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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叫做《沈从文的前半生》，本书共计约19.7万字，我会用5期的内容为您来讲解本书的精髓，本期是讲解的第1期。
提到沈从文，或许你会想到小说《边城》；或许你会想到他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然后耳边萦绕起那句：“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再或许你钟情于历史与文物，想起他撰写的那本考证中国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但无论怎样，沈从文对很多人来说都并不陌生。
《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书是由张新颖撰写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的传记，是《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一书的兄弟篇。
书中讲述了在中国历史变动的1902到1948年期间，沈从文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书中叙述了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他的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
这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故事，透过这本传记，我们得以回顾沈从文先生的前半生，看他的生命源自哪里，看他的河流从哪里经过，看他一路经过怎样的转折跌宕。
这也是沈从文与时代密切相连的“对话”，在他的前半生里牵扯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承载着文学、思想与感情的重量，交织出现代中国的故事，而这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氛围。
在本期的解读中，我们将一起来寻找沈从文的生命起源。
01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湘西小城镇筸，也就是今天的湘西凤凰县，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叫沈岳焕 。后来这个男孩长大，要一个人自主地去闯荡世界的时候，将自己改名为了沈从文。
凤凰是沈从文的家乡。对于自己的家乡，沈从文却说：“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让沈从文称之为“古怪”呢？这里是“边疆僻地”，接近“蛮荒”，但此地的风气并非闭塞、落后、保守，反而是湘西的中心，是得风气之先处。
这里有异常美丽而幽静的自然环境，但却极其平常地上演着极端暴虐的人类行为，以至于自然的光、影、声、色，与杀人印象，混合叠加，一并成为沈从文童年、少年记忆的主要部分。
这里一方面是“屠杀政治”，但另一方面，普通的社会生活却规矩、平和，兵卒，土匪，平民，商人，以及由少数读书人和多数军官结合产生的上层阶级，各本其分，各守其道。
这里还是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日常活动，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所以，这座“古怪”的小城将许许多多的文化对照、冲突、融合、纠缠、拉扯在了一起，“密度”之大，“质量”之重令人难以想象。而沈从文，幸或不幸，在这个地方长到了十五岁。
02
沈从文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沈宗嗣从小就被期望延续军人家世的骄傲，而沈宗嗣也不负众望，成为了一名军人。
母亲黄素英是一位土家族的姑娘，她的父亲黄河清为本地贡生，在文庙官学中当教谕，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
黄素英年纪极小时，就随同哥哥黄镜铭在军营中生活，见事多，读书也较一般人稍多，在军人世家崇尚武功的氛围中长大。因此，黄素英的加入，给沈家带来了另外的因素和气息。
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第四，在男孩中排第二。沈从文四岁的时候，母亲便开始教他认字；六岁那年春天，他正式上私塾，因为早就认识不少字，记忆力又好，所以比起其他孩子，沈从文过得轻松很多。
不过，沈从文似乎却不是很喜欢坐在书斋里读书。他更喜欢的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于是，沈从文便常常干一件事——逃学。
当然，逃学就免不了有逃学失败、谎话被识破的时候，一旦被抓住，沈从文往往会被罚跪，不过，这在旁人看了是惩罚的事情，沈从文也生出了乐趣，他曾写道：
“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
从这个时候起，沈从文便开始阅读自然、社会这本大书，开始以一个儿童的视角，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具体情形。
这颗向宽广世界敞开的小小心灵，从一开始就被这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带进了没有边界的探寻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小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阔大。
不过，除了下河玩水、上山捉蟋蟀、偷李子枇杷、结伴打架，沈从文儿时还有一项活动——看杀人。这听起来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03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十二月十七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参与组织，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想看热闹的二儿子。
