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金庸作品全集》出版，1985年一代鬼才古龙仙逝后，武侠小说在金、古两大家优秀作品的“阴影”下，如何“超金越古”，重新开创武侠小说的新格局、新境界，在“后金庸时代”的武侠作者群中，是一个百般纠结、难以缓解的迫切命题。温瑞安、奇儒、苏小欢等后辈作家，或以诗化语言，或以音乐意象，或以佛家慈悲，从文字技巧、意象经营、主题镶嵌等方面，欲有所变革，但总脱离不了旧有的武侠小说格局，无论是叙事的手法、情节的营造、人物的设计，都无法逾越金、古两大家的藩篱。尽管后起的黄易曾经以《寻秦记》的科幻、《大唐双龙传》的历史引领一时的风气，并推动了“玄幻”的复苏，但对于武侠小说中最坚持的底线——“正义”“仁义”以及侠客坚持的信念、行事风格，始终不曾有人去质疑，更鲜少有人能深入探究所谓的“正义”“仁义”的底蕴究竟“是如何”“可以如何”的深刻命题。事实上，即便是金庸号称具有“颠覆”力道的《鹿鼎记》，颇足以将武侠小说的两大支柱（侠骨柔情）予以摧陷廓清，但是对人间“正义”的认可、侠客“仁义”的推扬，也还是其不能，亦未敢稍有质疑，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等名闻遐迩的英雄，都是无愧于“正义”与“仁义”的侠客。以笔者所知，大概也只有云中岳敢于质疑侠客，并对其所秉持的“正义”“仁义”信念，有所批判。
尽管到目前为止，孙晓的《英雄志》尚未全部完成，但其中所展现的爆发力量，是石破天惊，饶具颠覆意味的。《英雄志》“解构”了过去的武侠主题，亟欲重新“建构”新的武侠风格，与大陆韩云波所界定的“新武侠”隔海遥相呼应，可谓都是在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所说的“影响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下的一种突破性尝试。但是，如论作品气势之磅礴、主题之深刻、技巧之新颖，以及其颠覆力道，《英雄志》无疑是其中翘楚，无人可以比拟。大陆评论家以“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唯有英雄志”盛加赞誉，虽略有横扫一切之嫌，但如稍改一字，“江湖新有英雄志”，则允称为实至而名归。

十一结局，为共和国70周年献礼，孙晓带着结局奔向大陆

孙晓自谓《英雄志》是“一部后现代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这句话有两个重点，一是孙晓很明显地扬弃了传统武侠小说“通俗”的写法，而向纯文学靠拢，因此在庞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中，往往选择迥异于传统武侠的各种纯文学笔法，如叙述人、叙述视角的多样化等，如他甚至选择了在书中完全不起眼的平民角色王一通来看在怒苍、饿鬼围城之际京城中的纷扰乱象；又以“小泥鳅”（朱阳）之眼，倒叙“靖江王”的出身。尽管在运用上颇伤杂乱（何以朱阳又会上了怒苍山），但一心求变，以纯文学所擅长的叙事手法经营故事的“革新”，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后现代”一语，这是第二个重点。
“后现代”源自西方二次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思潮，但如何定义之，却始终缺乏定论。其实，就后现代的理论来说，“定义”根本就违反了“后现代”的精神。台湾自1980年后逐渐有罗青、林耀德等文化工作者“翻译”并引进后现代主义，造成了颇深远的影响。尽管不易精确定义，但“后现代”所显示的基本精神，还是可以重点拈出的，那就是对一切公认价值、理念的怀疑，强调多元解释的重要性，肯定“众声喧哗”中的每一种说法都是可能有其理据且必须受到重视的。在此精神之下，上帝、真理、道德的“威权”完全被解构，个人主义昂升，就武侠小说来说，向来为武侠传统所倚重，甚至是命脉之所在的“仁义”“正义”就直接面临了挑战与颠覆。在整体写作策略上，孙晓的确是非常“后现代”的，他让书中所有的角色尽其可能地在自己的角度、立场发声（这也是他之所以会采取多元叙述视角的原因），上至帝王、将相、权臣、贪官，下至侠客、野心家、叛逆，乃至升斗小民，都交代出其之所以会有如此观念、所作所为的根本立场及原因，如书中狠恶残毒的角色萨魔，他也会推本溯源，从他身上无数大大小小的疤痕、断弃的舌头中，为萨魔的狠辣行事寻找心理动机，从而也不无怜悯地为他悲悼。不过，政治系出身的孙晓，此书最终极的关怀面向，不是文学，也不是心理学，而是政治学——“正道”与“政道”的辩证。政治是孙晓精心擘建的舞台，他让小说中最重要的四位人物（观海云远），在有各自不同的生命经历后，共同在此一舞台上展演。

