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华东
关于胡适，很多人知道，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和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提倡白话文，打破了读书人必须用文言文写作的传统，大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后来陈独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胡适走文化研究的道路，带领青年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他是新红学的创始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认定乾隆朝敦诚敦敏的朋友，一个叫曹雪芹的旗人是《红楼梦》的作者，提出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家自传。他带动了一批学者深入研究，形成了“新红学”的流派。可是，他的论点矛盾重重，越研究问题越多，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而，从许多文章和著述都反映出，胡适到老都不肯改变，一直坚持自己的论点。
钟云霄女士写了一本著作《揭秘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玄机》。她的观点，《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朝宗室后人，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我看到书中引述了俞平伯先生的话：“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本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又说：“千秋功罪，难以辞达。”钟云霄感叹说：“俞平伯先生是个值得尊敬的红学家，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学者，并不是他的所有见解都是正确的，而是在发现自己不正确、有偏颇的地方能勇于改正。”我也有同感，说自己“有罪”，真要勇气。俞先生虽然是针对“重新评价后四十回”说的，可“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正是胡适考证出的重要论点之一。早就有人拿材料证明，程高刊印之前就有120回本，不可能是高鹗所续。可谁见了胡适认错？
胡适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贾府与甄府都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康熙南巡接驾4次的只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可当时顾颉刚先生就写信告诉他，曹寅接驾5次，不是4次。胡适就不再说4次了，在此后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写作“4次以上”，但不明说5次，也不公开纠错，以至于至今仍有很多人一直误以为曹寅接驾4次，并把它放到自己的论文之中，当做曹雪芹作者论的重要依据。
至于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胡适是根据杨钟羲先生在《雪桥诗话》中的一句话“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而杨钟羲的根据是《四松堂集》再版前一张贴笺上的一句话：“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原版无此贴笺）可是经推算曹雪芹不可能生于曹寅去世之前，胡适自己也知道这是错误之说，可他还是认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这种任意取舍的考证手法实在不可取，后患无穷！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文中说：“胡适的考证，遗留下许多疑点……胡适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对的，但怎么知道是曹頫的儿子？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曹颙的儿子？胡适没有回答。关于雪芹的卒年，胡适始主甲申，后改主壬午，到底哪个对？至于生年，胡适说‘大约生于康熙末叶’，即公元1715至1720之间。然而根据呢？还有，雪芹是什么时间从南京来到北京的？到北京以后做了什么？上过学吗？跟敦诚、敦敏那样熟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死的时候在北京西郊？何时、什么原因促使曹雪芹要到北京西郊去住？西郊范围甚大，曹雪芹具体住在哪里？新妇是谁？何时结的婚？等等，等等。问题成串、成堆，都需要给予解答。”“当然受资料的限制，胡适不可能一一求得答案。……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全部解决，甚至大部分都没有解决……”刘梦溪先生提出那么多问题，可见胡适缺乏根据就下结论，不过是以猜想立论！
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发表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石头记》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于“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胡适批评蔡先生的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蔡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肯定了胡适提出的需要考证《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但不赞同胡适的“自传说”,指出自己对《红楼梦》中情节与人物的索隐是必要的，且有一定的原则与根据，决不是“猜笨谜”。此后蔡先生忙于其他事务退出了这场争论，但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观点。1926年，蔡先生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赞同“自传说”，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岐为贵，不取苟同也。”胡适对老师的观点有触动吗，有回应吗？他仍然将作者坐实曹雪芹，把时代坐实在乾隆朝！难道他没有想过曹雪芹有可能是一个化名吗？当时小说不入流，《金瓶梅》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现在我们并不否认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红楼梦》中列举了几个书名几个作者，为何要死死坐实曹雪芹呢，在文字狱盛行时期可能署真名吗？实际上曹氏家谱也查不到曹雪芹其人。后来俞平伯先生说，“要说猜笨谜，大家都在猜笨谜”。他这是针对胡适的吗？
