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来，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劣程度加剧，自然灾害的日益频发，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自然灾害变迁的关注，人们急于从过往的历史中查找经验与教训，寻找未来的出路，使得灾害史的研究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本文选择了秦国及秦王朝的灾害（异）进行研究，以为突破。 秦国及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秦史，对整个古代史的研究都有着其重要的意义。从灾荒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秦国及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秦人的传说时代到秦代的灭亡，其时间跨度十分久远，对秦国及秦朝的灾害的研究无疑是中国灾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就目前的研究状态来看，在整个灾害史的研究中，相较于其他时代，对秦的灾害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秦史资料的短缺，另一方面是因为学者对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与经济等传统领域的研究。本文力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秦最初是一个落后的封建诸侯国，所处地域地理环境复杂，面临着多种自然灾害的侵袭。针对这些自然灾害，秦人对其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有不同，其应对的策略也不尽相同。本文对有秦一代灾异进行了考察，并探讨秦的减灾战略与措施，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灾害对秦人社会及历史进程的影响。 由于，在古代，人们对星变、日月变异、昼晦以及陨石等自然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尽管这些异象不会引起大的灾荒，但这些异象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和社会的骚动，往往与政治危机相应。因此，有关星变、日月变异、昼晦以及陨石等的记载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探讨秦国及秦王朝灾害史的问题时，亦将这些问题加入其中进行探讨。 具体到文章论述中，首先，就史籍中有关秦的灾异记录进行了梳理，并列出了详细的表格，同时对其特点作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概括。接着，从自然和人文两个大的方面讨论了秦的灾异的成因。同时，又探讨了秦的灾异观的变迁及在不同的赈灾思想的指导下所实施的减灾战略与其具体措施。最后，在结语中，总结了秦的灾异对有秦一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并论及了秦人在面对灾荒时的得与失，以为当代人所借鉴。【关键词】：秦 灾异 灾异观 减灾措施 影响
【学位授予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K233;X43
【目录】：
摘要4-5
Abstract5-9
序言9-12
一、 秦国灾异概述12-34
1、 秦史的灾异记录12-14
2、 秦国灾异年表14-26
3、 秦国灾异的特点26-34
（1）秦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异特点26-31
（2）秦国与其他诸侯国灾况比较31-34
二、 秦国灾异成因34-49
1、 自然环境因素34-40
（1）气候及其变迁34-37
（2）地质、地貌与水文37-39
（3）生态环境39-40
2、 社会人为因素40-49
（1）战争40-44
（2）苛政44-46
（3）环境破坏46-49
三、 秦国灾异观暨救灾思想的变迁49-53
1、 神秘主义灾异观49-50
2、 重民思想50-51
3、 功利主义农战思想51-53
四、 秦国减灾战略及其措施53-63
1、 灾害对秦国的破坏53-54
2、 秦国的减灾目标54-55
3、 秦国的减灾措施55-63
（1）灾前备荒55-60
（2）临灾赈济60-61
（3）灾后补救61-63
五、 结语63-65
参考文献65-69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69-70
致谢70

