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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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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 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 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宋代以来,学者普遍认为朱熹的教育思想重在“道问学”而陆九渊的教育思想重在“尊德性”。这是混淆朱熹的哲学建构与教育实践而导致的误解。朱熹哲学固然以强调客观知识的探索为理论特征,但其教育思想却始终坚持知识和德性的内在统一。
从朱子学的方法论来说,先要认识世界,再依据所知内化于心,之后依据心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先认识事物,产生事实判断,即“以理造心”、“心具理”,再由不断清晰的“镜子”——昭明灵觉,作出一时的价值判断之反馈,即“以心造理”。价值判断内化于心,即致良知。良知是存量,应当不断扩充知识,继续储存,即所谓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良知发用,呈现出来,是作出价值判断,即“以心造理”,即“照破山河”。至于是照“一朵”还是照“万朵”,那就看当事人“道问学”功夫的深浅了。
由于阳明哲学坚持天赋说,无法清楚交待良知究竟如何开展出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伦理的整套规范,因此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难免会出现“满街都是圣人”,“端茶童子即是圣人”的弊端。比较而言,朱子就好多了。朱子要求人们“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做“格物致知”的工作,以外在的、先验的天理来主宰、约束、规范人的自然情欲,从“理一分殊”的立场出发,要求每个人统管控约自己的“气质之性”,把人的各种行为都纳入这个规范之中。朱熹曾在他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中如是说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平心而论,朱子的这种由外返内的“格物致知”的学说反倒是非常像王守仁的老师——湛若水,这位开明儒心学先河的伟大导师所提出的“随处体认天理,六字千圣同行。万里一心感应,虚灵中正观生”。
朱熹主张认识外在的“天理”,即所谓的“存天理”。而在事实上,如果当事人内心动力不足,则很有必要启用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即“灭人欲”,从而突破身心中物欲的束缚,让外属于“天”,而内化于“心”的良知天理“尘尽光生”,即守仁口中的“昭明灵觉”。事实上,阳明的这种“尊德性”的功夫非常像《楞伽经》中所描述的“自觉圣智”,对此,《证道歌》中有句话可以加以全面概述:“净五根,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但如果仅只显发“良知”,即仅搞“尊德性”这种“诚正修”的功夫,而没有新知识,没有“活水来”,也就是说没有务实朱子所究的“道问学”这种“支离事业”,那么在面对新事物的情况下,“良知”虽有作出价值判断的能力,事实上却不能作出实际有效的价值判断,因而落入“大道理”之流而名存实亡。譬如,一个不懂开飞机的人去开飞机,虽有“良知”,但是“良知”毕竟无法直接产生“升降”、“飞行”的实际效果。果真如此,噫吁嚱,恐又要“臣妾做不到啊”!
为此,王船山主张“研几”,此几,为内几、外几。几,是理性、德性,也即道、德,又表现为未来趋势。合内外之几,“良知”才能有效。几,既是永动机,也是校正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讨论问题,是基于当时的知识、技术的,或者说,是基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
在王阳明时代,没有知识大爆炸,已有“良知”够用,可以忽视知识、技术,或者说,当时的知识、技术是自明的,不需要随时提起。而今,对世界的认识日新月异,科技也水涨船高,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的事实判断尚未达成,遑论新的价值判断?如转基因、人工智能等问题,至今争论不休,没有一个定论。纵使有“良知”,也无法在转基因领域内呈现效用。
因此,王船山提出“知能”日新,求知是无止境的,不能在已有“良知”之处停下脚步。陆王心学讲的偏向高级阶段的事情,程朱理学讲的偏向低级阶段的事情。对于全球的学问而言,西方文化为中国文化提供低级阶段的学问,中国文化可多讲高级阶段的学问。问题是,没有低级阶段的学问,高级阶段的学问也不好讲。二者是一个整体,相互作用,不可割裂。
王阳明心学讲“致良知”,是给人安装“永动机”和“校正机”,让人无所畏惧,自信自在,充满无穷无尽的能量,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和创造力,也时刻作出价值判断而保证正确。对于一个人而言,“致良知”是安心、安命,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充满“失意感”、“烦闷感”,保障个人正确。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老板、员工“致良知”,心心相通,团体组织效率最大化,保障企业正确。
当然,这是基于既有知识而言的,面对新知识爆炸的处境,“致良知”无效,要请王船山来搞科研。王船山看到了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安心、定心的法门也就有所不同。王船山看到了“不均而不测”,即未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知能”日新,扩充知识;另一方面,要自信、守气,“不动如山,决机如水”。
王阳明、王船山都有“圣人精神”,主张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的圣人精神,偏向于高级阶段的价值判断,忽视了低级阶段的事实判断。王船山的圣人精神,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兼顾,是科学精神、仁义精神的统一,德性领导理性。为此,王船山依据《周易》提出了“三圣”说,先圣发明创造器物,相当于科学家;中圣发明创造制度,相当于政治家、企业家;后圣发明创造、传授各种知识、技艺,相当于学者、教师等。
王船山认为,中国古代有一个“圣人传统”,圣人不断创造发明,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几千年不灭,并且在古代长达1000多年内为世界第一大国,各个方面保持全球领先,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三种圣人,是“永动机”,乾乾不息,“从大段辛苦来”,可谓之坚苦。持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有冒险的胆识,接受不确定性,无所畏惧,永远向前,勇猛精进,这是圣人的大雄大力。圣人承担着天道正义,对天下负责,因此,天下有罪,是圣人之罪。自明朝以来,中国文化停滞不前,不断被欧美超越,从世界第一大国沦落为屡遭欧美侵略、奴役,是圣人之罪。人,一旦启动了庄子所谓的“机心”,会进入竞争状态,追求效率最大化。实现效率最大化,一是靠理性,或者说知识、科技;二是靠团体组织;三是靠内心动力。
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梁漱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面前的不足之处,因此将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其实,王船山在阐述“圣人传统”时早已言之。科学技术,是先圣的事情。团体组织,是中圣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基础,文化精神是灵魂,此即三圣之事。
目前王阳明心学对于企业管理的贡献,仅限于内心动力,而对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而言,必须依靠王船山了。或者说,在拥有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优势之后,可以畅谈王阳明心学。
评价一个思想家的伟大成就,一个方面看著作内容,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看心智、境界。论著作内容,朱熹、王船山的学问十分博大,陆九渊、王阳明没法比,有点单薄。但是,论心智、境界,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是可以平等的,都是一流哲学家,可以启发世人,并产生效用,只是有“时”罢了。当然,今人要善于“吃火锅”,兼容并蓄,集百家之长,不可盲从、狭隘、偏执,而堕落为邯郸学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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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楼2019-08-18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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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2楼2019-08-31 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