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历史，被谁抹杀了？被清朝政府抹杀了。清朝政府不承认明朝残余政权的合法性，它宣布自己的合法性。过长江以后的弘光政权，清朝认为是伪政权。它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伪政权，把所有出现的太子都说成是伪太子，它自己才是真的，这都是政治的需要。所以长期以来，这种划分方式在史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说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一个史学家査继佐，还有一个史学家谈迁，如果翻开谈迁的《国榷》，里面明朝灭亡的时间不在崇祯，而在弘光。这是以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政治需要划分的。所以我们在讲述明史的时候也要把弘光加进去，如果不把永历帝的死亡作为明朝的灭亡，也应该至少把弘光帝作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原因有两个，第一，南京是明朝的首都之一。抗战时期，南京作为首都沦陷了，但是重庆存在。明朝北都北京陷落了，可是南京存在。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它和国民党西迁还不一样。明朝是在建国的时候就实行了两京制度，所以南京是合法的首都。朱元璋以金陵为京师，称作应天府。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称为顺天府，以金陵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实行两京制度。而弘光时，南京还没有沦陷，所以明朝也没有灭亡。第二，弘光帝是江南各路明朝残余势力共同拥戴的君主，是合法的。他是明神宗亲近的儿子福王之后，按照宗法制度，他该继承皇位。当皇室正统没有继承人之后，按照宗法伦理，他该做皇帝。虽然在立其为帝的时候存在争议，有的大臣要立其他王为帝，但是在立了以后没有争议，不像后来有鲁王、唐王和永历帝，他们各据一方。弘光帝没有争议，大家都拥戴他，所以此时明朝没有灭亡。因此，弘光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这段时期也应该是明朝历史，弘光之后，才可以说是南明。但是，后来历史书写者把弘光政权作为南明的开始。当代学者顾诚先生写过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南明史》。《南明史》资料详实，叙述清楚，而且它的理念是非常符合实际的。所以我非常推崇顾诚的《南明史》。他把明朝与清朝的斗争、明朝清朝与农民起义军的关系、中国当时的历史走向说得非常清楚。这是在当代明史学家中没有的。可惜顾诚先生现在已经故去了。在海外研究明史的学者也有关于南明的著作，一是美国的司徒琳博士，写过《南明史》；二是日本的小野和子的《南明史》。她们的写法与顾诚先生不一样，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论述南明的历史走向。所以，学术界对南明历史的关注还是非常多的，也出现了很多著作。我们研究南明史，就是因为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历史，清政府不允许它的存在，说它是伪政权，在史书中史迹和人物都有很多的缺失。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段被抹杀的历史说清楚。南明史又是被曲解的历史。现在一提起明朝，就是黑暗、腐朽、宦官专政、党派之争，皇帝慵懒等等。但是我们想想，明朝存在了270多年，如果一个王朝是充满了黑暗、腐朽、宦官专政、党派之争，那么它能存在270多年吗？显然这种评价是偏颇的。那么这种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源自浙东学派，也就是黄宗羲这一派，是他和他的学生对明朝做出的评价。很多东西表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比如在“置相”一篇中，他就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宦官。黄宗羲为什么憎恨宦官，宦官不一定都是坏的，而且宦官做的不一定是坏事，在明朝历史上，很多宦官都做出过挽救大局的事。比如营建明朝北京城的阮安，郑和下西洋的郑和，土木之变反对南迁的金英等，很多宦官在明朝历史上起到很多的作用。很多宦官奉朝廷之命打击贪官污吏，为什么刘瑾遭到这么多人反对，他上台清丈土地，清查赋税，清查赃物，得罪了很多贪官，最后被推倒了。可是这段历史到了黄宗羲口里，就被抹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黄尊素受过宦官的迫害，最后死掉了。黄宗羲将个人的感情融入了里面，浙东学派对明朝末年的历史也有偏见。现在我们再看这段历史，不应该受黄宗羲的左右，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同样，弘光政权也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弘光帝被描绘成一个昏庸、无能、贪图享乐的皇帝，弘光政权被描绘成一个党派争斗、不问国家大事的人掌握的朝廷。可是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这些评价是值得商榷的。比如现在就有对马士英重新认识的文章，这个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现在有句话叫做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我们又往往带着成败意识来评价历史，认为谁成功了谁就是英雄，谁失败了谁就会遭到抨击。南明政权是在明末清初各种力量博弈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国历史走向的舞台上存在的。不是说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小丑，是应该被抹黑的，也不是所有的成功者都应该被歌颂。