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谭无稽
【一】
现在流行说IP，要说当下国学领域最火的IP，则非王阳明和曾国藩莫属。这不难理解，春秋时就已由叔孙豹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最高价值观念，在两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极致。更何况，这是个复杂而功利的时代，两位先贤在人生和事功上的巨大成功，也先天对这个时代的人有着解药和秘籍式的吸引力。
于是不仅王阳明和曾国藩火，将他们拉出来对比论个高下，也成为一件新潮事。而大部分人对此其实是盲目的，只看到了他们入世上相似的表面，却没有看到他们深层特质的不同。很多人可能觉得，曾国藩与王阳明相似度这么高，对王阳明的评价应该也是很高的。而实际上，他对王阳明并不感冒、并不佩服。
曾国藩曾作《圣哲画像记》，列出了他心中中国历史上的32位圣哲，是他有感于《四库全书》的书籍之多、学问之博，而慎重精选出来的必读对象，甚至以为读他们就够了，本是藏之家塾用于指导子孙读书的，可见是他以最大的认真进行的选择。而其中，连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文人都选入了，也包括距曾国藩时代不远、如今名不见经传的一些近人，但是没有王阳明。他对阳明心学也曾有过评价，认为太空疏了，甚至说王阳明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公文，就是那些写有处理事情具体措施的东西。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曾国藩和王阳明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曾国藩是湖南人，湘籍的士人学者，则一向有着崇理学而反心学的传统。所以很多人喜欢阳明心学，是觉得可以经世致用、建功立业，而认为理学只是空谈学问，只能提高道德境界，这种看法是错的。如果说王阳明本人是以心学建立功业的代表人物，那么曾国藩就是以理学建立功业的代表人物。在入世成效这方面，两家是打个平手的。
早年的曾国藩愤世嫉俗，为人行事风格强硬、纯刚至猛，因此在官场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最后几乎落到从庙堂皇帝到地方同仁处处不容的境地。在深深陷入自己生病、父亲去世、同僚排挤、被皇帝开缺的人生低谷而痛苦万分之际，是在读《道德经》中大悟和光同尘、谦下不争、柔弱迂回的道理，从此才脱胎换骨、平步青云的。
这其实是一种宿命式的转变，因为他所信奉的理学就是援道入儒的，是吸收了道家智慧后的儒家，理学的核心观念就是太极、理、气等。曾国藩后来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效黄老、理事法申韩，内黄老道家、外申韩法家，以黄老道家为道体、以申韩法家为术用，而黄老道家和法家本是一脉。所以曾国藩的路数，在最深层其实是道家的路数。
心学则是援佛入儒的，是吸收佛家智慧后的儒家，所以很多人都分不清阳明心学和禅宗的区别。王阳明的学问用于入世的神奇特效，就是以“心不动”打底的，在这一诉求上心学与禅完全没有不同，不同只在对这一境界的运用上，禅宗是随顺世缘，心学则是随机而动的人间承当。所以曾国藩和王阳明的不同特质，体现在入世应用上尤其明显，便是禅与道的各自大用。当然，他们的本是在儒家的。
要对比王阳明和曾国藩，要学习两位先贤的智慧，从此处下手，才算抓住了最深的气脉。将两人结合，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入世的极致，是佛家的心性，道家的智谋，儒家的方向。
但他们最触动我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们的人。除了路不同，他们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二】
说到王阳明和曾国藩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根器。王阳明资质高，这是公论，《明史》所谓“天姿异敏”“天资高”。而说到曾国藩，人们的基本印象就是“笨”，资质平平。他年轻时读书一整晚背不下一段话，连藏在梁上的小偷听都听记住了的段子广为流传；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只会“结硬寨，打呆仗”的办法，也为人津津乐道。这些都被当做他资质不足的证据，所以才有了“精学王阳明，笨学曾国藩”、“聪明人学王阳明，普通人学曾国藩”之类的说法。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世间的笨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曾国藩却只有一个？因为毫不怀疑曾国藩资质的平庸，人们对他的勤奋、自律、谨慎等品质才更加推崇备至，只有一个曾国藩的理由也认为在这里。但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笨人那么多，只有曾国藩具备了这些品质？或者说，有这些品质的笨人也很多，为什么只有曾国藩达到了那样的成就？又有人说是因为遇上了太平天国这样的机会、运气好，但平心而论，在这样的大危机面前，就不论聪明笨拙了，能够面对和承担的又有几个呢？
