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枫 译
【译者说明】：此前在发表《大学生难题》译文时，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尔都塞后来（即在《论再生产》中）对自己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的技术分工”的思考进行了修正；现在又有朋友在讨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前贴出《论再生产》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作为理论参考。以下内容选自《论再生产》第二章“什么是生产方式”的第4小节（文中中括号内的数字为《论再生产》法国大学出版2011年版原文页码）。提醒：1、文中有几处脚注特别值得注意；2、因网页格式的原因，原稿中对一些词句的加粗强调在这里没有被显示出来。
四、社会分工就是劳动“技术”分工的现实：生产、剥削和生产中的阶级斗争
我们将要捍卫的这个论点是完全经典的论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中，随处可以找到它的根据。它们就是：
1、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切劳动组织和劳动分工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2、据前所述，【70】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因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从根本上——不是从总体上不加区别地，而是在特定的形式下——决定了一切发生于物质生产本身当中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换言之，剥削关系不仅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且工资和市场经济的一切后果都献给了它。剥削的首要后果正是表现在工资方面，但它还通过劳动分工的形式，在生产实践本身中造成其他一些特殊后果。
为了展现这些后果的特定存在，我们不久前[1] 引入了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用法指向不同，我们把它与劳动的技术分工相对。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个词指的是我们建议称之为社会劳动的分工的东西，即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的分工：农业和工业，以及工业的不同部门。由于这个词的适用性（它对我们来说很有表现力），我们建议保留此前引入的术语革新，因此，我们要用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个词来指在同一生产过程当中作为剥削关系的生产关系的结果。我们的“对手”再一次是同样的：它就是我们可以用“经济主义”来描绘其特征的技术主义-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我们已经看到，一切生产方式都将劳动过程进行组合，这种组合要求某些规定的操作要由合格的当事人通过严格规定了的顺序，在严格规定了的形式下去完成。对于每一个劳动过程来说，这要求一种在不同的规定岗位上的技术分工，要求一种组织，从而要求对规定劳动的分工组织进行管理。就每一个劳动过程来说是这样，更何况，情况始终是一个生产过程包含了众多的劳动过程。
我们高明的“经济学家们”马上就会从中得出非常简单的结论，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只是纯粹的技术现象：【71】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劳动的纯技术组织，以及劳动的纯技术管理。他们会乞灵于生产的要求本身，说为了生产得到保障，当然必须有劳动的分工、组织和管理；所以当然必须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也就是说，当然必须一方面有工人和资格各异的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有整个一套由经理、董事、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等级体系。这些都是“触目可见的显而易见的事情”。难道马克思本人会没有认识到吗？必须有一些车间首领和一个“乐队指挥”来组织劳动分工并指导这种组织。因此，我们高明的“经济学家们”补充说，只要将企业中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经理和工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化”就可以了。“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两面，要找到它的日常生活证明，只要读一读路易·阿尔芒[2] 或布洛赫-莱内[3] 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那些关于劳动的纯技术分工、纯技术组织和纯技术管理的 “显而易见性”，纯粹是一种幻象，说得更坏一点，纯粹是一种欺骗，完全是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用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目的在于让工人继续停留在自己的被剥削状态中[4] 。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是对这一点的注解；所有的实践经验，所有与工人真正相关的、统治并规定着劳动的“技术”分工和组织的严酷无情的日常经验，都是对这一点的证明。
事实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无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正是植根于生产本身当中的，因为它每一刻都在生产中上演着。