不过，等沈从文睡过一夜，早晨醒来，起义军已经被杀败了。于是，沈从文所目睹的便是云梯木棍上悬挂许多人头，一串串的耳朵。
辛亥革命，对这个九岁的山城孩子来说，就是看到砍下了这么多人头。不过，这还只是开始，杀戮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私塾暂停，沈从文有大量空闲，于是一有机会，他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
这样独特的经历，让沈从文感叹道：“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
一九一五年，沈从文入新式学校，先在城内的第二初级小学，半年后转入城外的第一初级小学；一九一六年暑假后升入高小。
新式学校比私塾宽松、活泼得多，沈从文不必再逃学，但心思仍然在课本之外的空气、声音、颜色、味道上，他充分动用“各样官能”来接收、消化各种东西。爬树，泅水，甚至赌色子，给老师起绰号，还学会了粗话野话。
不过，顽野只是少年的一面，在掩藏之处，沈从文还有另外的方面。
一九四九年，沈从文重新回顾生命历程，述及童年少年阶段时说：
“由于家道中落，长时期贫困，体质孱弱无从补救……家道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分，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抵抗报复既无从，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
就这样，在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一个顽野却内向，不缺少勇气却脆弱、羞怯，倾心人生光景却拙于人际关系、与人疏隔，为现实所拘而富于幻想、郁积屈辱的少年在渐渐成长起来。
04
一九一七年，沈从文在亲戚的帮助下成为了补充兵，随同部队到辰州驻防。这个初次离家的少年，却没有不舍，也没有愁苦一类的阴郁情绪。相反，他内心几乎是雀跃地呼应即将展开的宽广世界和幻想中的自由生活。
而这一切的原因，正如他所写道的一样：我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
不过在部队的日子，似乎没有沈从文想象的那么新奇，他开始重复着一种恐怖的经验——看杀人。
而这一次次看杀人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小兵，以显著的方式渗透到他的思想、意识、感情、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之中，成为终生不可消除和磨灭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过往的生活沈从文是本能地亲近自然和人事，那么，随着司令部一位姓文的秘书官的到来，在自然的世界和人事的世界之外，又有一个世界引起了沈从文的敬畏之感和探究之心。
文秘书白净文雅，在满口野话的官兵中，很是稀奇。他见沈从文年少，但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的，就和气地劝他，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很多好事情可以学。
后来，沈从文和文秘书便不知不觉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进行着知识互换一样的谈话，沈从文学狼嚎、虎吼，告诉他野猪脚迹与山羊脚迹的分别，文秘书讲火车、轮船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沈从文说杀头、开膛，文秘书讲美国兵英国兵的制服，鱼雷艇，氢气球。
就这样，在大自然这本大书之外，文秘书又为沈从文打开了文化和智慧的“大书”。沈从文开始读书，越读便越被这个世界吸引。他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再糊涂混下去了，他想要“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
沈从文做出了一个决定：到北京读书。就这样，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坐到一个排车上，拉着沈从文进了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
他在旅客簿上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带着这个名字，他踏上自己选择的道路，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那么，沈从文的求学之路上又有哪些故事？这个从湘西来的年轻人在北京会遇到哪些人和事呢？敬请期待下一期的解读。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聆听。

他的故事

本书共五期，
今天更新第二期 一路行走，一路成熟
01
沈从文到北京的第二天，便按照通信地址，去西城某条胡同找大姐和姐夫。这个时候大姐和大姐夫在北京找不到事情做，正准备带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回湘西老家，却没料到沈从文在这个时候特意大老远跑来北京读书。
三四天之后，大姐和姐夫给沈从文留下了被盖、三十块钱和一些杂物，就离开北京了。
一个星期天，沈从文在农业大学读书的表弟黄村生进城来小客店看沈从文，一问每天房钱得六毛，即刻要他结了三天的账，带他到前门附近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在西厢房一个窄小的房间里安顿下来。
从酉西会馆向西走，十几分钟就可到琉璃厂；向东走，二十几分钟就可到前门大街。
如果说琉璃厂百十家古董店、古书店、古画店和旧纸古墨文具店，像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那么前门大街百家大小挂货铺，则是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的“人文博物馆”。在这里，沈从文上了无比丰富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实物课。
表弟黄村生还带沈从文去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从此，这里就成了沈从文常来的地方。