这样推敲下来，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曾国藩的根器并不差、资质并不低。很难想象一个根器资质真不足的人，能够领悟道家精髓并运用地那样好。那么他很多地方确实平庸的表现，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让我想到王阳明的一个观点。阳明主张“人人皆可为圣人”，然后以金子为比喻，说所谓圣人资质就是金子的成色，人人皆可为圣人就是人人都可以通过省察克治和致良知，像冶炼去除杂质那样达到足金的成色。所谓根器，就像没有淬炼成纯金之前，有人杂质多有人杂质少，杂质少的对金性更有感应，杂质多的则困迷于土石性中；又像是黄金矿藏，有人埋得浅有人埋得深。但成色归成色，分量归分量，虽然都是纯金，但尧舜可以达到一万斤，文王孔子九千斤，普通人可能只是几斤几两。这分量，王阳明称之为“才力”。
这个说法很妙，圆满地解答了很多人的疑问。以此观曾国藩，我说他根器不差资质不低，就是说他先天的杂质是少的，他的金矿埋得浅，因此对根源有着很好的感应。所以他在心性要求和人生目标上才会那样高标准，这是直接从他的先天资质上流露出来的。很多地方又表现得平庸，这就是分量不足。
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既然才力不足，曾国藩又为何能做那么大的事业？按说资质高而才力不足的人，更多应该只是自我的安顿，在世间事业的承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才是。精华的启示就在这里，曾国藩最核心、关键的智慧和素质也在这里。
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志向，他的志向也像王阳明一样，是做圣贤。曾国藩与王阳明都将立志放在第一等重要的位置，佛家也把修行的前提和关键放在发心和发愿上，这其中是有着至深的道理的。因为只有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内心坚定，曾国藩那样的勤奋、自律、谨慎等品质才能坚持得下来并发挥最大的效果，就像走在正确的路上，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地前进。
不像那些好走捷径的聪明人，常常在歧路上辗转，总体看下来前进得就很有限。方向比努力重要、真正的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等说法，道理就在这里。而且不仅要立志，还要立大志，因为就像古人说的，“求其上则得其中，求其中则得其下，求其下则无所得”，志向大而踏实做，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太差，否则就很可能所得甚少，这其中还有着类似心理暗示那样的效用。又如何才能立大志呢？
就像王阳明曾国藩，这是从他们的资质上自然流露出来的，有着真切的生发处，明白道理没用，所以要紧的是先去心中杂质，让本具的资质显现得充分些，让志能立得起来，并在修炼中不断夯实，这才是修行的筑基。否则空谈立志、胡乱立志是没用的，就像大多数人。
立志犹如战略，事业的成功还需要战术，曾国藩的战术又是什么呢？便是他虽然才力不足，但资质的根基有了，立志的方向有了，他便知道原则和法则是什么，那么他就坚定地把住这原则和法则就行了。曾国藩高度自律的修身，就是源于这种战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十二条日课，做事上平定太平天国中的固守和围城策略也是如此，这点反映在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
这样虽然灵活变通性不够，每件事的应对上可能都不是最优方案，但是不出问题，长期坚持下来也能实现目标，无非是多下些工夫多吃些苦而已，老子“大巧若拙”的真谛就在这里。总之一句话，他知道这样是对的、有用的，便坚持这样做，雷打不动，既不取巧，也不懈怠。但有个前提，便是所依照的原则和法则必须够深够根本，否则就是迂腐，这还是来自资质的指引。
王阳明才力的高，则体现在他“此心不动”根基下的“随机而动”，是一种智谋机变无穷的大灵活大变通，更多是一种天赋，可开发挖掘的程度有限。所以虽然心性也沉稳但才力不高的曾国藩不行，因此才用那种笨法子，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这个启示极珍贵，因为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人，这种办法才是合适的。要想不弄巧成拙，便守住这大巧若拙。至于灵活变通，曾国藩和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很有限就是了，能用多少算多少，守住根本才重要。
以上两点缺一不可，才最终成就了曾国藩，人们平常津津乐道的他的那些品质，不过只是表面，都是从这两个根本处自然展现出来的。真想学曾国藩，就要从这两个根本处下手，关键和基础的一步必须是修炼自己的心性，然后悟出原则和法则一以贯之地执行，即使有些僵化教条，时间会证明这样做的威力。
【三】