台湾潘重规教授（1907-2003）提出了《红楼梦》成书于明末清初，是明朝遗民文人的血泪之作。他在《红楼血泪史》一书中说“四十年前，我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提出许多问题。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曾在台湾发表论文，向胡先生质疑，却始终得不到胡先生的答复。”“我提出质疑后，胡先生一直不曾作答。”“胡先生事忙，又远在国外，虽据杂志社的主编人说胡先生曾经看过了我的拙稿，却一年多没给我答复。现在胡先生回国，预定的讲学已经讲毕了，人事应酬也该比较轻松了。如果胡先生肯把我的反证的错误一一指明出来，我想，这便是绝好的一次‘治学方法’的实验。”但是，潘先生等来的是失望！胡先生对不同观点的应对，就是不回应！他会教训别人应该怎么做，可自己不认错，顶多在给别人的信中，流露自己的否定态度。潘先生在书中说：“胡适之先生从美国寄给张哲生先生一封信，批驳我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我读过后，除了知道胡先生不赞同我的论点外，还知道胡先生对他三十年前的新见解三十年后加以再确定！并且是无更动、无修正、无补充地再确定。”胡适曾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今后发见新证据后即需改正的。”几十年后，我们看到的却是胡适不认错的态度！
刘梦溪先生说：“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例如他说脂砚斋就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写的《石头记》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现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这样的一类看法，明显地不能成立。还有说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红楼梦》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等等，也是缺乏根据的论断。”又说：胡适“对版本的考证，错误则比较多，虽据有两部《石头记》 钞本，却未作精深的研究。”“甲戌本《石头记》1927年为胡适购得，直到1961 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适手中达三十四年之久，……”刘梦溪的说法是权威的说法，胡适对《石头记》未作精深的研究就乱下结论。胡适的错误自己不说，人家也会说，瞒是瞒不住的。
白盾、汪大白的《红楼争鸣二百年》一书中有一节的标题是“胡适考证：红学新纪元”。这一节介绍胡适的考证时有这样一段话：“胡适推定：‘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都认为是曹雪芹做的。’”这是他的“假定”，再根据这个假定来“求证”。
胡适的“假定”本身就建立在“大概”“推定”的基础上的，用这样的“假定”去求证。这种方法颇像错误的破案方法：根据疑点把某人“假定”为罪犯，然后审出口供，甚至不惜屈打成招。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得很好：“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而实际上呢，他还是先入为主地“推定”作者是曹雪芹，然后找到一个同名同姓的曹雪芹作为证据，作出了他的结论，结果许多问题至今解释不通。台湾律师出身的杜世杰考证《红楼梦》作者就特别强调必须用证据说话，并从文本中找出根据再做结论。他在《红楼梦考释》中说到：“读红楼而不知《红楼梦》蓄意诋侮贾府，此人之学识可知也。读红楼知《红楼梦》蓄意诋侮贾府，而仍鼓吹贾府即曹府，则其人之观念可疑也。若说一个扒灰养小叔子的淫蒸通报家族，其子孙竟凑在一起，花十多年的功夫，研究、制造、批评、修改一部揭发家丑、辱骂自己，而又不使人看懂的书，也算是今古奇观了！果真如此，则不仅作者无聊，观者也无益，《红楼梦》亦难称奇书。”这是对胡适的“曹雪芹自叙说”的尖锐批驳。我看，放在曹雪芹身上，他也不愿意承认是他的“自叙”，可是没有办法，已经屈打成招、含冤百年了。不仅如此，曹雪芹的名字也增加不少：曹霑、曹沽（加雨字头）、曹天佑、芹圃、芹溪、梦阮，一股脑强加在曹雪芹头上。书中的“曹雪芹”如果有灵，那也要像石兄在大荒山那样“日夜悲号”了。
胡适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虽然有成就，但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文化界说他是个有贡献也有缺失的人。在对《红楼梦》的考证方面，他的缺失是明显的，受到许多指责，而且有许多不靠谱的问题寻根究源到他那里。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在红学问题上得出的错误结论，完全把红学引入了歧途，却又固执己见，缺乏认错的勇气。
俞平伯先生晚年沉痛地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其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胡适哪里有俞先生这样的气魄！
现在主流红学的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红坛的问题呢？有的红学家早已看出考证红学这条路走不通了，面对的是众多解不开的死结，于是鼓励争鸣，找出新材料。我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王湜华先生说：“索隐《红楼梦》决不是简单的猜笨谜。事事都去对号入座，当然会出偏差，也确实没这必要，而重大关键之处被索引出来，确是十分精辟的。再说考证派的考证，贾府的个个人物都想与曹家对上，岂不也十分的笨！如真的都能对上，那还叫小说吗？所以考证派也往往会钻牛角尖，与猜笨谜也无太大的区别。”又说“在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网文字狱，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可怕程度，诸多极为一般的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文网，更何况吊明揭清这样敏感的问题呢！”中国红学会秘书长艺术学博士孙伟科先生说：“红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当代红学研究水平，与时代不相适应，现在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很少。有人说索隐派声名狼藉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著名老红学家和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说；“许多人，对索隐派不相信，局部的索隐是有道理的。”红学家对索隐派的部分肯定是红坛的可喜变化，同时对索隐派、考证派的坐实某人，对号入座的做法都取否定态度。但仍有不少人迷信胡适的错误理论，又懒于研究新观点，陷入曹家沟转不出来。