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代担任过广东学政等官职的李调元，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卖田说》。
李调元是四川罗江人。文章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后的愉悦心情。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来解释自己为何卖地做了佃农，却还非常高兴。
王泽润说，卖田之前，自己是一个有“十亩之田”的自耕农，这十亩地的出产，可以支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当地官府按田亩分摊徭役，“每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交完之后，也还可以维持家庭生计。偶然遇上大事，加派徭役，“每钱加至一两”，生活也还过得去。
但问题是，官府的做法，不是偶然加派一次，而是常年“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此外，官府的“过差、公馆、驿马、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开支，也都要按田亩摊派，……这样一路算下来，结果就是：“不如卖田以佃田。”
把田卖了，给“豪族”做佃户，有什么好处呢？
王泽润也算了一笔账。他说，我每亩田卖“五十千缗”，十亩都卖了，可以得到“五百千缗”资金。我拿这些资金来做“压佃”的本钱，“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注：压田，一般又做押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获取耕种权的方式），我总共能够租到100亩地。业主和我平分产出，去掉开支我还剩一小半，不但够我全家吃饱饱，还没有税负，可以免受官吏的追讨敲诈。家里再织点布，养点鸡鸭猪犬，有余力时考虑买头牛，生个牛犊，“奚为而不乐也！”简直太开心了。
听完王泽润所算的这两笔账，李调元颇为动心，也想卖了田去做佃户。
王泽润又给他算了第三笔账：你是官员，税赋有家丁替你去缴纳，官府的粮差不敢压迫你；你还有免除差役徭役的特权，里正不敢上门骚扰。
总而言之，朝廷基本上不会压榨你，你唯一要担心的，是“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如果有朝一日没了官身，恐怕就要阶层跌落，“与我辈等也”，变得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