在这个层面上，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头号论据，就包括了关于劳动分工、组织和管理的“纯技术”性这种意识形态欺骗。但通过马克思，我们发现了这种神秘化的反面，从而我们可以宣布：劳动分工由以发挥其所谓的“技术”功能的一切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我们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72】据此我们可以断言，所有的劳动技术分工实际上都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拒绝一切把劳动分工的现实形式当作是纯技术的论据或表达，并把那些形式揭露为十足的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论据。
为了证明它，我将仅限于展开三点论述。
1、所有生产过程都要求好些个劳动过程，从而要求一定数量的合格劳动的岗位，包括用于组织、协调和管理生产过程的必要岗位。对这些岗位作出规定的，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状态，首先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工艺学统一[5] 。
然而，在我们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那些岗位是在无法消除、难以逾越的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被提供给人们的。工人“体力劳动”的岗位和某些技术人员与低级管理人员（工头，以及在迫不得已时，甚至车间首领）的岗位，终身由工人阶级的成员占据着。而别的岗位，稍微高级一点的组织岗，以及劳动过程的设计岗和部分管理岗，都被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成员（工程师和中上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垄断。最后，最重要的岗位，是由资本家本人或他们的直接代表占据着。
可见，社会阶级的划分出现在生产过程的分工、组织和管理当中，因为那些占据不同岗位的个人，根据其阶级归属（以及他们相应地所接受的或长或短的学校“教育”） 被分派了不同的岗位。
尽管大多数个人，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甚至经理，越来越成为普通的雇佣劳动者[6] ，但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在雇佣劳动者中也存在阶级差别，因为决定阶级归属的不是收入的源头[7] 。阶级的划分在劳动分工中造成了一些无法避免的后果，【73】这一点以一种鲜明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即凭着异常艰苦的努力，最终能往上爬那么几级，为自己获得稍好一点位置的，只有少数工人。但在我们社会中，工人变成工程师（更不用说变成经理了）的事情，成了一件被用来展示的珍品，为的是让人相信不可能事情的“可能性”，为的是让人们相信不存在社会阶级，相信即使自己生来是个工人，仍然能“超于自己的阶级之上”。朴素而赤裸的现实，反驳了那些可耻的展示。
绝多大数工人一辈子都是工人。反之亦然，无论是工程师还是高级管理人员，都绝不会“落到”当工人的境地，除非发生灾难性的经济危机（那也是在极小的限度内会如此！）。一条无情的阶级分界线把两类人完完全全分开了：劳动的“技术”分工纯粹是一种伪装，它把某些人“圈定”在工人的等级上，却为另一些人提供了其他可能性——要么直接赋予各种高级岗位，要么提供相当多的或开放度（特别）大的“职业” [8] 。
2、这条分界线正好掩盖了另外一条分界线，也就是使前面那条分界线变得合法的分界线。一些人（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经理及其全部助手）在事实上垄断了知识以及“本领”的某些内容和形式，而另一些人（非技术工人，特种工和专业工人[9] ）却被圈定在另一些形式和内容当中。与第一种人的垄断相对，对于被劳动生产节奏搞得筋疲力尽的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尽管有所有那些可以想象到的“夜校” [10] 神话，他们仍面临着一个实践上的禁令：【74】禁止“超出”剥削为他们“圈定”的那些“本领”的内容和形式。
这种内在于所有生产过程的分隔，给一切所谓的劳动技术分工深深打上了“社会”性质的烙印。这种分隔并不总是有利于那些将要成为工程师或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的所谓的“有知识的人”：他们不了解工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或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所学到的丰富经验，而工人们也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经常能“解决”那些使某些工程师深感为难的“难题”，结果工人们就知道那些工程师是怎么回事了。这些经验也会和“圈定”的经验一道，共同有助于阶级意识的获得和工人阶级的斗争。
但是，在其总的结果中，由于一方面是某些知识的官方垄断，另一方面是向工人们发出的对同一“知识”的实践上的禁令，所以通过前者对于后者的权威，生产关系的社会分工的所有威力在被宣布为纯技术的“劳动分工”的关系中得到了维护。事实上，如果没有权威上的等级关系，就不会有劳动的分工、组织和管理。不过，这个权威总是来自相同的一方，总是同样那些人在行使权威，总是同样那些人在忍受权威，实际上终生如此。
3、证据是，在任何工厂里，如果没有阶级统治的惩罚，没有与警察完全无关的镇压，就没有对劳动过程的组织。之所以说这种镇压与警察完全无关，是因为它是在劳动分工的内部本身中，并通过它自己的当事人来执行的。假设在企业里没有一个接受过“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这种伪科学技术训练的 “尖端”人员，就什么都做不成；并且即使有了这样的人员，假设没有一些监督和镇压的职务（这些职务可以由负责劳动组织的当事人——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等等——来兼任，也可以不由他们兼任），也什么都做不成。罚款、变换岗位、给予或取消奖金、解雇等等，都是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演着一场无声的阶级斗争。说到底，这多少是一种对雇佣过程的“政治”控制（甚至是警察控制），并且涉及到的始终是对工会代表或工会战士的“监督”，以及对他们的解雇（甚至是滥用的解雇）。事实上，许多老板在劳资调解委员会面前宁愿被判一笔罚款（他们把这些都算在“经常费用”当中了），也不“容许”有一个“不受欢迎分子”存在，因为正如其称谓所示，“不受欢迎分子”的行为可能最终让他们付出比对自己的处罚更昂贵的代价。【75】众所周知，大多数劳动就业监察员尽管并不是他们的同谋，但对于这种流弊，却也都无能为力。