但由此便以为曾国藩比王阳明低，也有失偏颇。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王阳明和曾国藩都是事功千古卓著的人，但王阳明才能的体现更多是在军事上，是在处理事情上，在混官场和为人打交道上，他是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太大建树的。曾国藩则不同，他最擅长的就是混官场和跟人打交道，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从这里来的。王阳明剿匪和平定宁王叛乱自由度是很大的，有兵部尚书王琼和军事上便宜行事的旗牌保驾护航，所以才能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的整个过程中，则都是以处理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来开路的，王阳明若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是否还有那样的发挥就不好说了。
这就像韩信，当然是个军事天才，可是在跟人打交道上却是一塌糊涂。王阳明肯定不至于此，但不爱跟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没兴趣是多么要命的事，没有兴趣往往就没有相应的敏感度，至少是不够。王阳明在剿匪和平定宁王叛乱期间，每次捷报都把首功归于给予他很大支持和庇护的兵部尚书王琼，却不怎么提及内阁首辅杨廷和等阁老，功成后所受这些人的刁难，有人认为就是来自这种失误所造成的嫉恨，阳明先生太正直实在了。
而世间毕竟是人的世间，中国自古又有人情为先的国情，会跟人打交道才是第一位的，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然，这只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最终靠的还是办事能力。就像历史上的名臣，哪个不是上位后先抓权摆平人际，才放手做事业的。所以坦白讲，从学问境界上说，曾国藩肯定没法跟王阳明比。
但在入世应用上，我以为曾国藩达到的总体水平要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会觉得阳明心学空疏，因为那个境界，他还是抵达不了的。又为什么觉得王阳明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公文，因为他是个务实派，一切以干实事为标准和方向。他们都两方面素质兼备，但又确实各有所长。将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或许才是一个更高明圆满的方向和境界。
内以王阳明，外以曾国藩。
— 完 —
【一】
现在流行说IP，要说当下国学领域最火的IP，则非王阳明和曾国藩莫属。这不难理解，春秋时就已由叔孙豹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最高价值观念，在两人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极致。更何况，这是个复杂而功利的时代，两位先贤在人生和事功上的巨大成功，也先天对这个时代的人有着解药和秘籍式的吸引力。
于是不仅王阳明和曾国藩火，将他们拉出来对比论个高下，也成为一件新潮事。而大部分人对此其实是盲目的，只看到了他们入世上相似的表面，却没有看到他们深层特质的不同。很多人可能觉得，曾国藩与王阳明相似度这么高，对王阳明的评价应该也是很高的。而实际上，他对王阳明并不感冒、并不佩服。
曾国藩曾作《圣哲画像记》，列出了他心中中国历史上的32位圣哲，是他有感于《四库全书》的书籍之多、学问之博，而慎重精选出来的必读对象，甚至以为读他们就够了，本是藏之家塾用于指导子孙读书的，可见是他以最大的认真进行的选择。而其中，连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文人都选入了，也包括距曾国藩时代不远、如今名不见经传的一些近人，但是没有王阳明。他对阳明心学也曾有过评价，认为太空疏了，甚至说王阳明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公文，就是那些写有处理事情具体措施的东西。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曾国藩和王阳明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曾国藩是湖南人，湘籍的士人学者，则一向有着崇理学而反心学的传统。所以很多人喜欢阳明心学，是觉得可以经世致用、建功立业，而认为理学只是空谈学问，只能提高道德境界，这种看法是错的。如果说王阳明本人是以心学建立功业的代表人物，那么曾国藩就是以理学建立功业的代表人物。在入世成效这方面，两家是打个平手的。
早年的曾国藩愤世嫉俗，为人行事风格强硬、纯刚至猛，因此在官场处处碰壁、动辄得咎，最后几乎落到从庙堂皇帝到地方同仁处处不容的境地。在深深陷入自己生病、父亲去世、同僚排挤、被皇帝开缺的人生低谷而痛苦万分之际，是在读《道德经》中大悟和光同尘、谦下不争、柔弱迂回的道理，从此才脱胎换骨、平步青云的。
