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十年“逆生长”。
作者: 时代君 日期: 2018-05-14 来源: 美国时代杂志中文翻译
“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 他们在城乡夹缝中追求更好的生活,户籍上属于农业户口,身份上是农村人, 职业上是工人。
与农民相比,他们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却收入微薄的尴尬,但与城镇人口相比,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职业岗位等方面均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将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很大麻烦。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英文
突如其来的清理
28岁的王锋,是一名厨师,虽然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但他并不属于北京,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
去年1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清理行动,让他失去了北京租来的房子,他被勒令在24小时内搬出北京。
很多人都像他一样被北京清理了,很多人被迫回到了农村老家。但王锋和妻子不愿意回老家,因为他已经不会种地了。他到了北京另外一个地区,找到了租金更昂贵的房子。
“我存不下钱,但我起码有份工作,我会在北京一直待下去,政府撵不走我。”王锋说。像王锋这样,是新一代的中国农民工。
在过去40年里,好几亿中国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组成一个个“血汗工厂”,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经常自豪地宣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居然顺利完成了。
但是,像王锋这样的新一代农名工,他们不会向上一代那样,平静地来到城市,再平静地离开。
很多人在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能提出自己的诉求。他们要求中国更加开放,政府要负责任。
现在情况可能不同了,年轻的农民工开始影响社会。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进入工厂做工,从农民变成了工人。2017年,这一数字是2.8亿,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该阶层的特点是:80后、90后,数量超过一个亿。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而他们的父辈则出生在1950—1960年代,没有接受过有效教育。
因为贫穷的童年生活,他们比父辈有更强烈的愿望去挣钱。
上一代农民工,如果失去了工作,至少还有土地,会种地,可以回老家。
但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也是“回不去的一代”。
生活要求更高
2009年,北京一份经济杂志的一项研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在意“个人发展”,不像是父母辈那样只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干脏活、不存钱、没钱就不结婚”,他们不愿意默默地受苦。
这个阶层有几个特点是政府特别在意的:
首先,他们遭遇到了“结婚难”,因为当年的计划生育,年龄相仿的女性很短缺。
其次,因为户口制度,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城市服务无法向他们提供。
还有,他们想留在大城市打拼,生活成本高、经济压力大,他们更加悲观。
2017年9月,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丰在期刊《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文中对18至33岁之间的9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为这个阶层刻画了一幅详细的画像。
结果显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移民中,绝大部分上学时间没超过10年。
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有12年或更长时间,新一代受教育的时间较长,但质量却不高。
户口制度使大城市的许多新市民难以在公立学校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学位,所以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但这些学校却往往开在荒凉的郊区,而且经常被关闭。
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北京,只有17%的新移民认为他们的后代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北京的一名清洁工称,她被迫把儿子送到了私立学校:“教育质量不如公立学校好。”
笑不出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很多都回到农村接受教育,成了“留守儿童”。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比一般人差,而且更容易抑郁。
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许多父母别无选择,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
“我没有想过把我的孩子带到这里,”北京一位厨师说,“因为我负担不起。”
这一代80、90后,俗称“独生子女一代”,结果他们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一胎政策导致性别比例急剧变化,男性比女性比例更高(细思恐极)。
2005年,男女性别比达到高峰,每100名女婴中相对应有122名男婴,这是世界上最扭曲的男女性别比。
中国的初婚平均年龄是26岁,这一代农民工都已经达到这个年龄。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研究发现,他研究的新一代农民工中,有四分之三未婚。这些18到25岁的年轻人,有的可能因为年龄太小而单身,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总体利率偏低的问题。
北京一家食品公司的一位25岁的年轻员工承认:“在考虑找女朋友之前,我需要有更高薪的工作,或更高的职位。”
到2020年,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而且,因为中国女性更倾向于与有钱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男士结婚,“结婚难”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没有车就不结婚
很多中国男人结不了婚,是因为买不起汽车和房子。一项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三的中国女性,在结婚之前,已经考虑到了车和房子的问题。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很多人买不起这样的彩礼,特别是在北上广等城市。没有城市户口,意味着无法用公积金贷款买房。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很多农民工是为了钱才来到城市的。