所以我们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重新把这些人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给他们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因此，我们要将南明这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真实的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国人明白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南明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值得研究的。自崇祯帝吊死煤山，顺治帝入主中原起，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几股势力，他们都力图争夺中原王朝的统治权。清朝入关之前的大臣范文程就认为，当时清朝争夺天下，“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也就是说明朝当时已经不行了，清朝是与李自成农民军争夺天下。范文程的话勾勒出了以后几十年历史发展的态势。当时，明朝走下坡路，李自成是新兴的力量，而清朝则是政治经济相对落后，但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意思的是，当清朝南下的时候，李自成政权的残余势力与南明政权却合流了，这在永历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支持永历政权的许多军事力量都是来源于起义军，如李定国、孙可望。他们为什么要与南明联合起来，是因为民族大义。这时他们争夺天下，其政权名号都有一个“顺”字，即顺乎天理，顺乎民意，最后清朝取得了的胜利，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方向是必然的吗？顾诚先生在他的《南明史》序言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一定是必然的，很多偶然因素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的发展往往错过很多机会。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顾诚先生《南明史》的序言部分，他的思想是非常精彩的。研究南明历史不仅要研究南明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例如政权建设，怎么样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朝政如何架构，对外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还要研究南明的斗争对象清朝的历史。要知道当时民族关系提出什么要求，阶级关系提出什么要求。非常有意思的是，南明的历史还涉及到对外的关系，一个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唐王去世后，奉永历为正统，利用永历年号。再一个就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安龙的天主教堂就是例证，当时很多后妃得到洗礼，信奉了天主教，这种态势是延续了明朝末年的发展态势。明朝末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从肇庆登陆，到了南京，一直到达北京，进入宫廷。明朝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是从皇宫到民间这种自上而下的开放态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异质文化也采取了学习的态度。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好像只要西方的就是先进的。但是明朝不是，据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和中国何兆武等学者研究，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世界前沿，像徐光启这样的科学家是可以与西方一流科学家平起平坐的，我们对异质文化是持包容态度的。崇祯时期，宫廷内的一些嫔妃、宦官信奉了天主教，礼部尚书、大学士徐光启也接受了洗礼，现在上海徐家汇的教堂就是徐家留下的。我不信奉任何宗教，我也不是说天主教比佛教好，我只是说当时明朝人的开放态度，他对不同的文化是吸收的，是乐于学习的。所以，明朝人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而不是到了清朝后的林则徐。当时的徐光启等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文化，他翻译了《几何原理》，还和西方传教士、李之藻等人绘制了世界地图，叫做“坤舆万国全图”，不仅绘制，还刻在书里面，传看天下，这幅地图现在还收藏在南京博物院中。所以，南明延续了明朝末年的这一特点，加强了与西方的联系，还派人去罗马教廷求援。但是，到清朝被阻断了。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需要将明朝末年的情况、南明的情况、清朝入关后的情况对比来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有些说法，特别是一些“学术明星”，扰乱了我们的视听。一种说法是清朝入主中原代表了进步势力，要统一中国，在这种前提下，杀人是对的，谁抵抗谁就是反动派，谁投降谁就是英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就要实现大一统，谁破坏大一统，谁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这些看法的问题在哪里呢？一，它们违背了历史逻辑；二，它们违背了历史正义。什么是历史逻辑？例如，一个罪犯被关进了监狱，出狱以后成了企业家，做了善事，于是就说他犯罪也是好的，多亏了进监狱，能这么说吗，不能，这即是违背了历史逻辑。历史发展的顺序，是其基本逻辑。同样一个朝代在当时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用后面的发展来否定前面的错误。