将武侠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与现实政治绾合，实际上早有先例，民初陆士谔“江南八侠”系列、“广派武侠”中一系列以洪熙官、方世玉为主角的小说，借小说以呼应“排满革命”的新民国；金庸的《笑傲江湖》是借“江湖”与“朝廷”的置换，对彼时的政治斗争展开辛辣而直接的讽刺。其中的“是”与“非”、“对”与“错”是极其分明的，而这显然迥异于“后现代”的精神。后金庸时期，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凸显出秘密会社（洪门、清帮、竹联帮）从清初到民国时期与“政治”环结纠葛的复杂关系，徐皓峰《道士下山》描写“政治”如何假借江湖势力以遂其阴谋的行径，虽皆已涉入热兵器时代，未必尽符所谓“武侠”的“古代”特色，但也可视为一种崭新的江湖视野，有力地颠覆了传统（尤其是新派武侠）政治与江湖分趋的观点，惊悚地指出了政治力量的无远弗届及其可怕。《英雄志》显然有同样的观照，而取径略异，它不直接批判政治（政治本是人群社会无可避免的），亦不直接显露对书中“权臣、反逆、儒生、武将”所持的政治理念（理想）、行事、手段的“是非”评断，而是借这四个分别具有不同个性、观点与行事风格的主角一生惊险的际遇，平摊在书中所刻意营构的政治舞台中，让他们自己为自己说话，造成众声喧哗的效果，然后导人去深思“政治”的诸哲学问题。

孙晓的叙事策略一开始就明显具有“政治”企图，故事起始于“楔子一”的“武英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正午，北京”；“楔子二”起始于“景泰元年一月初三傍晚，西域天山”——点出了新皇即位的年号。这种写法，与著名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开场非常类似。但稍具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景泰”是明朝代宗朱祁钰的真实年号，而“武英”虽属虚构，也极易从“景泰”推想到明英宗朱祈镇的庙号，而后武英“政变”，又改号“正统”，此书故事虽为虚构，历史也是架空而出的，但显然是有意以明代英宗与代宗的史事作粉底。因此，尽管年号有虚有实，作者却藉此将有明一代许多众所熟知的政治大事，如权臣、阉宦、厂卫、三大案、流寇的诸多事件，穿插于全书架构之中，摆明了就是一部以“政治”为经纬的武侠小说。因此，本书的“江湖”就与一般武侠小说亟欲摆脱政治的牵绊与羁锁不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如一网无所不覆盖的天罗，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书中的每一个角色当中。政治向来是错综复杂的，在政治魔手拨弄下的《英雄志》中的江湖是无法超离、遁逃于政治的，江湖不会只是隐喻，它就是政治的一环，书中英雄的使命，不是如何在江湖中建立事功，而是如何在庞大的政治压力下，与政治磨合、协调或是反抗、搏斗。