秦国灾异考略
序言
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逐年加剧，加之地球本身的发展运动规律，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出了日益频发的现象，尤其是 2008 年汶川地震以及 2010 年日本地震海啸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令人震惊，引起了全人类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和处理灾害，一时成为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
随着讨论的展开，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已然由最初的震恐转向了理性。所谓的灾害，不过是“由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起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1]。而对自然灾害的界定，就是“在自然界发生的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等异常现象，危害人类的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并造成一定损失的”
[2]灾害。通过这些论断，我们可以说，自然灾害的发生，首先是要有自然界异常现象的出现，其次是这些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必须作用于人类社会。正如美国灾害学家卡尼所说：“当提到灾害这个词的时候，像地震、飓风、洪水和干旱这些自然危害便跃入脑内。然而，这些危害事实上是将容易受到侵害的人类环境变成灾害的自然因素。这些危害本身并不是灾害，而是导致灾害的因素。另外还有两个基本要点：灾害因素影响人们及人们的生活环境；人类活动增强了灾害因素的影响”[3]，因此，人们对灾害的讨论范畴，无外乎水、旱、火、地震、山体崩塌、虫灾、冰雹、霜、电、风、寒、疾疫等对人类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灾种。灾害可以说是与人类文明相始终的，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灾害所缠绕。早在传说时代，就有许多关于灾害的记忆，如荀子在《荀子·富国篇》里说：“禹十年水，汤七年旱”[4]，《孟子·滕文公上》有“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逸，禹疏九河，渝济、漯而往诸海；决汝、汉，排
淮、泗而注之江”。[5]
由此可见，人类深受灾害之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灾荒史。
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世界上灾害种类最多、频次最高、破坏性最强的灾害之国，历史时期内水、旱、地震等灾害频繁发生，接踵而至，对中国社会和文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有限，往往灾与荒并称，所谓的荒，在《说文解字》里将其解为“芜也。……草掩地也。”[6]
在古代农耕社会往往引申为社会物质生活乃至社会再生产受到破坏，也即灾是形成荒的原因，荒是灾情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古时，灾害与灾荒就是同义词。针对灾荒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政府以及民间必然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止和挽救因灾荒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及社会物质生活的破坏，也就是时人所称的荒政。
可见，在古代中国，灾荒的发生，往往对社会物质生活乃至社会再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不小的社会动荡，因此，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十分重视灾荒问题，国家有相应的荒政措施，民间也不乏自救性质的互助活动，历代思想家和政论家们亦针对灾荒提出了许多建议。早在西周时代，《尚书》、《诗经》、《周易》、《逸周书》等先秦古籍中就有很多有关荒政的记载，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周礼》一书已有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眚礼、杀哀、蕃乐、多昏、索鬼神、除盗贼 12 项荒政，奠定了荒政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格局。而其他先秦时期的史料，诸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礼记》、《管子》、《吕氏春秋》等也包含着许多有关荒政的史料。
汉代，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对粮食储备的重要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已涉及到防灾、救灾等荒政的重要内容，使对荒政的认识在理论上获得了重要的提升，在后来的《泛胜之书》中也谈及不同的农作物品种和产量对于备荒的意义。到了宋代，董煟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荒政专着《救荒活民书》三卷，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南宋救荒之策，下卷备述宋人的议论。继董煟之后，元朝之张光大、明朝之朱熊又有续补之作，而明末之陈龙正所作《救荒策汇》，含以上诸书并增补崇祯救荒事实。徐光启也在《农政全书》中谈及“荒政”，此外尚有明人张陛、周孔教分别所撰之《救荒事宜》。时至清代，荒政研究空前活跃，康熙时，俞森编写《荒政丛书》十卷，辑录
古人救荒之策，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末附郧襄赈济事宜及捕蝗集要，3集资料、研究和实践于一书。乾隆皇帝重视荒政，于乾隆四年钦定《康济录》六卷，分述前代的救援的典故和荒政的先事、临事、事后诸政，先引古事，后系诊断，对于了解备荒、理荒、救荒甚便。陈若撰《捕蝗考》，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汇为一编，条分缕析，颇为详备。乾隆末年工部尚书彭元瑞奉敕撰《孚惠全书》，总结本朝蠲纾赈贷情况。此外，尚有杨景仁《筹济篇》、汪志伊纂《荒政辑要》等荒政专书以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中的“荒礼”部分、王凤生的《荒政备览》、方维翰的《荒政琐言》、张能麟《荒政考略》（附《救荒政略》）、寄湘渔夫《救荒对策》、李曦文《荒政摘要》、戴百寿《救荒举要》等等论着。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除了以上所举有关灾荒和荒政的专着之外，在历代的经，史、子、集里面均有分散的灾荒及救灾的记载，而所谓的专着，正是这些零散的记录的汇编，因此，灾荒史的研究对于后人来讲，仍旧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时至近现代乃至当代，学人在灾荒史方面更是蔚为壮观，发表的专着和论述更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为此，常建华先生在其著作《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中列有专章进行了讨论[7]，在这里不再赘述。然而，通读常先生此篇论着，笔者深感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学界对秦的灾异的研究甚为稀少，具体来说，只有张炳武主编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刊载了一组秦汉时期灾荒研究的论文。其中贺润坤的《论秦的灾荒》除考证灾变史外，还就灾变的区域、民间的互救自救作了探讨。蔡万进的《试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赈灾》（《中州学刊》1997 年第 3 期）和贺润坤的《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民间的灾变与救灾》（《江汉考古》1992 年第 2 期）两文也对秦的灾荒及救灾作出了初步的探究。此外，尚有谭其骧关于黄河水患与植被、水土流失关系的研究，史念海关于黄土高原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关系的研究以及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分别从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人为因素等方面讨论秦汉生态环境条件的基本形势，考察了秦汉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历史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对秦的灾异的研究。然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秦的灾异的论着，仍显贫乏。之所以造成这种遗憾，究其原因固然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有关秦人的灾荒记录，尤其是先秦时代的却相当有限。更为棘手的是这段历史可靠的史料较少，且十分分散的保存在各类文献中。[8]
但是，秦国及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秦人的传说时代到秦代的灭亡，其时间跨度十分久
远，对秦国及秦朝的灾害的研究无疑是中国灾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有秦一代的灾异情况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作一番梳理，依然是必要的。为了将有秦一代的灾异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展示于世人面前，确保资料搜集
的完整性，本文拟采用以下研究方法，就秦的灾异作一番考略，以就正于方家，即：第一，历史文献法，这是目前最基本最简单的方法，对于秦国来讲，其春秋以前的灾害资料奇缺，春秋时代的文献资料对秦的关注较少，仅对秦穆公时代的灾荒记录较为全面，到战国时代，虽然文献资料比较丰富，但直接的灾荒记录却比较匮乏。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代，有关灾荒的记载才多了起来，但之后，却又少有灾荒的直接记录，所以本文只能收集一些有确切依据的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多少收录多少。第二，考古学法，就其作用来说，借助于现代的高科技手段，考古学发现，尤其是一些简牍的出土，弥补了一些传世文献的不足，像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就对秦史上的灾荒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第三，综合法，即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从灾害自身的发生发展角度出发，与
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民俗学、经济学相结合，对灾荒与其应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找出其对当时的社会所产生的某些影响。