这其实是一种宿命式的转变，因为他所信奉的理学就是援道入儒的，是吸收了道家智慧后的儒家，理学的核心观念就是太极、理、气等。曾国藩后来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效黄老、理事法申韩，内黄老道家、外申韩法家，以黄老道家为道体、以申韩法家为术用，而黄老道家和法家本是一脉。所以曾国藩的路数，在最深层其实是道家的路数。
心学则是援佛入儒的，是吸收佛家智慧后的儒家，所以很多人都分不清阳明心学和禅宗的区别。王阳明的学问用于入世的神奇特效，就是以“心不动”打底的，在这一诉求上心学与禅完全没有不同，不同只在对这一境界的运用上，禅宗是随顺世缘，心学则是随机而动的人间承当。所以曾国藩和王阳明的不同特质，体现在入世应用上尤其明显，便是禅与道的各自大用。当然，他们的本是在儒家的。
要对比王阳明和曾国藩，要学习两位先贤的智慧，从此处下手，才算抓住了最深的气脉。将两人结合，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入世的极致，是佛家的心性，道家的智谋，儒家的方向。
但他们最触动我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们的人。除了路不同，他们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二】
说到王阳明和曾国藩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根器。王阳明资质高，这是公论，《明史》所谓“天姿异敏”“天资高”。而说到曾国藩，人们的基本印象就是“笨”，资质平平。他年轻时读书一整晚背不下一段话，连藏在梁上的小偷听都听记住了的段子广为流传；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只会“结硬寨，打呆仗”的办法，也为人津津乐道。这些都被当做他资质不足的证据，所以才有了“精学王阳明，笨学曾国藩”、“聪明人学王阳明，普通人学曾国藩”之类的说法。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世间的笨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曾国藩却只有一个？因为毫不怀疑曾国藩资质的平庸，人们对他的勤奋、自律、谨慎等品质才更加推崇备至，只有一个曾国藩的理由也认为在这里。但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笨人那么多，只有曾国藩具备了这些品质？或者说，有这些品质的笨人也很多，为什么只有曾国藩达到了那样的成就？又有人说是因为遇上了太平天国这样的机会、运气好，但平心而论，在这样的大危机面前，就不论聪明笨拙了，能够面对和承担的又有几个呢？
这样推敲下来，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曾国藩的根器并不差、资质并不低。很难想象一个根器资质真不足的人，能够领悟道家精髓并运用地那样好。那么他很多地方确实平庸的表现，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让我想到王阳明的一个观点。阳明主张“人人皆可为圣人”，然后以金子为比喻，说所谓圣人资质就是金子的成色，人人皆可为圣人就是人人都可以通过省察克治和致良知，像冶炼去除杂质那样达到足金的成色。所谓根器，就像没有淬炼成纯金之前，有人杂质多有人杂质少，杂质少的对金性更有感应，杂质多的则困迷于土石性中；又像是黄金矿藏，有人埋得浅有人埋得深。但成色归成色，分量归分量，虽然都是纯金，但尧舜可以达到一万斤，文王孔子九千斤，普通人可能只是几斤几两。这分量，王阳明称之为“才力”。
这个说法很妙，圆满地解答了很多人的疑问。以此观曾国藩，我说他根器不差资质不低，就是说他先天的杂质是少的，他的金矿埋得浅，因此对根源有着很好的感应。所以他在心性要求和人生目标上才会那样高标准，这是直接从他的先天资质上流露出来的。很多地方又表现得平庸，这就是分量不足。
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既然才力不足，曾国藩又为何能做那么大的事业？按说资质高而才力不足的人，更多应该只是自我的安顿，在世间事业的承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才是。精华的启示就在这里，曾国藩最核心、关键的智慧和素质也在这里。
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志向，他的志向也像王阳明一样，是做圣贤。曾国藩与王阳明都将立志放在第一等重要的位置，佛家也把修行的前提和关键放在发心和发愿上，这其中是有着至深的道理的。因为只有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内心坚定，曾国藩那样的勤奋、自律、谨慎等品质才能坚持得下来并发挥最大的效果，就像走在正确的路上，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地前进。
不像那些好走捷径的聪明人，常常在歧路上辗转，总体看下来前进得就很有限。方向比努力重要、真正的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等说法，道理就在这里。而且不仅要立志，还要立大志，因为就像古人说的，“求其上则得其中，求其中则得其下，求其下则无所得”，志向大而踏实做，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太差，否则就很可能所得甚少，这其中还有着类似心理暗示那样的效用。又如何才能立大志呢？