沈从文常去的地方还有小市的一家专卖外文旧书和翻译文学的小铺子，来熟了，可以随意把书借去，连借条也不需要。因此，沈从文得以借看了许多翻译小说。
后来，黄村生帮沈从文在北京大学附近找了个小公寓。住在这里，既方便去北大旁听，也可以在新环境中多接触些文化人。
不多久，沈从文就相熟了不少朋友，其中有正式的北大学生，也有像他一样不登记的旁听生。北大的旁听经历给沈从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晚年，对北大敞开大门所给予的学习方面的方便，所形成的活泼的文化空气，回忆起来充满深厚的感情。
当然，沈从文并不满足于旁听，他想成为正式学生，他报考过北大等国立大学，均告失败；投考中法大学，录取后，宿膳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却筹措不出，过期只能放弃。来北京前他看过报上“半工半读”的宣传，四处碰壁之后才知道，那不过是梦想。
眼前的现实既然容不得他继续做求学读书的梦了，就必须另寻出路：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谋生问题，又从长远考虑，还得合乎人生理想。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拿起笔，开始学习写作。尤其是在北大旁听的机会，让他与许多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别的氛围中，不拘形式的友谊，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绪、困惑，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一切都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激起了沈从文写作的欲望。
02
虽然是初学者，但沈从文写得急切，源源不断，四处投稿，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穷极无路之际，沈从文试着写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诉说处境、寻求帮助。
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来到“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的人”。
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
当晚，郁达夫带着强烈的愤慨和激动的情绪撰文，并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于《晨报副刊》，题为《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一个月之后，事情发生了转折。《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便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小公寓里一个无业的青年向某先生寻求生活的方法，却因没有邮费而只能把写好的信撕毁。
由此开始，沈从文连续为《晨报副刊》写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沈从文认识了丁玲和胡也频、徐志摩等人。
回忆到这一段时期得到的关系和支持，沈从文感激到：用笔刚好得到出路，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而沈从文的写作之路也越来越顺畅，他成了一个职业作家。
从湘西军中摆脱出来，进北京找出路，以超常的努力为自己抱定的这份事业打开一个初步的局面，从来到去，将近五年的时间。
不过，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北洋军阀对北方的控制日紧；另一方面，政治中心南移，出版业随之发生变化。沈从文也打算和许多人一样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年底，沈从文踏上了行程，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经由海路，搬往上海。
03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沈从文抵达上海，住在法租界善钟里三号楼上，每月十三块钱房租。刚住定，沈从文即写《南行杂记》，二月一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四天，这其实是一束给朋友和亲人的信，共五封，记录初到上海的印象和个人的打算。
三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新月》月刊出版，从第一期连载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至十月出版的第八期刊完。其实这本书最初起笔的时候，沈从文只是想写点“半梦幻似的有趣味的事”给妹妹看，让她说给妈妈听。
春天，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接到上海，入夏又陪母亲去北平看病。过了约三个月，沈从文留下妹妹继续照料母亲，只身返回上海。在这途中，沈从文碰到了吴宓。吴宓称其为少年，然而这个少年在日记中却说：我老了。
穷愁不已，满腹牢骚，自伤自怜，是这段时间沈从文日记的调子，不过从中确实见出生存的压力：没有钱，母亲不能到医院看病，妹妹的学费也拖欠着，正所谓：把笔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不过，自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与沈从文同住之后，三个人开始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然而出到第四十九号，十月三十一日即告停刊。
《红与黑》副刊停办之际，他们三个人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编辑出版了《红黑》月刊，并自办了一个出版社，印行“红黑丛书”，与此同时，还有人间书店请他们编一个月刊。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红黑》问世，三人合作编辑，胡也频负责主编；十天以后，《人间》创刊，三人合作编辑，以沈从文为主编。就这样，三个人编辑经营两个月刊，再加一个小出版社，生活彷佛忽然完全就变了。