一、秦国灾异概述
1、秦史的灾异记录有关秦史的文字记载中，对于灾异的记载十分零散，往往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秦的灾异资料，主要见之于《史记》、《吕氏春秋》和近年发掘出土整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简称《秦简》）等。此外，如若细心梳理，在《诗经》、《战国策》、《商君书》、《三辅黄图》、《左传》、《礼记》、《国语》、《汉书》、《后汉书》、《荀子》、《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中也保存了许多秦的灾异资料。
在《史记》中有关秦的灾异的记载中，大部分是自然灾害，如“雨雪”、“大旱”、“疫”、“饥”、“桃冬花”、“地动”、“寒冻”、“蝗虫”、“河鱼大上”等等，同时也有许多自然异常变化的内容如日蚀、月食、星见的记载，虽然这些异象不会引起大的灾荒，但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些异象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和社会的骚动，所以无论从时人对此现象的普遍心理状态极其造成的客观后果来看，都应视其为历史上的灾异范围。[9]
从《史记》所载的秦的灾荒状况来看，春秋时期偶有记载，战国时期逐渐增多，秦始皇时期最多，在短短二十八年内见诸记载的灾荒次数达八次之多，占《史记》所载秦灾荒次数的三分之二强。这大概是秦在建国、初步发展时期
辖区较少，史料相对缺乏，故致记载很少。秦穆公位居五霸，故有关记载较多。其后秦国一直保存着大国的地位，直至最后统一全国。故愈后辖区愈大，史料愈多，较大的自然灾害愈能见诸史载。[10]
而由秦丞相吕不韦主编，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中亦有许多关于气候反常变化所引起的灾荒种类的论述。其中《吕氏春秋·十二纪》较详尽地记载了因节气反常所导致的灾荒状况。另外，在《吕氏春秋·土容论》中的《上
农》、《辩土》、《任地》、《审时》等四篇农学论文也涉及到自然灾害问题。
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扩大了我们对秦的自然灾害状况的了解，尤其是对农业经济危害最大的水、旱、风、涝、蝗虫等。在《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明确提出：“旱及暴风雨、水潦、螽（虫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并规定：各县要及时报告农作物遭受风、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情况。这不但反映了秦时自然灾害的诸种类型，同时说明了当时秦政府对农业遭受自然灾害极为重视。[11]
《秦简》中的《日书》，虽然主要记载的是当时人们的迷信占卜活动，但其中也不乏有关自然灾害的内容。像《日书》甲种《稷辰》载：秀日“虽雨霁，不可覆室盖屋。正月以朔，旱，岁善，有兵。”危阳“以雨，半日。正月以朔，
多雨，岁半入；无兵。” 敫彻“正月以朔，多雨。”“正月以朔，旱，有岁，有小兵，毋大兵。”结“正月以朔，岁中，有兵，有雨。”《星载》：危“有（又）数旨风雨。”《史》载：“壬申，癸酉，天以震高山。”以上是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旱、涝、风之灾的记载。[12]
由上所述，不难看到秦国及秦代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其灾害种类已有水、旱、风、涝、蝗、饥、疫、寒冻等，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灾害类型，下面将以表格的形式将有秦一代的灾异一一列出。