就像王阳明曾国藩，这是从他们的资质上自然流露出来的，有着真切的生发处，明白道理没用，所以要紧的是先去心中杂质，让本具的资质显现得充分些，让志能立得起来，并在修炼中不断夯实，这才是修行的筑基。否则空谈立志、胡乱立志是没用的，就像大多数人。
立志犹如战略，事业的成功还需要战术，曾国藩的战术又是什么呢？便是他虽然才力不足，但资质的根基有了，立志的方向有了，他便知道原则和法则是什么，那么他就坚定地把住这原则和法则就行了。曾国藩高度自律的修身，就是源于这种战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十二条日课，做事上平定太平天国中的固守和围城策略也是如此，这点反映在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
这样虽然灵活变通性不够，每件事的应对上可能都不是最优方案，但是不出问题，长期坚持下来也能实现目标，无非是多下些工夫多吃些苦而已，老子“大巧若拙”的真谛就在这里。总之一句话，他知道这样是对的、有用的，便坚持这样做，雷打不动，既不取巧，也不懈怠。但有个前提，便是所依照的原则和法则必须够深够根本，否则就是迂腐，这还是来自资质的指引。
王阳明才力的高，则体现在他“此心不动”根基下的“随机而动”，是一种智谋机变无穷的大灵活大变通，更多是一种天赋，可开发挖掘的程度有限。所以虽然心性也沉稳但才力不高的曾国藩不行，因此才用那种笨法子，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这个启示极珍贵，因为毕竟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人，这种办法才是合适的。要想不弄巧成拙，便守住这大巧若拙。至于灵活变通，曾国藩和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很有限就是了，能用多少算多少，守住根本才重要。
以上两点缺一不可，才最终成就了曾国藩，人们平常津津乐道的他的那些品质，不过只是表面，都是从这两个根本处自然展现出来的。真想学曾国藩，就要从这两个根本处下手，关键和基础的一步必须是修炼自己的心性，然后悟出原则和法则一以贯之地执行，即使有些僵化教条，时间会证明这样做的威力。
【三】
但由此便以为曾国藩比王阳明低，也有失偏颇。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王阳明和曾国藩都是事功千古卓著的人，但王阳明才能的体现更多是在军事上，是在处理事情上，在混官场和为人打交道上，他是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太大建树的。曾国藩则不同，他最擅长的就是混官场和跟人打交道，他的一切成就都是从这里来的。王阳明剿匪和平定宁王叛乱自由度是很大的，有兵部尚书王琼和军事上便宜行事的旗牌保驾护航，所以才能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的整个过程中，则都是以处理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来开路的，王阳明若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是否还有那样的发挥就不好说了。
这就像韩信，当然是个军事天才，可是在跟人打交道上却是一塌糊涂。王阳明肯定不至于此，但不爱跟人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没兴趣是多么要命的事，没有兴趣往往就没有相应的敏感度，至少是不够。王阳明在剿匪和平定宁王叛乱期间，每次捷报都把首功归于给予他很大支持和庇护的兵部尚书王琼，却不怎么提及内阁首辅杨廷和等阁老，功成后所受这些人的刁难，有人认为就是来自这种失误所造成的嫉恨，阳明先生太正直实在了。
而世间毕竟是人的世间，中国自古又有人情为先的国情，会跟人打交道才是第一位的，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然，这只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最终靠的还是办事能力。就像历史上的名臣，哪个不是上位后先抓权摆平人际，才放手做事业的。所以坦白讲，从学问境界上说，曾国藩肯定没法跟王阳明比。
但在入世应用上，我以为曾国藩达到的总体水平要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会觉得阳明心学空疏，因为那个境界，他还是抵达不了的。又为什么觉得王阳明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公文，因为他是个务实派，一切以干实事为标准和方向。他们都两方面素质兼备，但又确实各有所长。将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或许才是一个更高明圆满的方向和境界。
内以王阳明，外以曾国藩。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