我相信，在“百家争鸣”的良好气氛下，红学现存的死结一定能不断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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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关于胡适，很多人知道，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和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提倡白话文，打破了读书人必须用文言文写作的传统，大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后来陈独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胡适走文化研究的道路，带领青年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他是新红学的创始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认定乾隆朝敦诚敦敏的朋友，一个叫曹雪芹的旗人是《红楼梦》的作者，提出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家自传。他带动了一批学者深入研究，形成了“新红学”的流派。可是，他的论点矛盾重重，越研究问题越多，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而，从许多文章和著述都反映出，胡适到老都不肯改变，一直坚持自己的论点。
钟云霄女士写了一本著作《揭秘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玄机》。她的观点，《红楼梦》的作者是明朝宗室后人，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石涛。我看到书中引述了俞平伯先生的话：“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本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又说：“千秋功罪，难以辞达。”钟云霄感叹说：“俞平伯先生是个值得尊敬的红学家，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学者，并不是他的所有见解都是正确的，而是在发现自己不正确、有偏颇的地方能勇于改正。”我也有同感，说自己“有罪”，真要勇气。俞先生虽然是针对“重新评价后四十回”说的，可“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正是胡适考证出的重要论点之一。早就有人拿材料证明，程高刊印之前就有120回本，不可能是高鹗所续。可谁见了胡适认错？
胡适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贾府与甄府都是曹雪芹家的影子，康熙南巡接驾4次的只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可当时顾颉刚先生就写信告诉他，曹寅接驾5次，不是4次。胡适就不再说4次了，在此后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写作“4次以上”，但不明说5次，也不公开纠错，以至于至今仍有很多人一直误以为曹寅接驾4次，并把它放到自己的论文之中，当做曹雪芹作者论的重要依据。
至于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胡适是根据杨钟羲先生在《雪桥诗话》中的一句话“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而杨钟羲的根据是《四松堂集》再版前一张贴笺上的一句话：“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原版无此贴笺）可是经推算曹雪芹不可能生于曹寅去世之前，胡适自己也知道这是错误之说，可他还是认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这种任意取舍的考证手法实在不可取，后患无穷！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文中说：“胡适的考证，遗留下许多疑点……胡适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是对的，但怎么知道是曹頫的儿子？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曹颙的儿子？胡适没有回答。关于雪芹的卒年，胡适始主甲申，后改主壬午，到底哪个对？至于生年，胡适说‘大约生于康熙末叶’，即公元1715至1720之间。然而根据呢？还有，雪芹是什么时间从南京来到北京的？到北京以后做了什么？上过学吗？跟敦诚、敦敏那样熟悉，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死的时候在北京西郊？何时、什么原因促使曹雪芹要到北京西郊去住？西郊范围甚大，曹雪芹具体住在哪里？新妇是谁？何时结的婚？等等，等等。问题成串、成堆，都需要给予解答。”“当然受资料的限制，胡适不可能一一求得答案。……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全部解决，甚至大部分都没有解决……”刘梦溪先生提出那么多问题，可见胡适缺乏根据就下结论，不过是以猜想立论！
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发表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石头记》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于“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胡适批评蔡先生的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蔡先生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肯定了胡适提出的需要考证《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但不赞同胡适的“自传说”,指出自己对《红楼梦》中情节与人物的索隐是必要的，且有一定的原则与根据，决不是“猜笨谜”。此后蔡先生忙于其他事务退出了这场争论，但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观点。1926年，蔡先生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赞同“自传说”，并说：“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岐为贵，不取苟同也。”胡适对老师的观点有触动吗，有回应吗？他仍然将作者坐实曹雪芹，把时代坐实在乾隆朝！难道他没有想过曹雪芹有可能是一个化名吗？当时小说不入流，《金瓶梅》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现在我们并不否认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红楼梦》中列举了几个书名几个作者，为何要死死坐实曹雪芹呢，在文字狱盛行时期可能署真名吗？实际上曹氏家谱也查不到曹雪芹其人。后来俞平伯先生说，“要说猜笨谜，大家都在猜笨谜”。他这是针对胡适的吗？