2、
秦国灾异年表
本文在详细查阅了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刘向的《战国策》，孙楷撰、徐复订补的《秦会要订补》，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以及云梦秦简《日书》等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有秦一代的灾异情况作了辑录，制定了此年表，由于史乘阙载，本表的统计仅起自秦穆公十四年（公元前 646 年），止于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 208 年），共 440 年。年表如下：

由以上列表可见，秦史中有关灾异的记载中，星变、日月变异、昼晦以及陨石的记载占有很大的比例，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情况，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异象不会引起大的灾荒，但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些异象无疑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和社会的骚动，往往与政治危机相应。直接的实例，我们在以上诸表中可以看到：秦献公十六年（前 3
69 年）“民大疫，日蚀。”秦昭襄王二年（前 305 年）“彗星见。桑君为乱，诛。”秦昭襄王六年（前 301 年）“蜀反，司马错往诛蜀侯恽，定蜀。日蚀，昼晦。”秦昭襄王十一年（前 296年）“彗星见。复与魏封陵。”秦始皇帝七年（前 240 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秦始皇帝九年（前 238 年）“彗星见，竟天。嫪毐为乱，迁其舍人于蜀。彗星复见。”本文所列年表，起于秦穆公十四年（前 646 年），有关秦的更早的灾异记录，目前难以确切的知道。关于穆公十四年发生的饥荒，在《左传·僖公十四年传》和《史记·秦本纪》中均有记载。
“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由《左传·僖公十三年传》所载的前一年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而引起的。而巧合的是在《礼记·檀弓下》中有“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
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的记载[13]，此条记载虽然不明确具体的年代，但这或许可以作为讨论秦穆公时因旱灾而发生饥荒的史实参考。
细观年表，又会发现，表格中所统计的两次“桃李冬华”的“草木妖”事件当属于同一事件，“秦献公十六年”与“秦
孝公十六年”，当有一处错误。
对于秦悼武王三年的“渭水赤三日”和秦昭襄王三十四年的“渭水又赤三日”两次“渭水赤”事件，在《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以阴阳五行来解释这一自然界的异象[14]，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渭水赤”的具体情状和原因，我们目前难以明了，笔者认为，河水发赤色，或许是河水中泥沙含量过高的原因，也许是某种水土流失甚或是泥石流现
象。虽然此一推断不一定正确，不过，我们确实可以将之纳入一种自然灾异的范畴。
在有关秦始皇四年的灾况记录中，《六国年表》中所载的“蝗蔽天下”与《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的两次灾情，大概是有密切联系的，或许正是由于蝗灾的发生，才导致了不久的“天下疫”。
发生于始皇帝八年的“河鱼大上”，即简表中所谓的“鱼孽”，或可解释为河水的泛滥，可视之为一次水涝灾害。不过，至于其是否是水灾的问题上，自古至今争议颇多，司马贞在《索隐》中认为“谓河水溢，鱼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张守节在《正义》中则说：“始皇八年，黄河之鱼西上入渭。”在《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却解释为：“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15]
纵观这几种推测，《汉书》的解释属于推阴阳，数福祸之说，而司马贞《索隐》的解释更加符合于历史事实。
在以上年表中，还收录了“太白蚀昴”和“白虹贯日”两条“精变天地”的异象，原出自于《邹阳列传》所载邹阳从狱中的上书，原文为：
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
喻两主，岂不哀哉！[16]
关于这一记载，裴骃《集解》引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故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
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为君。”《列士传》曰：“荆轲发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
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后闻轲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矣。’”司马贞《索隐》：《列士传》曰：“荆轲发
后，太子自相气，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后闻轲死，事不就，曰：‘吾知其然。’”是畏也。又王劭云：
“轲将入秦，待其客未发，太子疑其畏惧，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见虹贯日不彻也。《战国策》又云聂政刺韩傀，亦曰“白虹贯日”也。裴骃《集解》：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乃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蚀昴。昴，赵地分野。将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历之。”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将军也。”司马贞《索隐》：服虔云：“卫先生，秦人。白起攻赵军于长平，遣卫先生说昭王请益兵粮，为穰侯所害，事不成。精诚感天，故太白食昴。昴，赵分也。”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败赵之兆也。食为干历之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贯日，太白食昴，实也。言荆轲之谋，卫先生之策，感动皇天而贯日食昴，是虚也。”查荆轲刺秦王发生于秦始皇帝二十年，长平之战大破赵军时在秦昭襄王四十七年[17]，因此，在年表中分别将太白蚀昴和长虹贯日系于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和秦始皇帝二十年。

