价值尺度”的职能——只有让美元看起来仿佛是稀缺的、强势的、不可替代的，才会使发展中国家以美元为储备货币。[ 哈维对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考察，参见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以美元霸权为基础上的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一方面使美国可以大肆举债，透支消费，累积了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长期过度供给，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和虚拟资本大幅膨胀，从而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这种一种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只有经过国内市场才能增加其供给量，这必然会增加了本国的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面对通胀风险美国不得不通过调整利率来对货币供给进行控制，这又会随时引发资产泡沫的收缩与膨胀，从而引发金融动荡。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看，增加货币量否定了其自身作为“价值尺度”的稳定性，因而导致更多的交易避免采用美元计价，导致世界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或是经历新的国家信用代替旧的国家信用的艰难过程，以另一种纸币取代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 Ramaa Vasudevan对历史上作为世界货币的主要货币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参见Ramaa Vasudevan, 2008, “Finance, Imperialism, and the Hegemony of the Dollar”,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8.]
　　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有利于金融掠夺而危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只有依靠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的购买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不断获得增殖。但是，一方面美元贬值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的竞争力，从而阻碍了价值实现，另一方面金融化的发展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风险，从而周期性地抑制剩余价值生产的顺利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必须占领更大的美国进口市场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美国来说，必须通过美元的贬值以抵减债务并促进金融自由化才能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掠夺。这两方面是根本矛盾的。
　　列宁曾经指出，进入帝国主义后，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列宁的这一论断，在当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金融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其腐朽性的寄生性无疑也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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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以看出，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无论从外汇交易额中的货币比重还是全球储备货币中的货币份额来看，都有所体现。就外汇交易额而言，进入新世纪后，与美元有关的外汇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平均保持在85%以上，远远高于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交易份额。而从储备货币的币种结构来看，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也同样显著。进入新世纪后，虽然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从2001年的71.5%下降到了2010年的61.5%，但尽管如此，相对于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欧元和日元来讲，优势依然非常明显。另外，如果考虑到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不再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的话，美元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增强。事实上，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2010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尽管有所降低，但是仍然达到61.5%。而排在第二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仅有26.2%，尚不足美元的一半。 二是美元在SDR一篮子货币中40%的比重也直接决定了美元资产在储备货币中下滑的比例有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同时，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对外的债务构成中，美元也是最主要的货币。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计价债务占比一直相对较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债务的比重仅在40%左右，而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一比例快速上升到了2003年的60%以上。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对外债务中美元比重有所下降，但下降比例有限，仍然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上。

3）美国经济的双循环特征。在美国产业增长的动力由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后，国际资本的双向循环流动成为美国收益实现的现实载体。资本的双向流动，一方面弥补了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对美国国内充足的市场流动性提供了外在保证。因此，这种国际资本的流动趋势是否可以维持，一直是美国货币当局担心的主要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包含利率调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刺激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全球资本双向流动的趋势是否会发生改变，即美国是否会经历资本的外逃是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格局是否会出现重大调整的初始信号。
　　在流向美国的大量资金中，投资收益是决定资本流向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多年来，美国市场被认为是“风险避难所”。美国在事实上起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枢纽作用，即一方面吸收大量的国际资本，另一方面进行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美国资本流入和流出额分别占全球总额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它的资本流入流出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主要投资机构全球投资策略的调整。从图3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流入以及流出美国的资本规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投资主要是证券投资。]但是相对而言，资本流动规模的下滑主要表现在美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上，流入美国的资本状况变化不大。在危机发生初期的2008年，流入美国的资产数量甚至仍然延续了之前的上升趋势。而在资本流出方面，虽然在2008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的下滑比较严重，但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趋于稳定以及世界经济的不断复苏，到2011年，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规模已经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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