台湾潘重规教授（1907-2003）提出了《红楼梦》成书于明末清初，是明朝遗民文人的血泪之作。他在《红楼血泪史》一书中说“四十年前，我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提出许多问题。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曾在台湾发表论文，向胡先生质疑，却始终得不到胡先生的答复。”“我提出质疑后，胡先生一直不曾作答。”“胡先生事忙，又远在国外，虽据杂志社的主编人说胡先生曾经看过了我的拙稿，却一年多没给我答复。现在胡先生回国，预定的讲学已经讲毕了，人事应酬也该比较轻松了。如果胡先生肯把我的反证的错误一一指明出来，我想，这便是绝好的一次‘治学方法’的实验。”但是，潘先生等来的是失望！胡先生对不同观点的应对，就是不回应！他会教训别人应该怎么做，可自己不认错，顶多在给别人的信中，流露自己的否定态度。潘先生在书中说：“胡适之先生从美国寄给张哲生先生一封信，批驳我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我读过后，除了知道胡先生不赞同我的论点外，还知道胡先生对他三十年前的新见解三十年后加以再确定！并且是无更动、无修正、无补充地再确定。”胡适曾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说：“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也许有今后发见新证据后即需改正的。”几十年后，我们看到的却是胡适不认错的态度！
刘梦溪先生说：“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例如他说脂砚斋就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写的《石头记》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现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这样的一类看法，明显地不能成立。还有说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红楼梦》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等等，也是缺乏根据的论断。”又说：胡适“对版本的考证，错误则比较多，虽据有两部《石头记》 钞本，却未作精深的研究。”“甲戌本《石头记》1927年为胡适购得，直到1961 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适手中达三十四年之久，……”刘梦溪的说法是权威的说法，胡适对《石头记》未作精深的研究就乱下结论。胡适的错误自己不说，人家也会说，瞒是瞒不住的。
白盾、汪大白的《红楼争鸣二百年》一书中有一节的标题是“胡适考证：红学新纪元”。这一节介绍胡适的考证时有这样一段话：“胡适推定：‘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都认为是曹雪芹做的。’”这是他的“假定”，再根据这个假定来“求证”。
胡适的“假定”本身就建立在“大概”“推定”的基础上的，用这样的“假定”去求证。这种方法颇像错误的破案方法：根据疑点把某人“假定”为罪犯，然后审出口供，甚至不惜屈打成招。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得很好：“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而实际上呢，他还是先入为主地“推定”作者是曹雪芹，然后找到一个同名同姓的曹雪芹作为证据，作出了他的结论，结果许多问题至今解释不通。台湾律师出身的杜世杰考证《红楼梦》作者就特别强调必须用证据说话，并从文本中找出根据再做结论。他在《红楼梦考释》中说到：“读红楼而不知《红楼梦》蓄意诋侮贾府，此人之学识可知也。读红楼知《红楼梦》蓄意诋侮贾府，而仍鼓吹贾府即曹府，则其人之观念可疑也。若说一个扒灰养小叔子的淫蒸通报家族，其子孙竟凑在一起，花十多年的功夫，研究、制造、批评、修改一部揭发家丑、辱骂自己，而又不使人看懂的书，也算是今古奇观了！果真如此，则不仅作者无聊，观者也无益，《红楼梦》亦难称奇书。”这是对胡适的“曹雪芹自叙说”的尖锐批驳。我看，放在曹雪芹身上，他也不愿意承认是他的“自叙”，可是没有办法，已经屈打成招、含冤百年了。不仅如此，曹雪芹的名字也增加不少：曹霑、曹沽（加雨字头）、曹天佑、芹圃、芹溪、梦阮，一股脑强加在曹雪芹头上。书中的“曹雪芹”如果有灵，那也要像石兄在大荒山那样“日夜悲号”了。
胡适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虽然有成就，但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文化界说他是个有贡献也有缺失的人。在对《红楼梦》的考证方面，他的缺失是明显的，受到许多指责，而且有许多不靠谱的问题寻根究源到他那里。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在红学问题上得出的错误结论，完全把红学引入了歧途，却又固执己见，缺乏认错的勇气。
俞平伯先生晚年沉痛地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其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胡适哪里有俞先生这样的气魄！
现在主流红学的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红坛的问题呢？有的红学家早已看出考证红学这条路走不通了，面对的是众多解不开的死结，于是鼓励争鸣，找出新材料。我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王湜华先生说：“索隐《红楼梦》决不是简单的猜笨谜。事事都去对号入座，当然会出偏差，也确实没这必要，而重大关键之处被索引出来，确是十分精辟的。再说考证派的考证，贾府的个个人物都想与曹家对上，岂不也十分的笨！如真的都能对上，那还叫小说吗？所以考证派也往往会钻牛角尖，与猜笨谜也无太大的区别。”又说“在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网文字狱，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可怕程度，诸多极为一般的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文网，更何况吊明揭清这样敏感的问题呢！”中国红学会秘书长艺术学博士孙伟科先生说：“红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当代红学研究水平，与时代不相适应，现在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很少。有人说索隐派声名狼藉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打开了红楼梦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著名老红学家和版本收藏家杜春耕先生说；“许多人，对索隐派不相信，局部的索隐是有道理的。”红学家对索隐派的部分肯定是红坛的可喜变化，同时对索隐派、考证派的坐实某人，对号入座的做法都取否定态度。但仍有不少人迷信胡适的错误理论，又懒于研究新观点，陷入曹家沟转不出来。我相信，在“百家争鸣”的良好气氛下，红学现存的死结一定能不断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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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真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