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同的生死观必然会对墓葬这一文化现象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二是墓葬在封闭墓圹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一个相对“永恒”的空间，很少会像传世文献那样受到后人主观的修改，这样便能够更加贴近于特定时代的真实想法；三是由于丧葬是一种普世性的行为，它能够同时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生死观的变化，而不像文字那样对于受众有着较高的要求，所以更便于比较社会高层次思想（官方思想）和低层次思想（民间信仰）之间的异同。

西周时期，“天命”与“德”的观念是官方思想的主流[5]。西周政权以“天命所在”自居，故周王又被尊称为“天子”[6]。贵族们普遍信奉昊天之下、又有上帝百神，如 钟（厉王时期）铭文“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集成》·260），《诗·周颂·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等。此“百神”不仅包括自然诸神和远祖圣贤转化而来的特定神祗，如风神、雨神以及黄帝、颛顼、后稷（稷）、勾龙（社）、成汤、文王、傅说、实沈（参神）、阏伯（辰神）等[7]，新逝的祖先亦将依据生前爵秩而列为诸神，拱卫在上帝周围，并且可能与商时一样，被称为“帝工”或“帝臣”[8]。
如叔夷钟铭文“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集成》·285），即是称成汤的魂灵在帝所[9]；《诗·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则是文王亦在天帝左右；更有簋铭曰：“朕皇文烈祖考，其各前文人，其瀕才（頻在）帝廷陟降”（厉王时期），即的先祖皆在帝廷“陟降”（升降，《朱熹集传》）。

正由于祖先魂灵高高在上，所以宗庙祭祀时首先需以礼乐降神，并辅以郁鬯、美食所上扬的香气，即伯狱鼎（西周早期）铭文所言：“其日夙夕用厥馨香典祀于厥百神……则登于上下”，周人祭祀“尚气”即是此种原因。而祖先赐予的福祉也多被称为“降余多福”（簋、士父钟、叔向父禹簋）、 “降福”（《诗·小雅·桑扈》）、“广启厥孙于下”（番生簋）等[10]。

反之，地下之“鬼”的概念在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中却极少被提及。据沈兼士先生的研究，鬼的原始意义是古代的一种类人之异兽（猩猩、狒狒之属），然后由此引申为异族“鬼方”之名，再由实物之鬼借以形容人死后的灵魂[11]。甲骨卜辞中有“贞：多鬼梦，不至祸”，“贞：王梦鬼，不惟祸”，“庚辰卜，贞：多鬼，不至，祸”等，此处的“鬼”即被理解是死者的魂[12]。那么，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鬼与神的区别是十分细微的，都是一种类似“魂灵”的概念，但“鬼”的居所却并不清晰。“鬼”显然还不具备《说文》中所称的“人所归为鬼”的具象（至春秋时期始见），它只是神的一种模糊的异化形式或者反面形象。在西周时期，“事鬼”之辞不见于任何金文与文献中，显然是不被特意强调的方面，周人对其还缺乏清晰的认识。

柯雄文（Antonio S. Cua）著 李彥儀 翻譯，沈清松 審訂，《君子與禮──儒家美德倫理學與處理衝突的藝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7年3月)

特别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