对于他们三个来说，他们不仅仅承担编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的事务，更是刊物的撰稿人，虽然每期都有约来的稿件，但多数稿子还是他们自己写。
然而，这份共同的事业并没有让他们兴奋太久，就以失败告终。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三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善于经营。《人间》编到第四期，实际只出了三期，就夭折了；《红黑》勉强维持到第八期，也不得不结束。
他们亏了本，还背了一笔要偿还的债务。
04
出版事业虽然失败了，但文学创作上却是另一番景象。
丁玲以喷薄而出的状态，迅疾成为最受关注的文学新星。相比于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彩式的走红，沈从文的创作则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点一点地成熟，而且仍然是通过持续地大量写作的方式，缓慢获得关注。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间，沈从文发表作品七十余篇，出版作品集和单行本接近二十种，被称为“多产作家”。
无论“多产作家”这个说法是称誉也好，嘲讽、批评也罢，沈从文这个写作者的的确确正是在“多产”中，他的作品进入了趋向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形成了与当时文坛所不一样的风格。
他的作品从普通***常生活出发，展现故乡湘西，文字明净、节制，语气亲切、舒缓，有温暖的幽默，有宽厚的悲悯和爱怜。在文字的背后，有如湘西的山、湘西的水、湘西的历史那样默默无言却一直都坚实地存在着的广大世界。
不过，虽然有大量作品发表和出版，但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税常常拖欠，最后分文拿不到的情况他也碰到过几次，又加上出版处倒闭而背着一身债务，沈从文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轻的妹妹生活，压力日甚一日，难以支撑。
而在这个时候，徐志摩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向老朋友胡适推荐沈从文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后来，沈从文破格被正式受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
这位文学趋向生活，但初尝教书生活的青年，又会遇到怎样的故事和难题？我们下期继续为你解读。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看。

本书共五期｡◕‿◕
今天更新第三期 ——只爱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01
九月初，新学期开始，沈从文第一次登上了大学讲台，面对好奇的学生，他一时竟讲不出话。沈从文晚年在一封信里，回忆这个特别的经历：“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轰下讲台！”
沈从文上的课是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每周课时不多，但是他上的并不轻松，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及编写讲义。
就在这样上课的过程中，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学的需要，竟然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同时，这一段教学生涯，还让沈从文遇到了自己所爱之人——张兆和。
张兆和是当时选沈从文课的学生之一，她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大家族，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学生。
当时，大学里出现女生是很新奇的事，而张兆和不仅成绩优异，又擅长体育，女子全能运动排名第一，还是女子篮球队队长，自然非常引人关注。沈从文来中公的时候，张兆和已在外文系读二年级。
令张兆和没有想到的是，一九三〇年春，新学期开学之后，自己收到了沈老师的信，对她表白感情。不过，张兆和并没有惊慌，面对沈从文的表白，她用她一贯对付情书的方法：沉默，不回复。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的信，她都不予理会。
一九三〇年五月，胡适辞去校长一职。六月下旬，学期结束，沈从文也打算辞职，既然要走，沈从文就更加不甘心追求张兆和半年而得不到结果。于是，他求助了张兆和的好友，在和好友交流的过程中，这位老师竟然大哭不止。
沈从文依旧在不断地给张兆和写信，不过从开始到现在，张兆和的态度一直很坚定，表现出来是始终如一的“顽固”；但是，“顽固”到“最后”，张兆和也不能不对自己承认，毕竟还是有所触动
02
八月，沈从文辞去中公的教职，离开上海，在胡适和徐志摩的推荐下前往武汉大学，被聘为助教。沈从文教的课，还是新文学和习作。不过，沈从文在这里过得似乎并不快乐。
一来，敏感的沈从文还没有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二来，在这里教书，他有一种屈辱感，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同时，更加可怕的现实就在他眼下发生：离他的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杀戮每天都进行着，这样一来，他从小就常常经历的恐怖经验和恐怖环境又重新回来了。
十二月底，学期已结束，沈从文回到上海过寒假。沈从文在上海迎来了一九三一年，然而新年的第一天，两个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父亲上年十一月病逝；好朋友张采真在汉口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寒假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和事情，让他错过了武汉大学上课的日期，再加上在那里过得并不愉快，沈从文就此放弃了这个教职。