清朝入主时，杀人是不对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反人类罪。所以，还要维护历史正义。大民族不能欺侮弱小民族，小民族也不能因为一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肆意妄为。历史上常常不是先进战胜落后，而是落后战胜先进。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先进战胜落后，这是从历史长时段考虑的。但是在短时段内，往往是落后战胜先进。中国历史上常常是落后民族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垂老的先进民族。所以，不是所有成功者从始至终都是正确的。清朝入主中原恰恰是落后的政治制度、落后的生产方式摧毁了相对先进、文明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这个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早已经形成共识，30年前出版的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就讲到了清朝入关时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圈地造成千里无人烟，农民变成农奴，社会经济一百年恢复不过来，剃头令更是对汉族人的侮辱，这是落后的。所以，不能说清朝入关就是要大一统，谁反抗谁就是反动派，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恰恰相反，江南人民的抵抗，南明的坚守是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为了维护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时的反抗是正确的，应该支持。在偏颇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也被混淆了。郑成功、李定国抗清对不对？洪承畴投降是不是就是英雄了？吴三桂是不是英雄好汉？安龙的十八先生墓中，很多的墓碑都是民国时期立的，以国民党为首的当时人都是很尊敬十八先生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十八先生的继承者。从孙中山先生开始，“���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直接从朱元璋那里引用过来的。明朝灭亡之后，反清运动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孙中山认为自己就是这些人的继承者。这与近几十年许多人对待明朝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就要涉及到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不是简单地赞赏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那个颠沛流离的政府，而是要为天地留一股正气。当别人压迫你的时候，要保留正气，要抗争到底，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在明末清初这个大关节时期，永历帝只是一个符号，忠不忠于他不要紧，要忠的是中华民族的原则和气节，如果这种气节全没有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部放弃，那么面对任何外侵，都可以投降。有人说岳飞也不能宣传了，因为宋金之间是兄弟，这是国内斗争，这是不对的。洪承畴带着军队在江南劝降史可法的时候，有人就做了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真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进行讽刺。清朝台湾巡抚沈葆桢为郑成功祠题词为“开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恨还诸天地，成创格完人。”这些都是讲的正气，这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如果把像吴三桂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奉为英雄，我们的民族精神将如何建设？如果说我们近二十年社会中不顾礼义廉耻的现象逐渐增多，是不是一些人与吹捧吴三桂有关呢？大有关系！清朝政权确定后，清朝又给这些投降的人做了评价。乾隆帝令人做了《贰臣传》，把所有在明朝做官、投降清朝的人都归于其中。相反，他要表彰像十八先生这样的忠臣义士，那些忠于明朝，以身殉国的人。如果他不表彰，那么面对外敌谁来忠于清朝呢？鼓励投降，清朝也很快会垮台。中华民族之所以不亡，因为有正气。我们研究南明史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中���民族的精神，舍生取义，坚强不屈。那么靠武力征服的清朝在什么时候成为合法政权的？那是在它实现了三个“皈依”之后，即从地方造反、破坏大一统向大一统皈依，从萨满文化向儒家文化的皈依，从地方民族政权向中华皇朝正统的皈依。完成了这三个皈依，清朝才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才实现了康熙到乾隆的发展，走上了在内部是辉煌在世界是落后的道路。清朝改变了做法之后，才可以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政权，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在这个前提下，南明政权的反抗是维护汉民族做人的尊严，保护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保护数千年的文化，这种斗争当然是正确的。清朝实现三个皈依之后，则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康熙时期，连明朝遗民黄宗羲也开始称赞康熙皇帝“吾皇圣明”。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坚持历史正义，要坚持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