3、
秦国灾异的特点
（1）秦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灾害异特点
通过前一章所列年表可知，秦史中有关灾异的记载比较缺乏，并且十分分散，但就目前所掌握的史籍资料和考古资料，已经能够发现有秦一代的灾异的总体概况，依据上章所列年表及对秦的灾异的概述，可以将秦的灾异分为三大阶段，即以秦襄公八年（前 770 年）被封为诸侯立国到秦穆公元年（前 659 年）为第一阶段，可以称作史料缺乏期，从穆公元年起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 221 年）一统全国止为第二阶段，是秦的灾异发展暴发时期，自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到公元前 206 年秦亡，是为灾异记录稀疏而实多发期。

第一阶段的特点：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史料缺乏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迁都有功，始被封为“诸侯”，并把“岐
以西之地”“赐”给秦，准许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从此，秦国建立。周平王虽赐给秦以“岐以西之地”，但当时在这一代布满了戎人和狄人，这些戎狄的社会经济较为落后，长期以富庶的关中地区为目标，或掠夺，或骚扰，使居
住在这一带的、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人民，在生活、生产上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西周的统治阶级难以在这里继续维持统治，周平王不得不东迁。因此，平王在封秦襄公为诸侯的时候便与秦襄公誓约：“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8]
这样，秦在建国伊始，就面临着能否存在下去的严酷考验。在这一严酷的生存环境的压迫下，秦国的主要问题便是
生存下去的问题。要知道当时秦国作为一个新起的小国，欲战胜战斗力十分强大的戎狄，是很困难的。于是，秦国自襄公始，历经数代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迨至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方成一方霸主。可见，在穆公之前，秦国一直忙于与戎狄的斗争和对领地的巩固，加之当时秦国的辖地十分狭隘，文化蒙昧，人们生产生活地域、范围有限，虽时有灾荒发生，但远不是当时秦人最迫切关注的问题，国内的灾异情况暂时没有引相应的关注，所以有关这一时代的灾异记录目前为止几乎可以视为空白。

第二阶段的特点：
自穆公以后，秦国始终作为一个西方的大国参与中原“逐鹿”，直至一统天下，渐为天下所瞩目，而秦史中有关的灾
异记录，也表现出了由疏略而详密的变化。从记录的内容来看，前期多以天文星象的变异为主，后期则多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自然灾害为主。这一方面与当时史观变迁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阶段是秦国的灾异由发展到暴发的时期。这一阶段灾害种类不断增加，出现了水、旱、雨、雪、寒冻、疫、饥、蝗、地动、山崩城陷、河绝、水赤、狼入市等等灾况，并且灾荒的发生频次也逐渐增加，就这一阶段不同时期的灾荒频率来看，我们可以列出以下简表：