那些在不同管理（这种管理始终是一种阶级管理）级别上从事镇压的雇佣劳动者，在企业中从事着剥削和过度剥削的政治活动。这种由雇佣劳动者执行的对雇佣劳动者的内部镇压，实际上证明了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只不过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工，即作为阶级分工结果的社会分工的伪装。工人们之所以常说工程师是“老板的一部分”，这并非偶然。即便某些工程师身上可能在发生某种变化，但这在总体上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因此，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就提及过的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阶级区分，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尽管这个提法[11] 显得生硬粗糙。它是所有阶级社会的事实，尽管“科学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新型“脑力劳动者”（比如 “研究人员”，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来讨论他们）的数量有了增长，但它始终是，并越来越成为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时，他是说到点上了。正因为如此，列宁拼命坚持要建立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可惜只是非常有限地成功了）即综合理工学校，并把实际生产中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做法，在当时、并且在现在依然如此重要[12] 。
正因为如此，通过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经验中可以辨别的事实，【76】我们发现了一些新做法（各级“知识分子”在直接生产中义务实习；通过把生产者分派到不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岗位上而“控制”混乱；把负责执行的职务实际提高为权限和责任更大的职务），对我们来说，这些新做法与反对（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完全决定“劳动的技术分工”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
这一切都关系到阶级斗争，并且这种阶级斗争直接植根于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关系的后果，我认为，这一点无需再证明。
如果把我们的分析结果概括起来，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剩余价值是通过限定工资而获得的。而工资则被认为是对在生产企业中进行的劳动的补偿。
2、在生产的内部，那些生产关系表现为各种后果，这些后果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后果交叉重叠，导致了一个总后果：即社会分工顽强地统治着“劳动的纯技术的”伪分工。这种社会分工作为个人被分配到各阶级的后果，在企业自身中导致了一种双重的然而又相互关联的分界：即一部分“职员”垄断了某些职位
【译者说明】：此前在发表《大学生难题》译文时，我们已经提到过，阿尔都塞后来（即在《论再生产》中）对自己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劳动的技术分工”的思考进行了修正；现在又有朋友在讨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前贴出《论再生产》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作为理论参考。以下内容选自《论再生产》第二章“什么是生产方式”的第4小节（文中中括号内的数字为《论再生产》法国大学出版2011年版原文页码）。提醒：1、文中有几处脚注特别值得注意；2、因网页格式的原因，原稿中对一些词句的加粗强调在这里没有被显示出来。
四、社会分工就是劳动“技术”分工的现实：生产、剥削和生产中的阶级斗争
我们将要捍卫的这个论点是完全经典的论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中，随处可以找到它的根据。它们就是：
1、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切劳动组织和劳动分工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2、据前所述，【70】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因而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从根本上——不是从总体上不加区别地，而是在特定的形式下——决定了一切发生于物质生产本身当中的表面上的“技术”关系。
换言之，剥削关系不仅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而且工资和市场经济的一切后果都献给了它。剥削的首要后果正是表现在工资方面，但它还通过劳动分工的形式，在生产实践本身中造成其他一些特殊后果。
为了展现这些后果的特定存在，我们不久前[1] 引入了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概念，与马克思的用法指向不同，我们把它与劳动的技术分工相对。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个词指的是我们建议称之为社会劳动的分工的东西，即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的分工：农业和工业，以及工业的不同部门。由于这个词的适用性（它对我们来说很有表现力），我们建议保留此前引入的术语革新，因此，我们要用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个词来指在同一生产过程当中作为剥削关系的生产关系的结果。我们的“对手”再一次是同样的：它就是我们可以用“经济主义”来描绘其特征的技术主义-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我们已经看到，一切生产方式都将劳动过程进行组合，这种组合要求某些规定的操作要由合格的当事人通过严格规定了的顺序，在严格规定了的形式下去完成。对于每一个劳动过程来说，这要求一种在不同的规定岗位上的技术分工，要求一种组织，从而要求对规定劳动的分工组织进行管理。就每一个劳动过程来说是这样，更何况，情况始终是一个生产过程包含了众多的劳动过程。
