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关键词　东汉　皇权　外戚之祸　宦官之祸　政治集团　　

东汉末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三大政治集团是官僚士大夫、外戚和宦官。学界认为,桓灵之世,权去帝室,政在外戚、宦官,官僚士大夫遭受排斥、打击。其主要根据就是党锢之祸的发生。我们认为,东汉末年皇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偏袒外戚和宦官,但对官僚士大夫也加以重用,基本上形成了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三大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细察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史,不仅发生了打击官僚士大夫的“党锢之祸”,亦发生了皇权打击外戚、宦官的“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一、从西汉武帝迄于东汉末年,防范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侵夺皇权,成为两汉皇朝的既定政策。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央行政体制逐渐形成了双轨制的中央政府机构,即由尚书、外戚、宦官等宫廷近侍组成的内朝或尚书台,由官僚士大夫组成的制度化的三公九卿制的中央政府机构。在这样的用人政策下,原属三公九卿的许多权力被外戚和宦官所侵夺,从而使依附于皇权的外戚和宦官成为操纵国家机器的重要政治集团。

然而,靠裙带关系成为显贵的外戚和作为皇权奴仆的宦官,政治、文化、道德素质比较低劣,仅靠他们及其党羽还不足以推动整部国家机器的运转。因此,皇权虽然在感情上亲近外戚和宦官,但出于实际统治的需要,对他们亦须加以防范,这就不得不重用政治、文化、道德水平较高的官僚士大夫。光武帝刘秀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初就制定了一项重要的用人政策,“退功臣而进文吏”①。即选择文人士大夫充当政府官吏,组成统治机构。于是,刘秀把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化,并成为定制。尽管东汉的察举制在光武以后也发生了不少流弊,但它从组织上保证了具有一定政治、文化和道德素质的官吏的来源,对于维护皇权统治,推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起了重要作用。迄于东汉末年,尽管屡有外戚、宦官擅权,但察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始终是东汉皇朝所依靠的主体统治力量。如安帝时期邓氏外戚专权,但邓太后仍然把抑制外戚,表彰儒学,笼络士大夫参政作为既定的用人政策。邓后之兄邓骘特意荐举被称为“关西孔子”的名儒杨震,杨震曾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后官至司徒,三公之首的太尉。杨震又荐举明经明士杨伦等。外戚梁商亦笼络士大夫参政,如名儒李固被梁商专门辟为从事中郎,后李固官至荆州刺史,太山太守,将作大匠,大司农。被梁氏外戚辟为掾属的还有名儒、士人巨览、陈龟、周举等。梁太后临朝,令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处理政务,梁冀“辞不肯当”②,这虽然是表面的谦辞,但也说明在权力中枢机构中士大夫有相当的势力。此后经桓、灵、少、献四帝,凡外戚掌权时,一般都采取与官僚士大夫集团联合,重用士大夫参政的用人政策。不仅外戚如此,宦官专权时亦79重用一批趋炎附势的官僚在中央和地方任职,因此官僚士大夫集团有“清”、“浊”之分。外戚、宦官专权是皇权统治的变异形式,仅靠人数极少,不具备治国用兵之术的外戚和宦官远不足以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故外戚或宦官专权时也须重用大批官僚士大夫为其服务。我们从桓、灵时期官僚士大夫的任职情况可以看出皇权对他们的态度。