注：表中的时代 1 指穆公元年到献公二十三年（前 659 年—前 362 年）；时代 2 指孝公元年到庄襄王三年（前 3
61 年—前 247 年）；时代 3 指始皇元年到始皇帝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前 246 年—前 221 年）。
由上表可见，在时代 1 的 297 年间，除去天象变异和气候反常外，对社会生活生产有较大影响的灾荒仅有 5 次
，可以看作灾荒的初步发展期；在时代 2 的 116 年中，较大的灾荒已增至 12 次，而且灾荒的种类有了增加，几乎囊括了古代灾荒的主要灾种，可以看作是灾荒的再发展期；而在时代3 的仅仅 26 年间，大的自然灾害就有 11 次
之多，并且呈继起性特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帝四年的灾况记录，这一年蝗灾的流行，导致了疫病的流行。
[19]可以看作是灾荒的暴发期。
正如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这一阶段是秦的灾荒由初步发展到暴发的阶段。

第三阶段的特点：
这一阶段，是秦作为统一王朝存在的阶段，有关这一时间段的灾异的记载反而有所减少，这可能是因为秦始皇时代
“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的缘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因推行酷法，“候星气
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20]
由此种情况所造成的这一时间段对灾异记录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没有自然灾害发生，由史料中一些零星的记载，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自然灾害仍旧十分频发，甚至非常严重。如：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年），即秦统一后的第五年竟出现了“米石千六百”的局面，这大概是与当时发生了大的
灾荒有关。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更是有“天大雨，三月不见星”[21]的明确记载。
此外，尚有诸如火灾、山崩、城陷的记载，多已列入上章年表之中。而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会天
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22]在一些学者眼里，这场大雨也是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异常[23]。
从我们所归纳的资料来看，这一阶段的秦史资料对灾异记录的十分稀疏，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灾异的稀疏，甚或恰恰相反，这一阶段应该也是灾异的多发期，只不过史料记载较为稀疏而已，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命名为灾异记录稀疏而实多发期。

（2）秦国与其他诸侯国灾况比较
秦国在其历史时期内，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诸侯国而存在的。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除了秦国之外，还
有大大小小的许多诸侯国，此一历史背景下，将秦国的灾况与他国的灾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无疑会对秦的灾荒特点有一个更为形象直观的认识。
自秦于襄公八年（前 770 年）被封为诸侯正式立国以来，迭经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终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年）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其间与群雄并立长达 550 年之久。
在这一漫长的时间中，各国均面临着灾荒的发生，其灾况各异，下面我们通过简表进行分析，便一目了然。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重大灾情、灾况简表：



从表中的内容可知，春秋时期秦与诸侯各国就面临着严重的灾害的侵袭。由于春秋时期灾荒的记录主要体现在《春
秋》一书中，是春秋时期鲁国官修的一部编年史，其内容虽囊括了当时的许多重大事件，但以鲁国的内容为主。这就使得有关春秋时期的灾荒记载，以鲁国最为完备，其他国家的记录则较少。但通过上表，我们仍旧能够看到，春秋时期，相对于他国而言，秦国的灾荒主要集中为旱灾和饥荒。到了战国时代，各国有关灾荒的记载才逐渐完备起来，纵观各国的灾况，尤以秦与三晋所受灾害之侵袭最烈。这一方面固然与史料记载有所偏顾有关，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灾荒特点，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秦国面临着比之他国更多的灾难。就总的情况来看，秦国较之他国，灾荒更多集中在旱灾、虫灾、地震和饥荒，山崩城陷、疾疫以及寒冻发生的也较多，而较少则是水涝灾害、风灾和火灾。此外，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有限以及迷信思想等原因，秦国所发生的特殊灾情也比较多。

二、 秦国灾异成因
关于秦的灾害的成因，主要应该从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为因素两个方面着手，对其进行考察，下面就其具体情况
分节论述之。