因此，在《英雄志》中，许多在一般武侠小说中“几乎”是固定不移的象征性人物，也都有大异于传统的经历与结局。以书中前半部最主要的负面角色昆仑派的“剑神”卓凌昭而言，他迷信暴力，残狠霸道，是武侠小说中典型的“魔头”形象，一心一意，欲以武力征服天下，从“昆仑剑出血汪洋，千里直驱黄河黄”的豪语中，大可窥出其性格。依一般武侠小说的惯例，他的最终结局，必然应授首或挫败于“正义”的侠客之下，才能符合武侠小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原则；但是，在《英雄志》中，他的挫败，并非导因于“正义”坚实而强韧的力量，反而是在与权臣江充作政治角斗中政治力量无远弗届、无坚不摧下的牺牲品。孙晓在描写其结局时，出人意料的，反倒是由当初与卓凌昭势不两立，无论如何艰难牺牲也必须得加以追缉的西凉捕头伍定远，出手援救了众叛亲离的卓凌昭。卓凌昭至死不悟，从未质疑、悔恨过他一生的凶暴与残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孙晓亦未尝将之归于穷凶极恶的人物之列，反而让他有如项羽兵败乌江般，壮烈地跳崖自尽。相对地，以“智仁勇三达剑”战胜“剑神”卓凌昭，挫其凶焰的华山派掌门宁不凡——颇类于一般武侠小说中摧败邪恶魔头，挽救江湖大劫的“正义”侠客，却并未因此而享誉隆盛、为人所尊仰推崇，在救出武英帝后，反而选择了隐世遁逃之路；同时，在武侠小说中原应绝俗离尘，清高淡远，以佛家慈悲启悟众生的少林天绝，反倒一反武侠常规，深深陷溺于武英、景泰二帝兄弟阋墙的政权争夺战中，死在书中最具有浓厚政治寓托意味的杨肃观之手。这是一部写“侠客政治学”的小说，正如孙晓自己所坦承的：“侠客与帝王，侠客与朝廷，侠客与国家，这不就是千年来让人痴迷的主题吗？”

《英雄志》深化且复杂化了一般武侠小说与政治的关系，使得原来赖以维系江湖侠客的行事标准“义”的定义，直接受到冲击，而透过此一冲击，我们更可以省思到所谓“义”的诸多矛盾，甚至足以颠覆“义”的存在。
最能够体现《英雄志》中侠客行止的，无疑就是“观海云远”四大主角中卢云所揭橥的“正道”。什么叫“正道”？卢云说：“正道，就是对的事情。大是大非之前，并非拳头大小、人多人寡便能左右。皇帝也好、百姓也好，都不能折我分毫。”衷心服膺于宋儒张载“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的卢云，显然是以儒家的“仁”为其思想核心的，故其如此解释“仁”：
卢云伸指向地，道：“您瞧这个仁字，左边是个人，右边是个二，仁者，二人也。两人之间的事，便是‘仁’了。凡事都替另一人想，那便是发乎心。待得所作所为皆是为旁人好，那便是止乎行，也就差相仿佛了。”
…………
卢云伸手自指，又朝杨肃观一指，道：“杨郎中此言大谬。仁无所不在，便仅你我两人在此，也可以有‘仁’。”……仁不见得要抛头颅、洒热血，也不见得要英雄伟业。便是虫蝇小事，也可以近仁。只要心里存着善念，即便施舍一碗饭、送出一杯水，在那舍己为人的一刻，都能让夫子动容。”
以“仁”为核心，连结“义”字，这就是“侠”：
侠就是夹，左边是仁，右边是义，头顶灰天，脚踩泥地。只因存爱，所以存恨；只因心慈，所以心悲；只因成王败寇，所以济弱扶倾；只因天下无道，所以以武犯禁。

尽管孙晓对“侠”的字义解说颇有问题，但这是非常典型的“儒侠”范式则无疑议。卢云一生经历、行事，心存仁念，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的确也真不愧于“儒侠”二字。书中写当杨肃观发动政变，欲使正统复辟，将柳昂天抄家之际，此时的卢云功名正盛、娇妻在房，金玉锦绣般的前程在望，可仅仅为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奋而不顾身家，千里奔逃，甚至为此与秦仲海绝裂，“明知不可而为之”，正是此一儒侠精神的写照。侠以“仁义”之心行其“正道”，虽经颠沛流离、荆棘坎坷，最终必然能伸张正义、克服邪恶，获其令名，这是一般武侠小说不会逾越的原则，可是，正如胡媚儿在全族之人惨遭囚害后，不免呼抢地埋怨的“都是你害的”，《英雄志》中的卢云，面对纷至沓来的一连串因政治斗争衍生的事故，一柄奉行“正道”的宝剑，又能济得了什么事？这个“正道”，曾经深深打动他的岳父顾嗣源，使他在移宫案遭囚自尽前，还振振有辞地宣称，“天地大无耻，吾对之以二字，曰：正道”，死而不悔；也让始终与他敌对的百花仙子胡媚儿深受感动，愿意改邪归正。可是，柳昂天抄了家，胡媚儿满门遭囚，秦仲海远走怒苍，顾嗣源狱中自尽，甚至，十年归来后，已经达到“剑神”境界的卢云，面对千万饿鬼的兵临城下，也只能作一个自清的旁观者而已。正道云乎哉？此书未完，我们不知道孙晓将会作如何的结局，但是从全书天罗地网式的政治魔障制约下，被方子敬誉为“独行于天地黑白之间，他是最后的圣光”的卢云，能将他炽烈的光芒，照亮人世间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吗？恐怕是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期待的。