虽然放弃了去武汉，是在上海住下不动，还是到北平去，沈从文犹疑不定，最终，在徐志摩的建议下，沈从文再次来到了北京，借住在燕京大学达园教职员宿舍，与圆明园一墙之隔，地方清净；他的生活，因为熟人和新交，一时活泛起来。
同时，这一时期，在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03
一九三一年八月，沈从文应聘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九月七日开学，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时明显不同的是，沈从文的状态要放松、从容得多。
一方面，同事间宽和、亲切，常在一起聚饮，另一方面，青岛的海天水云，在沈从文的感受中，不仅仅是宜人的风景，更是滋养生命的阔大空间。
然而，这一年几乎是在用“死亡”来“教育”这个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人。
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喝茶谈天，沈从文又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徐志摩在济南遇难。
经历了一连串沉重的变故，沈从文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沉溺于恶劣的心绪而不可自拔，不再那么自我感伤；他开始渐渐脱掉了青年时期紧张而脆弱的浮表外皮，本性坚强沉实的质地愈发清晰，人显得开阔健朗起来。
不过，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青岛，在奔波之中，沈从文依旧没有忘记一个人——张兆和。
这年的暑假，沈从文做了一件事：去苏州看望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
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沈从文来到了张兆和家，但是张兆和却不在。张兆和的姐姐留下了沈从文的地址，并劝张兆和去看沈从文，就这样，在阔别许久之后，沈从文又见到了张兆和。
同年寒假，沈从文又去了一次苏州。在这次来看张兆和之前，沈从文还写了一封信想要提亲。他在信中婉转地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便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把这件事和家人说了之后，一说即成。一九三三年初，两人订婚。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礼，在北平的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他们新居小院落，有一枣一槐。婚后的沈从文如十三四岁时活泼，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
九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持，事实上，沈从文一个人承担了主编的绝大部分工作，约稿、看稿、自己写稿，编好之后寄往天津排印，每周出两期。
此刻的沈从文，可谓是对事业有期望，对生活有信心。
《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其接力的《文艺》，被视为“京派文学群开展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存在得最久，历时最长，并且最富有连续性的京派文学阵地。也正是因此，沈从文的家——达子营二十八号自然而然地成为不挂牌的《文艺副刊》“编辑部”，常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或聚餐
04
第二年的一月七日，沈从文启程回凤凰县。
这是他离开湘西十年后第一次返乡。行前，他向张兆和许约，每天写信报告沿途见闻。而这些信，就是后来以系列散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结集成《湘行散记》这部著名散文作品的“底本”，给妻子的私信，半个多世纪之后，编辑成《湘行书简》公开。
正是这段行程，让沈从文在故乡的山水中，照见了本真的自己。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这种照见，也渐渐地融入了沈从文的作品中，在那些精致的作品中，融汇着属于个人和时代的压抑和苦楚。
一九三四年结束的时候，沈从文处在了他文学里程中将被长久铭记的重要位置。这一年他发表各类文章四十余篇，特别是《从文自传》和《边城》，以及本年开始分散发表的《湘行散记》，标示出沈从文创作的极高成就。
而事业的这一高峰阶段，也正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时期。十一月二十日，长子出生，取名龙朱。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自身的日渐成熟，沈从文也越来越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针对当政者文化、教育上的愚行，严厉地质疑和批判；对新文学事业进行到当下的状况，关切议论，忧思深广而言辞不免尖利。
这一变化隐含着的是沈从文一种自觉的责任，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成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沈从文在北平安稳的日子结束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沈从文接教育部秘密通知，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开始南迁。在这其中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影响着这位作家的一生？我们下期继续解读。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看。

沈阳大佬