二、外戚是皇帝的姻亲,因此受到皇帝的信任,或封侯,或委以要职,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力量。但是,当皇后无子或亲子不能被立为太子时,这个外戚集团赖以存在的基础便发生了动摇,潜伏下被新的外戚集团取而代之的危机。因此,每当皇帝驾崩后,她们就设法立年幼无知的皇帝,由皇太后垂帘听政。西汉的吕太后、窦太后、傅太后、王太后都是如此。特别是吕后,成为刘邦死后的实际皇帝,故司马迁、班固都将其列入“本纪”。东汉时期外戚专权更甚,史称:“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安、德、桓、灵),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莫不定策帷帘,委子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⑥这是东汉中后期皇帝大多年幼即位的主要原因。为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外戚不仅操纵皇帝的废立,杀死忤己之幼帝,甚至取皇权而代之。如西汉外戚霍光不立武帝子广陵王刘胥为帝,而立昌邑王刘贺继位,因行为不合霍光意而废之,改立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刘洵为帝。王莽篡夺皇位,东汉梁冀毒杀质帝等都是外戚危及皇权的典型事例。尽管皇帝年幼时外戚可以专权,但当皇帝年长亲政后,就要重用自己的外戚姻亲。于是,前代外戚就成为独立运作皇权的严重障碍。就连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也要受制于窦太后及其母舅田虫分。前代外戚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力量走向了反面,于是开始了皇权与外戚集团的斗争。光武帝刘秀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明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⑦。所以终光武一代,外家后亲“皆奉尊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⑧。明、章二帝继续贯彻抑制外戚的政策。和帝时窦氏专权,开了东汉外戚干预朝政之端,但很快被皇权铲除,以后外戚邓氏、阎氏、梁氏相继专权。尽管外戚集团势焰薰天于一时,最著名者如梁氏外戚,但最终遭到专制皇权的无情打击。两汉历史上被皇权铲除的外戚集团比比皆是,这亦可称为连绵不绝的“外戚之祸”。汉武帝甚至创立了立太子杀其生母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皇权对外戚集团的打击和对官僚士大夫的打击具有共同的性质。
由上述可归纳出皇权与外戚相互的政治态度。皇权对外戚是:重用→打击→重新重用。外戚对皇权是:攀附
→分割(被打击)→重新攀附,形成了动态循环。

三、宦官是皇权的派生物,其天职就是充当皇帝的奴仆,因此,从理论上讲,他们无法离开皇权单独行使政治权力,更不能像官僚士大夫和外戚那样取皇权而代之,故深受皇帝宠信,在打击官僚士大夫和外戚分割皇权的斗争中成为皇权依赖的政治工具,两汉的政治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维护皇权的成功导致了宦官在政治上的发迹,皇权出于对官僚士大夫和外戚的惮忌而重用宦官参决国政。西汉宦官中书令弘恭、石显;东汉著名的十九侯、五侯、十常侍等宦官,就是在维护皇权的政治斗争胜利之后专权用事,他们大树朋党,“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⑨。宦官势力的膨胀同样形成了皇权之外的政治中心,分割了皇权,也为官僚士大夫和外戚所不容。这样,皇帝不得不忍痛割爱,用专制皇权的屠刀对宦官进行血淋淋的杀戮。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前的延熹五年(162年),“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竟为贪淫,朝野嗟怨”⑩。士大夫出身的太尉杨秉和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打击宦官势力,得到桓帝的支持,“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讠宣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11。延熹八年,杨秉又参奏中常侍权宦侯览之弟,益州刺史侯参“累有臧罪,暴虐一州”,使侯参“惶恐而自杀” 12。杨秉又进一步参奏侯览和为桓帝铲除梁氏外戚立下大功的具瑗,“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 13。要求削夺侯览和具瑗的权力,“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 14。皇权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前就制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宦官之祸”。其原因当由于宦官势力的膨胀危及了皇权的统治。

独尊性、专制性和排他性是皇权的本质特点。皇权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容许任何政治集团、任何个人染指。既然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既然官僚士大夫“更相拔举”、“氵于秽朝廷” 20,危及了皇权,那么,桓、灵二帝制造“外戚之祸”、“宦官之祸”和“党锢之祸”就是必然的了。另一方面,皇权虽然具有独尊性、专制性和排他性,但却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须依赖官僚士大夫、外戚、宦官三大政治集团的藩屏,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必须建立在对整个社会行之有效的控制基础之上才能稳固、体现。因此,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打击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为什么桓、灵二帝既防范、打击三大政治集团,又依靠、重用他们的原因所在。
从上述桓、灵二帝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地运作皇权进行统治,最大限度地维护皇权的尊严,是桓、灵二帝,也应是历代帝王刻骨铭心的愿望。但由于三大政治集团的客观存在以及他们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遂使三大政治集团既有维护皇权又有分割皇权的一面。因此,为利用三大政治集团为皇权服务,同时又防范他们侵夺皇权,在三大集团之间形成某种动态的政治均势,使其相互制衡,必要时利用一派对另一派进行残杀,是独立运作皇权进行统治的必要前提。鉴于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东汉末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和政治斗争,从中得出在东汉,甚至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一再出现的这个规律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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