我们高明的“经济学家们”马上就会从中得出非常简单的结论，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只是纯粹的技术现象：【71】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劳动的纯技术组织，以及劳动的纯技术管理。他们会乞灵于生产的要求本身，说为了生产得到保障，当然必须有劳动的分工、组织和管理；所以当然必须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也就是说，当然必须一方面有工人和资格各异的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有整个一套由经理、董事、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等级体系。这些都是“触目可见的显而易见的事情”。难道马克思本人会没有认识到吗？必须有一些车间首领和一个“乐队指挥”来组织劳动分工并指导这种组织。因此，我们高明的“经济学家们”补充说，只要将企业中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经理和工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化”就可以了。“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两面，要找到它的日常生活证明，只要读一读路易·阿尔芒[2] 或布洛赫-莱内[3] 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那些关于劳动的纯技术分工、纯技术组织和纯技术管理的 “显而易见性”，纯粹是一种幻象，说得更坏一点，纯粹是一种欺骗，完全是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用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目的在于让工人继续停留在自己的被剥削状态中[4] 。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是对这一点的注解；所有的实践经验，所有与工人真正相关的、统治并规定着劳动的“技术”分工和组织的严酷无情的日常经验，都是对这一点的证明。
事实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无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正是植根于生产本身当中的，因为它每一刻都在生产中上演着。
在这个层面上，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头号论据，就包括了关于劳动分工、组织和管理的“纯技术”性这种意识形态欺骗。但通过马克思，我们发现了这种神秘化的反面，从而我们可以宣布：劳动分工由以发挥其所谓的“技术”功能的一切形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我们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72】据此我们可以断言，所有的劳动技术分工实际上都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拒绝一切把劳动分工的现实形式当作是纯技术的论据或表达，并把那些形式揭露为十足的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论据。
为了证明它，我将仅限于展开三点论述。
1、所有生产过程都要求好些个劳动过程，从而要求一定数量的合格劳动的岗位，包括用于组织、协调和管理生产过程的必要岗位。对这些岗位作出规定的，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状态，首先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工艺学统一[5] 。
然而，在我们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那些岗位是在无法消除、难以逾越的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被提供给人们的。工人“体力劳动”的岗位和某些技术人员与低级管理人员（工头，以及在迫不得已时，甚至车间首领）的岗位，终身由工人阶级的成员占据着。而别的岗位，稍微高级一点的组织岗，以及劳动过程的设计岗和部分管理岗，都被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成员（工程师和中上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垄断。最后，最重要的岗位，是由资本家本人或他们的直接代表占据着。
可见，社会阶级的划分出现在生产过程的分工、组织和管理当中，因为那些占据不同岗位的个人，根据其阶级归属（以及他们相应地所接受的或长或短的学校“教育”） 被分派了不同的岗位。
尽管大多数个人，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甚至经理，越来越成为普通的雇佣劳动者[6] ，但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在雇佣劳动者中也存在阶级差别，因为决定阶级归属的不是收入的源头[7] 。阶级的划分在劳动分工中造成了一些无法避免的后果，【73】这一点以一种鲜明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即凭着异常艰苦的努力，最终能往上爬那么几级，为自己获得稍好一点位置的，只有少数工人。但在我们社会中，工人变成工程师（更不用说变成经理了）的事情，成了一件被用来展示的珍品，为的是让人相信不可能事情的“可能性”，为的是让人们相信不存在社会阶级，相信即使自己生来是个工人，仍然能“超于自己的阶级之上”。朴素而赤裸的现实，反驳了那些可耻的展示。
绝多大数工人一辈子都是工人。反之亦然，无论是工程师还是高级管理人员，都绝不会“落到”当工人的境地，除非发生灾难性的经济危机（那也是在极小的限度内会如此！）。一条无情的阶级分界线把两类人完完全全分开了：劳动的“技术”分工纯粹是一种伪装，它把某些人“圈定”在工人的等级上，却为另一些人提供了其他可能性——要么直接赋予各种高级岗位，要么提供相当多的或开放度（特别）大的“职业” [8] 。
2、这条分界线正好掩盖了另外一条分界线，也就是使前面那条分界线变得合法的分界线。一些人（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经理及其全部助手）在事实上垄断了知识以及“本领”的某些内容和形式，而另一些人（非技术工人，特种工和专业工人[9] ）却被圈定在另一些形式和内容当中。与第一种人的垄断相对，对于被劳动生产节奏搞得筋疲力尽的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尽管有所有那些可以想象到的“夜校” [10] 神话，他们仍面临着一个实践上的禁令：【74】禁止“超出”剥削为他们“圈定”的那些“本领”的内容和形式。