《沈从文的前半生》，本书共计约19.7万字，分为5期的内容为您讲解本书的精髓，
本期是讲解的第4期——漫长的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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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的解读中，我们讲到了沈从文事业逐步上升，爱情丰收的时期。
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沈从文处在了他文学里程中将被长久铭记的重要位置。而正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沈从文接教育部秘密通知，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开始了漫长的南迁之路。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沈从文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和经历？
01
在接到通知之后，沈从文等人迅速搭平津通车到天津，当晚仓促住进一家旅馆，然而却发现日军警备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于是只能第二天赶紧到法租界再找到住处。
计划中，这一行人本来是要从天津乘船，先到上海，再转原定目的地南京。然而淞沪战争爆发，海船去上海的路线断绝，只好作罢。
好在几经磨难，九月四日，一行人到达武昌。同行的高校人员转车去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沈从文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汉，借武大图书馆继续教科书编写工作。
然而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下旬，武汉大学停办，编教科书工作只能暂停，沈从文离开武昌到长沙。
沈从文仓促离开北平时，大儿子不满三周岁，小儿子不满三个月，张兆和一个人带着这两个孩子，辛苦可知。
但是，张兆和从实际考虑，短期不打算南下，这让沈从文很痛苦，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越来越不能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以致发数电催促，称自己好像看到了一种“痛苦幻景”。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政府批准临时大学转移昆明计划。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沈从文带着几个人先到了沅陵，在大哥的芸庐借住了三个月。
这一年一月三十日是农历除夕，同住的人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房中玩牌，只剩下沈从文一人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而此时，在北平，张兆和守夜，收到了沈从文的快信，在这家书抵万金的时代，这或许是夫妻双方送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沈从文这次在沅陵停留，与四年前匆匆返乡相比，对湘西的变动有了更深入的体会，而在战争的大局下，湘西的现实愈发凸显了特殊的复杂性。
他能做些什么呢？
此时的沈从文，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早已不是当年的小兵，也不仅仅是现在给家乡带来了光荣的著名作家。能够左右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把他视为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了解大势和战事的有分量的人物。
于是，沈从文安排了一次谈话，而且可喜的是，这次谈话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从湘西的角度来看，确实对湘西局势的发展起到了实际的作用。
从沈从文个人来说，对家乡的深忧和关切，对地方与国家之间紧密关联的观察和思考，迫使他生出写作的新的动力，并带来写作上的深刻变化。
因此，经过短暂生活的催生，沈从文脑子里转了四年的作品也呼之欲出，在即将离开沅陵之际，他在信中告诉张兆和：“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即长篇小说《长河》。
02
芸庐的紫荆、铁脚海棠已经开花，笋子、蕨菜全都上市，河鱼上浮，渔船开始活动，雀鸟成群结队地来树上跳跳闹闹。然而眼前情景再好，也要上路了。
四月十二日，启程前一天，沈从文中午和傍晚连写两信，叮嘱张兆和：“也许半路出了意外，你记着一件事，不必难受，好好的做个人为是。国家需要你这样，孩子需要你这样，尤其是二哥，盼望你这样。死者完事，生者好好的活。”提到妻子和孩子，沈从文好像胆量小了，心也弱了。
从沅陵经贵州去往昆明，走了半个多月，一路上自然是历经艰难心酸，不过在这一路上，沈从文的关注点却别有一番风味，他留心着当地煮烤茶用的白瓷罐，取水的大瓷罐等此类具文化特征的东西，而这在颠沛路上的意外“发现”，以浓厚的兴味，投注在了沈从文的生命之中。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沈从文到达昆明。
到达昆明时，沈从文的身体状态十分不好，由于路上奔波，加上对昆明气候的不适，他开始发烧，流鼻血。
同时，更让他崩溃的是日军不断进行的大轰炸。在大轰炸期间，整个昆明市被迫进入“跑警报”的忙乱生活——天亮出城到郊外山沟间消磨整日，傍晚才疲惫地回到城里做晚饭。
沈从文反对“跑警报”，说不愿这样浪费时间，天天出城“逃命”，实际上是浪费生命。但大家还是总强拉他同去，以保证生命安全。
据说，有一次解除警报较早，大家中午高高兴兴地吃了顿饱饭，然而喝了点酒的沈从文却开始放声大哭，他哭着说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沈从文还是在来昆明没多久就投入到《湘西》和《长河》的写作中。
《湘西》不同于《湘行散记》，正如同《长河》不同于《边城》，这两本书，是在“现代”中国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深重忧虑和悲哀所进行的乡土写作，这一次，沈从文书写的是一个“现实”的湘西世界。