农民工近几年收入增幅表
他们的工资,从2000年的每月约1700元(205美元)上涨到2016年的3000多元。但增幅却从2012年初的17%,下降到2018年初的7%左右。
自2015年以来,他们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更缓慢。
田丰的调查中,最高收入者是那些30多岁(32至36岁)的人。他的所有调查都保持不变。
2008年,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工与三十多岁的农民工收入一样多。但到2015年,年轻人的收入要少得多。
这可能与移民工作性质的变化有关,由于经济转型,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服务而不是制造业。
此前的农民工,通常是在建筑或工厂里工作。
2008年,60%的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工作,到2015年,这一份额下降到52%。
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长。
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往往在食品运输、清洁等领域工作。
该如何留在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们更多从事服务业中的短期工、兼职工,结果就是存不了钱。
过去,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们都将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家里,但在最近的调查中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存款,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会刻意省钱。
“这与他们的父辈很不相同。”
这导致一个结果,“80、90后”农民工几乎是对社会最不满意的一群人。
2008年,年轻人(年龄在22至26岁之间)将自己描述为处于社会的“上半部”。
到2015年,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下半部”。
那些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最感到失望。大多数农民工想留在大城市,但很少有人感到城市的善意与包容。
“没有归属感,”一位24岁的北京咖啡店服务员抱怨道, “现在我会留下,但没有幸福感。”
生活成本高、户口和社会歧视,粉碎了他们的城市梦想。 “他们是真正的边缘化人群。”
但是,这群人对社会有威胁么?很难说。虽然被驱逐了,但是很少有人发声,他们甚至很少公开谈论公共事务,而且他们支持反腐败运动。
巨大的隐患
然而,不能因为这个群体的沉默,就忽视他们,这群人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隐患。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收入低、教育程度低,导致未婚男性增多,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且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发展,反社会人士增加。
其次,他们喜欢亚文化,对薪酬更加不满。今年4月北京通州法院表示,劳动争议中,有32%涉及集体劳动合同,几乎是2016年的两倍。
还有,中国的社会保障不够成熟,且有“户口”这个冥顽不化的制度,让这些人无法获得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而且政府还在限制大城市的人口。
如果经济停滞,他们会比现在造成更多的麻烦。
作者: 时代君 日期: 2018-05-14 来源: 美国时代杂志中文翻译
“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 他们在城乡夹缝中追求更好的生活,户籍上属于农业户口,身份上是农村人, 职业上是工人。
与农民相比,他们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却收入微薄的尴尬,但与城镇人口相比,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职业岗位等方面均处于被歧视的地位。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将会给中国未来带来很大麻烦。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英文
突如其来的清理
28岁的王锋,是一名厨师,虽然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但他并不属于北京,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
去年1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清理行动,让他失去了北京租来的房子,他被勒令在24小时内搬出北京。
很多人都像他一样被北京清理了,很多人被迫回到了农村老家。但王锋和妻子不愿意回老家,因为他已经不会种地了。他到了北京另外一个地区,找到了租金更昂贵的房子。
“我存不下钱,但我起码有份工作,我会在北京一直待下去,政府撵不走我。”王锋说。像王锋这样,是新一代的中国农民工。
在过去40年里,好几亿中国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组成一个个“血汗工厂”,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经常自豪地宣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居然顺利完成了。
但是,像王锋这样的新一代农名工,他们不会向上一代那样,平静地来到城市,再平静地离开。
很多人在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能提出自己的诉求。他们要求中国更加开放,政府要负责任。
现在情况可能不同了,年轻的农民工开始影响社会。
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进入工厂做工,从农民变成了工人。2017年,这一数字是2.8亿,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该阶层的特点是:80后、90后,数量超过一个亿。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而他们的父辈则出生在1950—1960年代,没有接受过有效教育。
因为贫穷的童年生活,他们比父辈有更强烈的愿望去挣钱。
上一代农民工,如果失去了工作,至少还有土地,会种地,可以回老家。
但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也是“回不去的一代”。
生活要求更高
2009年,北京一份经济杂志的一项研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在意“个人发展”,不像是父母辈那样只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干脏活、不存钱、没钱就不结婚”,他们不愿意默默地受苦。
这个阶层有几个特点是政府特别在意的:
首先,他们遭遇到了“结婚难”,因为当年的计划生育,年龄相仿的女性很短缺。
其次,因为户口制度,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城市服务无法向他们提供。