这种内在于所有生产过程的分隔，给一切所谓的劳动技术分工深深打上了“社会”性质的烙印。这种分隔并不总是有利于那些将要成为工程师或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的所谓的“有知识的人”：他们不了解工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或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所学到的丰富经验，而工人们也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经常能“解决”那些使某些工程师深感为难的“难题”，结果工人们就知道那些工程师是怎么回事了。这些经验也会和“圈定”的经验一道，共同有助于阶级意识的获得和工人阶级的斗争。
但是，在其总的结果中，由于一方面是某些知识的官方垄断，另一方面是向工人们发出的对同一“知识”的实践上的禁令，所以通过前者对于后者的权威，生产关系的社会分工的所有威力在被宣布为纯技术的“劳动分工”的关系中得到了维护。事实上，如果没有权威上的等级关系，就不会有劳动的分工、组织和管理。不过，这个权威总是来自相同的一方，总是同样那些人在行使权威，总是同样那些人在忍受权威，实际上终生如此。
3、证据是，在任何工厂里，如果没有阶级统治的惩罚，没有与警察完全无关的镇压，就没有对劳动过程的组织。之所以说这种镇压与警察完全无关，是因为它是在劳动分工的内部本身中，并通过它自己的当事人来执行的。假设在企业里没有一个接受过“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这种伪科学技术训练的 “尖端”人员，就什么都做不成；并且即使有了这样的人员，假设没有一些监督和镇压的职务（这些职务可以由负责劳动组织的当事人——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等等——来兼任，也可以不由他们兼任），也什么都做不成。罚款、变换岗位、给予或取消奖金、解雇等等，都是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演着一场无声的阶级斗争。说到底，这多少是一种对雇佣过程的“政治”控制（甚至是警察控制），并且涉及到的始终是对工会代表或工会战士的“监督”，以及对他们的解雇（甚至是滥用的解雇）。事实上，许多老板在劳资调解委员会面前宁愿被判一笔罚款（他们把这些都算在“经常费用”当中了），也不“容许”有一个“不受欢迎分子”存在，因为正如其称谓所示，“不受欢迎分子”的行为可能最终让他们付出比对自己的处罚更昂贵的代价。【75】众所周知，大多数劳动就业监察员尽管并不是他们的同谋，但对于这种流弊，却也都无能为力。
那些在不同管理（这种管理始终是一种阶级管理）级别上从事镇压的雇佣劳动者，在企业中从事着剥削和过度剥削的政治活动。这种由雇佣劳动者执行的对雇佣劳动者的内部镇压，实际上证明了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只不过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工，即作为阶级分工结果的社会分工的伪装。工人们之所以常说工程师是“老板的一部分”，这并非偶然。即便某些工程师身上可能在发生某种变化，但这在总体上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因此，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就提及过的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阶级区分，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尽管这个提法[11] 显得生硬粗糙。它是所有阶级社会的事实，尽管“科学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新型“脑力劳动者”（比如 “研究人员”，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来讨论他们）的数量有了增长，但它始终是，并越来越成为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必须“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时，他是说到点上了。正因为如此，列宁拼命坚持要建立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可惜只是非常有限地成功了）即综合理工学校，并把实际生产中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做法，在当时、并且在现在依然如此重要[12] 。
正因为如此，通过从“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经验中可以辨别的事实，【76】我们发现了一些新做法（各级“知识分子”在直接生产中义务实习；通过把生产者分派到不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岗位上而“控制”混乱；把负责执行的职务实际提高为权限和责任更大的职务），对我们来说，这些新做法与反对（在我们这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完全决定“劳动的技术分工”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
这一切都关系到阶级斗争，并且这种阶级斗争直接植根于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关系的后果，我认为，这一点无需再证明。
如果把我们的分析结果概括起来，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剩余价值是通过限定工资而获得的。而工资则被认为是对在生产企业中进行的劳动的补偿。
2、在生产的内部，那些生产关系表现为各种后果，这些后果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后果交叉重叠，导致了一个总后果：即社会分工顽强地统治着“劳动的纯技术的”伪分工。这种社会分工作为个人被分配到各阶级的后果，在企业自身中导致了一种双重的然而又相互关联的分界：即一部分“职员”垄断了某些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