03
尽管现实环境和政治环境都很紧张，但在这一时期，沈从文依旧守着文学的庄严、勇敢和天真，他不愿，也不想文学沦落为某时某地某种政治或政策的工具，附庸依赖的流行货和装饰品。
于是，在抗战的大环境和救亡的迫切形势下，沈从文偏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五四精神反反复复的絮叨者。同时，随着国内局势的紧张，沈从文的写作一直受到审查制度的干扰。
本来，乡居生活简单，环境清静，对沈从文过度紧绷的精神来说，会有很大的舒缓。从表面上看，他也确实有些放松，不过“抽象与实际的战争”，并没有停息。
乡间美好的自然景象触目皆是，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唤起他纯净明爽、无渣滓、少凝滞、不纠结的心境。
过往在这样的心境下落笔，文字晶莹剔透。而现在，心境大变，现实的种种使他看出可怕来，他虽然明明“不知向谁呼喊”，可还是一次次发出了呼喊。
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微弱的力量，大海的漩涡一次次卷没了他小小的身子，让他完全迷失了方向。
好在，还有一个家作为他的后盾。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沈从文为家人办好了来昆明路途所需要的护照、文件。九月底，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和九妹岳萌，终于成行。历经辗转奔波，十一月四日下午，张兆和带着孩子和九妹到达昆明。
张兆和和孩子们的到来顿时带来了温暖和欢乐，张兆和望着沈从文说：“头发都这么长了，难看死了！”
沈从文也不恼，笑眯眯地回答：“没办法，哪有时间去理发！”第二天，同住的人却发现张兆和已经把沈从文的头发剪过了，沈从文又重新恢复了年轻的样子。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正值结婚九周年纪念日前夕，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
“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
家庭生活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给予沈从文这一颗孤单的心极大的安慰，孩子们时常会把他从“思索”的泥沼，拉回到实在的生活情景，共同参与的活动让他的大脑暂时得以休息，而也只有在写到家庭的时候，沈从文的笔调才又显出活泼和明朗来。
沈从文记录了一家人劳作时候的情景，他写道：
“烧饭洗衣就归主妇，这类工作通常还与校课衔接。遇挑水拾树叶，即动员全家人丁，九岁大的龙龙，六岁大的虎虎，一律参加。来去传递，竞争奔赴。”
正是孩子们的欢笑歌呼，张兆和的健康朴素，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也让沈从文拥有了应付生活的勇气和耐心。所以，诚如他所说：过下去似乎再困难，即使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
不过，昆明暴涨不已的物价，还是让沈从文等人的生活贫困一日胜过一日，大家都不得不“另谋开源之道”，期望生活有个转机。
现实会让他们如愿吗？敬请期待下期的解读。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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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本书共计约19.7万字，分为5期的内容为您讲解本书的精髓，
本期是讲解的第4期——漫长的南迁
下期为结束期——第五期

《沈从文的前半生》，本书共计约19.7万字，分为5期的内容为您讲解本书的精髓，

本期是讲解的第5期——和乱糟糟的现实社会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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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的解读中，我们讲到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沈从文不得不离开北京，经过一路的颠簸来到云南。云南的生活，最初困扰他的是身体的不适，紧接着，是随时都要“跑警报”日子的无奈。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沈从文依然坚持创作，依旧固守着文学的庄严、勇敢和天真。他眼看着乡间美好的自然景象触目皆是，但心境却再也不是从前那样。
所幸运的是，张兆和经过颠簸终于带着孩子陪在了他身边，家庭成为了他在这个时候的后盾。
不过，昆明暴涨不已的物价，还是让沈从文等人的生活贫困一日胜过一日，大家都不得不“另谋开源之道”，期望生活有个转机。
01
一九四四年初，沈从文、冯友兰、杨振声、闻一多等十二位教授，为了补贴家用，共同拟定了《诗文书镌联合润例》。
六月底七月初，刚放暑假，沈从文一家迁至跑马山下的桃源新村，租草房居住。这里地名虽然叫“桃源”，却实在是虚有其名。
不过是茅屋三间，小园一弓，全院中种不结子的桃树三株。据沈从文所说，他日常工作为挖土、挑水、磨刀、烧火。
李沛阶眼见沈从文一家清苦，主动提出请他在自己的酒厂挂名当股东，送他一些干股，让生活得到一点改善。不过，这番好意，沈从文婉言谢绝了。
对于沈从文来说，最难的不是生活的清贫，而是创作的不自由，以及国家的苦难。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写道：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这一年沈从文没有新书出版，尤为遗憾的是，在特殊状态下，他烧掉不少文字。
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土纸本《长河》，因之前屡遭删节，此时只剩十一万字。沈从文把自己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付诸于笔端，但是此刻他感觉到了逝者如斯，人生可悯。
他反反复复地追问：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