在此，问题的症结也就显示出来了，什么叫“对”的事？是谁订定了评断对错或是非的标准？儒家自孟子以后，宣扬“义内”，欲将标准归返于人原本就具有的善性（四端）之中，“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但人性果真是纯善而无恶的吗？儒家思想的要义，落实在个人的“诚正修”之上，强调个人内在德性的涵养，社会是由个人聚合而成的，每个人如果都能从自身修德做起，则以此推衍，社会自然可以寖渐完善，而达到“齐治平”的境界。“仁”字从“二人”，正如卢云所说的，是两人相处应有的道理，但卢云（实际上也是儒家）却忽略了，社会是“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变量，“诚正修”之后，是否就一定能“齐治平”，显然不见得可以如此水到渠成。宋明儒者从人的善性出发，强调只要能“求其放心”，“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外在社会的变量如此复杂多变，儒者不得不归返内心，“操之在我”；但过分集中在“我”，到头来，就难免落入“人皆自以为是尧舜”的危局，王阳明心学的末流，不就在此呈露出危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千奇百怪的人心、千奇百怪的社会生态，卢云所信仰的儒家思想，真有能力处理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务吗？更何况，诚如司马迁所感慨的“侯之门，仁义存”，“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书中的杨肃观，就是个非常引人深思的例子。

杨肃观是《英雄志》中隐隐操控所有政治大局的人，出身名门，但来历神秘，原来是人所倾羡的“风流司郎中”，入柳昂天门下，成为“观海云远”四大助手，后来设计杀死师父天绝，抄灭柳昂天一家，助武英复辟，成为国师，成立“镇国铁卫”，展开铁腕、专制的统治手段，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典型的枭雄。但是，杨肃观并未被孙晓负面描写为一个权利欲熏心，为个人功名富贵不择手段的人。他有他的政治理想，抱着佛家慈悲精神，由佛入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深切了解政治的复杂性，认为唯有以专制集权的方法，才可以让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获得安宁与福祉。他将操控“镇国铁卫”的秘密机构称为“客栈”，将国家视为一个企业，层层节制，他自任“大掌柜（CEO）”，用严密且残酷的策略，铲除一切可能的反侧或反动力量。他决意当一个“愿天地罪孽，尽归吾身”的“修罗王”，以创建一个和和乐利的“佛国”为己任。他也精通儒学，深知儒学之弊，但更懂得如何利用儒学，为自己的思想作铺垫，试看他是如何诠释卢云所说的“正道”的：

