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死亡人数总共为43.56万人。其中1937年起至1945年8月14日的死亡人数是38.52万人。(详见[日]生田惇：《日本陆军史》表8)。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甚至还包括了1945年8月投降之后死在中国的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绝对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后来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这仅仅是冈村宁次“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时的数字，而且也只包括了“地方军”的投敌人数。故总数当大于之。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这里说投敌数字共为50万，但只说到1943年，没有包括1944年和1945年的。所以投敌总人数，可能比这更多一些。换句话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在50万。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至少有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自己虐死的壮丁，比被日军打死的士兵还多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为了给国府一点面子，蒋梦麟这1400万我们就姑且假定是不小心多写了个零吧。但国民党自己编写的官方抗战史已经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总不至于抹黑自己吧?所以可以认定，抗战期间国民党虐死的壮丁至少有186万。
而根据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所报数字，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受伤1769299人，死亡1328501人，失踪422479人，被俘捕130126人，合计3650405人。(孟国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页)。而且这死亡的132万多人并不全都是日军打死的。
(所以这里顺便说一句，那些动辄提“国军牺牲三百万”的人实在是令人无语。人家死亡的明明是一百多万，你为什么那么想把剩下的两百万咒死?)
可见，日军打死的国民党官兵最多不超过133万!而国民党自己虐死的壮丁，至少186万!国军虐死的自己士兵，比日军打死的还多!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全面抗战已经开打，国府却还继续给日军支付庚子赔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开始。同月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日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8月26日梅乐和致孔祥熙电：“应付日庚款及善后结款，为保持海关完整、维护税收计，仍应暂予照付，以全债信而免纠纷。除面陈次座外，谨电请鉴核。”8月27日孔祥熙致梅乐和电：“宥电悉。月款可照议暂付。”(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6页)
1937年9月7日梅乐和致关务署第11969号呈：“……至日本庚子赔款部分计英金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准拨付，即于当日将款如数拨付，已由日方收讫。嗣后对于日本债、赔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应遵照此次电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时照拨，以全债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七：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83年版，197页)
一边在庐山发表声明要全国军民起来抗战，一边却给侵略者送钱“以全债信”。天底下的“运输大队长”，还有比这更尽职尽责的吗?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六：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
“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阖，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的最后两段，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国民党由于它的普遍腐败和有如脱僵之马的通货膨胀而不孚民望，不能表现出与日本人有根本的不同。官方的无能，谷物屯积和投机倒把加重了1942至1943年期间的饥荒，据估计有200万农民死于饥饿。1944年日本人攻入河南时，没有遇到农民的抵抗。相反，农民在某些场合却攻击国民党军队，缴他们的械，甚至把他们杀死。”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651,652页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

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

给伪军发钱的那个因为系统原因发不出来见谅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除此之外，另有台湾方面的记录。
“孙(殿英)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第619-620页《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这一文章列该论文集第13篇)
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难怪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
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
——《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国军这么烂,都能坚持抗战胜利,可见日军有多烂

果然有点水平的东西吧里鳖粉就哑巴了骂人挺会

关于庚子赔款，有一说是国府把赔款的钱存到了国外的银行里，说是结束战争再交付日方，不过直到国党去了台湾，日方都没拿到钱。。。不过该说法有待查证。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果党辣鸡党一枚，此果劣质果一枚，劣质果配辣鸡党，真般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