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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圆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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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皇帝像李隆基这样,拥有落差如此巨大的一生——他所缔造的开元盛世雄踞于历史之巅,令后人叹为观止;可由他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却把帝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亦足以令后人欷歔扼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落差?
  从事相上来看,原因似乎并不复杂,无非是因为李隆基中年以后日渐堕落,荒疏朝政,导致奸臣当道,国事日非,从而最终催生了安史之乱。就像传统史家所言:“开元之初,贤臣当国”,“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总之一句话:“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玄宗李隆基为什么会在中年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答案也许就不那么简单了。
  古人经常说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事情都有个开头,但很少有结尾)。也就是说,历史上早年英明、晚年昏聩的皇帝并不只有李隆基一个,他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个案而已。西哲也经常说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可见一旦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任何人在巨大的事功和权力面前,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和堕落。换言之,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李隆基个人的思想品质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李隆基和唐太宗李世民拿来做一个对照。
  我们都知道,早年的李隆基与李世民极为相似,他以“贞观之治”为执政范本,处处“依贞观故事”,时时刻刻向李世民看齐,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才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从而缔造了一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的太平盛世。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李隆基念兹在兹的执政范本、最让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其实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在贞观中后期,李世民身上已渐露拒谏、骄奢之端倪,魏徵批评他“渐恶直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马周批评他“营缮不休”,致使“百姓怨咨”,很多大臣也纷纷对他“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的行为进行劝谏,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嫔妃徐惠也由于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而上疏规谏。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仍然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李世民不是在五十一岁那年英年早逝,而是像李隆基一样活到七十八岁,那么彪炳千秋、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又会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怎样的晚年形象呢?
  再者,假如李隆基没有活到七十八岁高龄,而是像李世民那样英年早逝,那么他的历史形象是不是就会定格在开元时代,从而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没有瑕疵的完美版呢?而骄奢淫逸的天宝时代,连同后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安史之乱”,是不是也就无从谈起了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意义上讲,从“权力腐败定律”的意义上讲,李世民英年早逝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而李隆基得享天年则很可能是一种不幸!
  当然,这种幸与不幸不是对他们个人而言,而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综观整个中国历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不仅可以用在皇帝个人身上,更可以用在一个王朝身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几乎都能做到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可一旦太平日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腐败与堕落;然后一个新的政治集团揭竿而起,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相同的历史又会再度上演……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就是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转着圈圈,转着愚蠢而又可悲的圈圈!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个字:制度。
  准确地说,是四个字:专制制度。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都是很不靠谱的,不管这个权力是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政治集团手上;而把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在这个人(或从属于他的政治集团)身上,显然更不靠谱!
  所幸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知道“法治”比“人治”要靠谱得多,已经知道一个普通公民的幸福是如何跟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更知道不能再把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身上。但是,毋庸讳言,历史的惯性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要从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其道路通常要比人们预料得曲折,其过程似乎也要比人们想象的漫长得多。
  也许,历史(最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就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意义。
  也许,所谓的“以史为鉴”、“鉴往察来”这些话,就在这里具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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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2018-02-16 14:57
    分享一段话,摘自《血腥的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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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3楼2018-02-16 15:36
      “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积聚已久,加之国家“承平已久”,人民久不知兵。到唐玄宗在任期间,始于南朝的府兵制已经弊病多多,耽于安稳而又不识远谋的大臣们提出实施“募兵制”,这正好给了驻守唐朝边域的蕃族大将们绝好的大施拳脚、招兵买马的机会。盛唐武功赫赫,疆域辽阔,而硬币的另一端,则又是这么漫长的边境线需要战斗力极强的将师去守卫,需要数量极大的边兵,如此,驻扎边地的蕃将,如安禄山等,大量招募“杂胡”士兵,不停地用蕃将把汉将替换掉,在辽阔广大的戊区内,蕃将完全成了自己嫡系部队的当然首领,各节度使辖区成为真正的独立王国。
      归根觅源,玄宗时期的边镇大将之所以能拥如此大的权力,大部分也应归咎于权相李林甫。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张嘉贞、王鉷、张说、萧蒿、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掌权后,为了避免类似的威胁再发生,杜绝“隐患”,他向玄宗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而勇,寒人亦无党援”。并假意让出自己领任的朔方节度使给蕃将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玄宗对此大加赞赏,觉得很有道理,谕旨发下,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武人皆专制一方,权重位高。穷李林甫本心,其实非常简单:这些武将“不识文字”,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阀贵族的血源,没有任何机会被招进朝中顶替他的相位,由此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一直安枕无忧。
      回想一下,公元742年,即唐玄宗天宝元年,唐朝设十节度使,其中九大节度使都是处于西北边疆,只有河东一镇治所在在较处内地的太原。唐玄宗中后期,由于郭虔瓘、郭知远、王君廊、张守珪、王忠嗣、牛仙客等能将良臣的经营,吐蕃、突骑施、奚、契丹等异族遭受沉重打击,已无能力进攻唐境,远远窥伺而已,唐朝只要稍于边塞筑坚城待守即可。
      偏偏玄宗晚年好安乐,以为只要边镇不乱,即可高枕无忧。节度使在外,重兵在握,有专征之权,兵之强弱多寡,将领之忠奸精英,朝廷一无所知。同时,安禄山等人又收买人心,以蕃将全代汉将,将士只知主师的恩威,根本不知朝廷的存在。加之唐玄宗晚期已承平多年,内地又无重兵防守,外强中干,重用文臣(又多是李林甫、杨国忠此等奸邪自私之人),因此,塞外精锐之师一反,内地全是疲弱乌合之众,仓悴迎战,交兵即溃。封常清、高仙芝等人再能战斗冲锋,对唐朝生有八颗忠心,再舍生忘死,也不过一身两臂,不能呼风唤雨,没有导弹核武器,冷兵器时代,只能眼着盛唐的大厦轰然中塌,无可奈何!哥舒翰虽有军事干材,但其度量隘浅,不恤军士,老病昏庸,又加上杨国忠窜掇唐玄宗再三催命出潼关迎敌,败亡之势,根本就不可扭转,唐朝上下骄昏如此,三将败擒,也在常理之中。时兮命兮,令人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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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楼2018-06-07 22:45
        太子承乾被废后,李泰借机向自己的父亲撒娇,声称自己百年之后定会杀了自己的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李治。而唐太宗见青雀投进自己的怀中,立马心就软了,再一听这样的保证,当即便许诺要立他为太子。不过这样的谎言却被褚遂良毫不留情地揭穿了。
        谏议大夫禇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禇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禇遂良又警告皇帝,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禇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禇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词和言外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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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17楼2018-06-10 21:18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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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21楼2018-06-10 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