杨肃观环顾堂下，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这个政道，其实也就是正道，然诸位可曾想过，古人造这个‘政’字之时……”手指提起，定向墙上那个“政”字，道：“为何要多加一个‘文’字边？”
牟俊逸冷笑道：“拿着正字做文章啦。”杨肃观微笑道：“说得好，正道者，所行皆为对的事。政道者，所言必是对的事。这个‘言’字呢，便是要让你打从心里相信，我所作所为的这一切……”行下台来，俯身望向牟俊逸，握住了他的手，静静地道：“都是对的事情。”
看来杨肃观也是相信世间是有所谓的“正道”的，但取径却完全迥异于卢云，他巧妙地借孔子的“增字解经”，一方面凸显了他集权专制的政治理念，在此“子率以正”，绝非儒家所说的“以身作则”；另一方面，更贯彻了政治理想在施用时的一切必要手段，从“文”字所有的“文饰”“粉饰”出发引导、告知，“让你打从心里相信我所做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孙晓借用卢云、杨肃观对“正道”的不同定义，质疑了世间是否真的有所谓“正道”的迷思，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说的，“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卢云和杨肃观在《英雄志》中最后的结局如何，因为书未完成，我们不得而知，但据书中的脉络，以及此书援取的“后现代”精神，卢云必然黯然隐退，而杨肃观则肯定可以建立起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佛国”，持续统治天下百姓。因为，“后现代”的精神不相信任何中心价值或理念、权威，而物极必反，未来必然走向有一强而有力的稳定力量，维持社会既定的和谐与安定的局面，正如顾嗣源所说：
百姓们心中所系，便是有一口安稳饭吃，谁当权、谁主政，于他们都是一般。改朝换代也好、吊民伐罪也好，这些都是王公大臣的事。谁能让大家吃得饱，孩子平平安安长大，闺女稳稳当当出嫁，谁便是孔子周公，这你懂了么？
的确，多数老百姓辛苦奔忙一辈子，所求为何？所欲何在？在未能达成马斯洛所提的“生理”及“安全”需求之前，一切恐怕都非当务之急吧？政治由精英操控，而在人类诸多不同层次的需求间纵横捭阖，这就是“政道”，而未必即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正道”。
同时，社会因为是“众”所组成的，人人想法不同，诚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众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未必即有真是非；更何况，世间事态，恐怕也无法以“是”（对）或“非”作简单概括或二分。在《英雄志》中，伍定远的角色，格外引人反思。

伍定远本为西凉的一个小小总捕头，由于缉捕责任及其相当平民化思想的影响，他不顾一切名利前途，不畏一切豪势贵戚，一心一意，就是想将犯下“八十三加一”灭门惨案的昆仑派中人（以卓凌昭为首）绳之以法。在伍定远心目中，“八十三加一”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八十四”而已，而是代表人性的彻底毁坏，因此，他锲而不舍，万里追凶，完全将自身的安危利害置之度外。从执法者的立场来说，杀人者死，无论是几条人命，都是执法者理应勿枉勿纵，追查到底的，但伍定远虽觉得八十三条人命固然惨绝人寰，但最终使他愿意抛弃一切——“就是烂成白骨，也要追魂到底”——为之一搏的，却是最后齐家公子的一条命——“八十三加一，那是灭人满门！”这是相当特殊的逻辑，却代表了庶民百姓素朴的、凡事应留点余地的思维，这也是人性最后的一线寄托，也才是“公道”“正道”。此一素朴思维，是有相当大的矛盾存在的，因此，当一代武林枭雄也斗不过代表政治权势的江充，落得昆仑十三剑众叛亲离、死伤狼藉后，伍定远不但救了他，且同样基于不愿意见到卓凌昭“满门被灭”的惨剧，有意纵脱。前后之间，看似落差极大，但都是庶民“不为已甚”的心理在支撑着。不过，在他历尽折磨与沧桑，夤缘入了神机洞，学得天山心法，成为“一代真龙”，并摇身一变当上了武英复辟后统领全国军马、重权在握的“大都督”之后，却才真正面临素朴思维的难处。

在此之前，他已逐渐发现政治与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柳昂天和杨肃观甚至瞒着他，欲与卓凌昭协议，让伍定远放弃追究卓凌昭的罪责，这已让他大吃一惊——世间的“公道”与“正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因权势的消长而重新定义吗？但直到千万饿鬼兵临城下之际，身为前线督军、护卫着京畿三百万人性命财产安全之责的“大都督”，才真正面临他思想上无法解决的抉择问题。在严厉军令下划出的界线，一个懵然无知的小孩，糊里糊涂地往界线蹒跚步去，手挽强弓的伍定远，该不该将这小孩射杀，以尽其护卫京师安全的责任？还是，体谅他不过是个无知的孺子，就放他过来？人皆有恻隐之心，伍大都督果真如此没有人性吗？但如果放他过来，后面千万的饿鬼潮涌而上，京城三百万生灵，岂非将尽无噍类？伍定远内心冲突挣扎着，第一箭是故意射偏了，但第二箭呢？射还是不射？射是对的，还是不射是对的？世间的事，本来就不是可轻易以对错来分辨的吧？书中写伍定远还是射了，这是一个普通人会做出的正常选择，伍定远职责所在，理当以尽责为优先考虑。但这却完全违反了儒家所说的“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信念，伍定远将会蒙多少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