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脱贫致富，是个很重要的题目。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可以给我们重要启示。当然这需要更多地研读，理解，消化他的有关讲话和文章。
初步写出一点肤浅的体会如下：
人民公社刚刚兴起的时候，在1958年11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沪地区富裕，就是商品生产发展，能交换。”
毛泽东强调：“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
这里，毛泽东批判了当时一些干部鄙视商品经济，甚至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想法。他指出，只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不可能走向富裕的。
1959年底毛泽东组织高层官员结合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谈到随着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会发生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时，他说：“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说，农村要富裕起来，“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就不能只限于农业，而要“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当然，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用于交换的，是商品。
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也指出了中国实现城镇化的方向，就是要在农村创建城市，就地建设既有工业，又有教育，包括“高等学校”的“经济中心”，而不是让大批农民脱离土地涌入原有城市。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所记载，1970年至1976年期间，地方“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毛泽东上述设想付诸实践探索的具体体现。
该书给出的数据十分可观：“1970 年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全国建成投产小型化肥150 座，水泥厂300个，化纤厂65个，洗衣粉厂24个，甜菜糖厂91个，塑料原料厂35个，正在建设的小水电站达 12000多处。”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思路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后来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地享受了乡镇企业的红利。
当然，只有坚持集体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的那些村子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还说：
《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
到第四天，毛泽东再次提到：
《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它现在有作用。你不生产商品，就只有饭吃，生活不能富裕。》
到第八天，毛泽东在讨论会议文件时又一次提到：
《商品问题，我们这个文件是避开这一方面的。现在人们都是要避开这一方面，谁讲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大概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要写进去。》
可见当时党内过“左”的思想多么严重，大部分高层干部都不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这恰恰种下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的祸根。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指出了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
《有的同志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
显然，毛泽东是在批评这种过“左”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书上很难看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