1、
自然环境因素
（1）气候及其变迁
在有关秦人的灾荒的记载中，旱灾及其所引发的饥荒、虫灾的频繁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秦地特有的气候因素的体现和结果。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气候也会发生一定的变迁，虽然这种变迁幅度很小，但这也是导致灾荒发生的一个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下面将分别对此进行分析：
（一）秦地的气候
所谓的秦地，主要是指今陕西关中地区，广义上还包括今陕西省大部，甘肃省东南部以及四川盆地地区。由于秦统治的中心区域和根基在关中地区，秦人对关中地区的灾荒尤为重视，记载也最为完善，更能反映关中地区的气候特点。关中地区，位于中国内陆中纬度地区，季风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影响都较明显，由南而北具有北亚热带湿润气候、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和暖温带、温带半干旱气候的特征。秦岭山脉横亘于南部，南北气候差异显着。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温差很小，整体较同纬度的黄淮流域为温暖，盛产亚热带经济林木。年降水量由南向北递减，山区则由下而上递增。西部降水略多于东部，。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变率大，影响农作物生长。7～9月降水量常占全年一半以上，且多暴雨，易引起山洪暴发和水土流失。夏初降水偏少，雨季短促，短期无雨或少雨，易造成干旱；秋季降水较多，可补充土壤蓄水量；冬季雨雪偏少（一般不足30 毫米），但气温低，蒸发弱，越冬作物可利用土壤积存水分，减轻干旱危害；春季降水平均只占全年20%，对作物生长有一定影响。如冬春连旱，对春播影响更甚。
（二）气候变迁
以有秦一代观之，在其建国前夕及初期，正处于周宣王以来的干旱时期，这一点已被传世文献所证明，蒙文通先生
曾对此感叹道：“厉、幽、宣、平凡一百五十余年，而旱灾与人民流徙不绝于诗，此国史上一大故也。”[24]此后，公元前 8 世纪中叶到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时代中，气候一直处于温暖湿润的状态，约刻成于秦襄公时期的石鼓文中①，有篇《灵雨》文，其辞曰：“□□□癸（？），霝雨□=。流 滂滂，盈 （海）济济。君子即涉，涉马□流。汧殹洎洎， =（萋萋）□□，舫舟囱（从）逮。□□自 （卤），徒驭汤汤，隹（维）舟以 （行），或阴或阳。极（楫）深以□（桨），□于水一方。勿□□止，其奔其敔，□□其事。”[25]讲的就是在暴涨的汧水中济渡，在一个侧面印证了秦在春秋时期曾有过一个温暖湿润的气候阶段。有关这一时期秦处于一个温湿的气候阶段的另一个佐证就是《诗经·秦风·终南》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26]，终南山在现在的西安以南，今天在这里，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已经难见梅树的踪迹了。
《诗经·秦风》中还提到了桑树。《车辚》：“阪有桑，隰有杨”[27]，《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桑。”[28]现代桑
树主要分布于江南及华南，“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为我国的三大桑蚕基地。[29]据此判断，当时关中的气候与现代中国南方接近，温暖而湿润。此外，《左传》中有关秦史的记载虽然很少，但一些关于鲁国物候的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体的气候特征。在《左传》鲁桓公十四年（前 698 年）、鲁成公元年（前 590 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前 545 年）均有“冬无冰”的记载[30]，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河流稳定冻结的南界大致上东起连云港，经商丘附近，北跨黄河，沿黄河、渭河北侧高地向西，与一月份平均温度-2℃一线十分接近，估计当时河流稳定冻结的南界要比现在北移了约一个纬度。同样据《左传》记载，公元前 720年、前 478 年，黄河下游地区小麦收获提前到夏历四月间[31]，比今天早十天左右。这些例证无一不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秦国处于一个温湿的环境之中。气候的相对稳定性，使得秦在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次数尚不是十分频繁。
自公元前 5 世纪中叶进入战国时期以后以至于公元前 206年秦的灭亡，气候已有逐步转向干寒的迹象。据《孟子》、《管子》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小麦收获的时间已经推迟至夏至（公历 6 月 24 日）左右，与春秋时小麦收获的日期相比明显推迟，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开始转寒。又据《吕氏春秋》、《管子》记载，当时黄河中下游土壤解冻、农田始耕的时间，折算成公历平均为 2 月 23 日，说明当时黄河中游的始耕时间比今天推迟了十余天。[32]这些例证明显说明了当时的气候正处于由温暖湿润向寒冷干燥转变的过渡时期，正是这种气候上的变化，导致了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多发，像前文年表中所列的秦始皇九年的“寒冻”，秦始皇十二年的“天下大旱”，以及秦始皇二十一年的“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等种种灾异均与此中气候变迁有或多或少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