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对比悬殊，朝野皆曰不可抵抗
在国际上面对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弱小一方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而不抵抗，是有先例的。如1939年3月，捷克面临百万na cui军队的入侵放弃抵抗，德军开进布拉格。1968年，还是捷克尝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苏联联合东德、匈牙利等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领导人下令不抵抗，“布拉格之春”随之被扼杀。
在中国，“不抵抗”政策也并非始于“九一八”。自八国联军入侵以降，包括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日俄战争”、日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后在山东的杀掠、1928年的“济南惨案”，以及“九一八”后日军在山东半岛的挑衅等事件，中国政府在军事上皆采取“不抵抗”政策。最后列强都会以蚕食中国部分国土或掠取一些利益结束，如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其原因：一是中方以国力之差距，直接对抗无宜，反丧失更多利益；二是中国土地辽阔，列强全面占领的成本太大；三是列强之间相互掣肘。
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日人中村案》第一O四号档案记载：“九一八”事变前夕，即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拍“铣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随即于9月6日，电告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一再强调不可抵抗：“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2年1月21至23日，在上海《时世新报》刊登的《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中，蒋再次指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

先总理孙先生言：中国若与日本绝交，十日内便可亡国。”军政大佬何应钦也言：“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政界说法如此，学界也有此心：“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外交委员，以及胡适、李石曾等27名社会名流研究东北问题，出席人士“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可见，当时的“不抵抗”基本是军政界、学界的主流共识，绝非张学良自作主张。惟一例外的是在野的汪精卫，他为“买名复出”而呼吁抵抗。全国庶几皆曰“不可抗”，那种情况下，让张学良以东北一隅之地去独自对抗日本，无异于痴人说梦。客观地说，不抵抗固然是大错，但不是张学良一人之错！也不该让他一人担责！当然，即使有蒋介石明令和不可抗的主流共识，张学良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抵抗是敌人打到家门时必然的亮剑行为，哪怕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仍有一战之力……

寄望“国联”，试图做“‘不抵抗’的‘抵抗’”
当记者问晚年的张学良“‘九一八’为何不抵抗”的问题时，张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是不抵抗的抵抗！”这话乍一听没道理，但细细思来，似乎有着鲜为人知的东西在里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马关条约》，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其后，俄、德、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历史先例在，国民政府是否要循旧例，再找“国联”来调节“九一八”事变呢？
答案是肯定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郑重声明：“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同年9月 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次日，蒋介石又在《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再次重申：“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看来，军事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假若能够用政治手段解决的问题绝不会用兵！但他们忽略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况且当时德意日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容奉行绥靖路线的英法美招惹，“干涉”的结果最终以日本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笔者认为，抵抗虽是“用力量制止对方的前进”，但其中的力量包括武力和政治(或外交)力量两重含义。权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下令军事上不抵抗，但在外交上配合国民政府全力以赴，期冀“国联”解决争端，其意图是“不抵抗”的“抵抗”，希望既把损失降到最小，更大限度地保护东北父老，但其后续演变没有如其所愿，这也是张学良事先所没有意料到的。

关东军先斩后奏，张学良判断失误
关于列强在中国的挑衅事件，如“济南惨案”、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柳条湖事件、皇姑屯事件等，当时国民政府皆没有即时军事抵抗，而是采取外交应对，以满足列强一些利益要求，息事宁人。鉴于此，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达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说起判断失误，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也都认为日本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若有也只是局部挑衅行为，所以不能立即反抗，而是应以受害者的形象诉诸于“国联”，求“国联”主持公道。事变发生时张学良认为只是局部的小冲突，循以往冲突旧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不抵抗”指令，当时若换他人大概也会如此。
此外，日本军政界高层也没料到会发生“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朝鲜的日本驻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不能不救关东军”(出自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对“九一八”事变，天皇和首相事先根本不知情，而军部上层希望由他们主导完成侵略满蒙的“大业”，不希望关东军“轻举妄动”。就在事变前，军部特派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传达陆相、参谋总长的指令，让关东军按照“军部规定好的计划行事”，制止侵华事件发生。
但所有人忽视了日本军界的一个奇葩的传统：一些狂热的“少壮派”比较胆大妄为，经常无视上峰指令，擅长以下克上、先斩后奏。如河本大作擅自发动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后来的诺门坎战役，都是日本军政上层事先不知情的一场场“豪赌”。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激进分子擅自发动的一场“豪赌”。只不过这次豪赌他们又赢了，赢得几乎是出人意料。面对战绩，陆军总部不吭声，天皇也乐于为这次违令行为背书。随后关东军蚂蚁吞象，把事变扩大化，攻占整个东北！
（摘自《读书文摘》）

或许你会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候承认那个不抵抗命令说他下的，的确918事变晚上蒋介石不知道沈阳的事情，张学良就是承认918晚上那一个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然认真了解历史（见楼上）才发现蒋介石有太大的关系的。而且张学良也说过:“九一八事变”我把判断错了，所以后人骂我，国人骂我。但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也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哦哦,所以我们不能捡到棒槌就当针哦…

所以还是请某些人自重，不要用918来黑张学良这个后来的1212成为民族英雄的伟大人物。

哥伦比亚大学保存了大量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其中最显眼的是晚年张学良一改之前评论蒋介石，对蒋介石几乎没有一句好话。

在国民党，相对来说张学良当时实乃强硬派了（就连和东北军交手的日本方面都承认），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在东北整体沦陷前张学良最多用偷偷用行动支持义勇军的方式来抵抗日军。当然也包括号令东北军和日军对峙和交手。

他本人说过,很多事情不能出自他的口,因为讲出来很不合适,当事人的后代和他们本人还有活着的，比如宋美龄，他说历史何必出自他的口,他如果说了就代表有他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任由别人评说！

想想为什么宋美龄和蒋介石因为张学良吵架时候所说的你如果敢动那个小家伙儿,我立刻走开台湾,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出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