还有,他们想留在大城市打拼,生活成本高、经济压力大,他们更加悲观。
2017年9月,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丰在期刊《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文中对18至33岁之间的9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为这个阶层刻画了一幅详细的画像。
结果显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移民中,绝大部分上学时间没超过10年。
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有12年或更长时间,新一代受教育的时间较长,但质量却不高。
户口制度使大城市的许多新市民难以在公立学校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学位,所以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但这些学校却往往开在荒凉的郊区,而且经常被关闭。
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北京,只有17%的新移民认为他们的后代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北京的一名清洁工称,她被迫把儿子送到了私立学校:“教育质量不如公立学校好。”
笑不出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很多都回到农村接受教育,成了“留守儿童”。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比一般人差,而且更容易抑郁。
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许多父母别无选择,只能将孩子留在农村。
“我没有想过把我的孩子带到这里,”北京一位厨师说,“因为我负担不起。”
这一代80、90后,俗称“独生子女一代”,结果他们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一胎政策导致性别比例急剧变化,男性比女性比例更高(细思恐极)。
2005年,男女性别比达到高峰,每100名女婴中相对应有122名男婴,这是世界上最扭曲的男女性别比。
中国的初婚平均年龄是26岁,这一代农民工都已经达到这个年龄。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研究发现,他研究的新一代农民工中,有四分之三未婚。这些18到25岁的年轻人,有的可能因为年龄太小而单身,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总体利率偏低的问题。
北京一家食品公司的一位25岁的年轻员工承认:“在考虑找女朋友之前,我需要有更高薪的工作,或更高的职位。”
到2020年,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而且,因为中国女性更倾向于与有钱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男士结婚,“结婚难”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没有车就不结婚
很多中国男人结不了婚,是因为买不起汽车和房子。一项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三的中国女性,在结婚之前,已经考虑到了车和房子的问题。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很多人买不起这样的彩礼,特别是在北上广等城市。没有城市户口,意味着无法用公积金贷款买房。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很多农民工是为了钱才来到城市的。
农民工近几年收入增幅表
他们的工资,从2000年的每月约1700元(205美元)上涨到2016年的3000多元。但增幅却从2012年初的17%,下降到2018年初的7%左右。
自2015年以来,他们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更缓慢。
田丰的调查中,最高收入者是那些30多岁(32至36岁)的人。他的所有调查都保持不变。
2008年,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工与三十多岁的农民工收入一样多。但到2015年,年轻人的收入要少得多。
这可能与移民工作性质的变化有关,由于经济转型,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服务而不是制造业。
此前的农民工,通常是在建筑或工厂里工作。
2008年,60%的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工作,到2015年,这一份额下降到52%。
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增长。
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往往在食品运输、清洁等领域工作。
该如何留在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们更多从事服务业中的短期工、兼职工,结果就是存不了钱。
过去,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们都将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家里,但在最近的调查中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存款,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会刻意省钱。
“这与他们的父辈很不相同。”
这导致一个结果,“80、90后”农民工几乎是对社会最不满意的一群人。
2008年,年轻人(年龄在22至26岁之间)将自己描述为处于社会的“上半部”。
到2015年,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下半部”。
那些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最感到失望。大多数农民工想留在大城市,但很少有人感到城市的善意与包容。
“没有归属感,”一位24岁的北京咖啡店服务员抱怨道, “现在我会留下,但没有幸福感。”
生活成本高、户口和社会歧视,粉碎了他们的城市梦想。 “他们是真正的边缘化人群。”
但是,这群人对社会有威胁么?很难说。虽然被驱逐了,但是很少有人发声,他们甚至很少公开谈论公共事务,而且他们支持反腐败运动。
巨大的隐患
然而,不能因为这个群体的沉默,就忽视他们,这群人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隐患。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收入低、教育程度低,导致未婚男性增多,容易滋生不满情绪,且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发展,反社会人士增加。
其次,他们喜欢亚文化,对薪酬更加不满。今年4月北京通州法院表示,劳动争议中,有32%涉及集体劳动合同,几乎是2016年的两倍。
还有,中国的社会保障不够成熟,且有“户口”这个冥顽不化的制度,让这些人无法获得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而且政府还在限制大城市的人口。
如果经济停滞,他们会比现在造成更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