终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
九月八日晚，沈从文彻夜未眠，创作了小说《主妇》，送给张兆和作纪念礼物。同时，沈从文还悄悄地约了三个朋友，并托带了些酒菜糖果，来庆祝胜利，并庆祝自己和张兆和十三年的婚姻。
等到天亮，他便出门到田埂间散步，从路旁摘了一大把带露水的蓝花，送给了张兆和。
沈从文终于在漫长的挣扎中，得以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同时，这一年冬天，闻一多邀吴晗，专程同访桃源新村，劝说沈从文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由于对党派政治的一贯反感，沈从文拒绝了老朋友的邀请和劝说。
一九四六年寒假，沈从文一家搬到昆明城内西南联大昆中北院宿舍。
三月十七日，沈从文参加了为“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举行的大规模送葬游行和公葬仪式。此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呼声遍及全国，但是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厚。
02
现实的发展使沈从文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愈发加重，抗战胜利后，他明显感受到昆明党派活动骤然加强，许多人都寄托和平于政治上的平衡与调整。
沈从文深感担心，由此出发，撰写时评，提出“我们要个第四党”，希望由非党专门家形成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各部门内行的、具体的、切实的工作代替空谈和争辩，以争“给予”代替争“占有”，从而为和平民主的进步政治找到途径。
自然，沈从文这样的“拘迂之论”，近于“抒情的理想”，文章被当局禁止发表了。
紧接着，这年春天，湖南遭遇大旱，当局不尽责，湖南人只能自救。沈从文在昆明报纸上刊登“鬻字赈灾”启事，打算自己写字义卖以便赈灾。
五月四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自十日起，全校复员计划正式启动，开始向平津迁移。沈从文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
七月十二日，沈从文全家乘飞机抵上海。在上海期间，许多朋友劝他留在上海写作，但是沈从文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沈从文刚到上海那几天，接连传来昆明惨案消息：七月十一日晚，李公朴被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暗杀；四天之后，闻一多参加完李公朴追悼会，归途中又被特务枪杀。
这一系列残暴血腥的事件，让沈从文看到了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和随时随地会恶化的局面，他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着：文学和艺术要给年青一代信心和勇气。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沈从文一个人从上海乘飞机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教职。回北平后还不到一个月，沈从文就在九月二十二日的《经世日报·文艺》发表《新烛虚》，十月刊于《上海文化》时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他在文中难抑痛苦地表达了对所见的厌恶和失望。
他看到人们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的情形中，脸上都流露着或疲倦或退化或装作憨厚混合谦虚的油滑。
面对这样的场景，沈从文再一次发出了呼喊：
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些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使他们在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具有一点抵抗力？
他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由此，沈从文又忙碌起来。
03
他接任了许多副刊的编辑工作，同时，一九四六年，沈从文发表了作品近四十篇。不过，由于触及到了许多社会、政治、时局等敏感问题，紧接着沈从文遭到异常激烈的批判。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分五次连载两万字长文《沈从文批判》，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辞年晚会，检讨文艺界的四种不良倾向，其中提到：
“第一种，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
沈从文本能地想要反驳，二月前后，他曾起笔四篇文章，但四篇都未完稿。一次次地提笔搁置，足以见得一次又一次欲辩，而终于废言的挣扎。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是农历的春节，落雪二尺。吃过晚饭的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表达了自己的疲惫：“累了一天，桌上乱糟糟的文件似乎永远理不清楚，使人对工作不免感到烦忧。也许因为太累，人不大舒服。”
二月初，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苏州，从上海乘船经青岛、秦皇岛到达北平，一家人又终于团圆在了一起。
04
但是，年幼的孩子却发现了爸爸和以往的不同，在孩子眼中，爸爸还是幽默温和，可总有点什么不同以往，没办法跟爸爸纵情玩闹了。
四月底，沈从文的身体出现问题，开始呛血并且反复复发。在十月十二日给朋友的信中，沈从文说道：“我很羡慕更年青些的，能用一种赤忱诅咒当前而迎接未来。我呢，恐怕没有能如别的作家那么活泼身心，去未来时代与人争什么了。”
六月一日，《文学杂志》复刊，沈从文陆续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巧秀和冬生》以及《传奇不奇》，成为他文学生涯中最后发表的两篇小说。
他无法回到文学创作，令他深恶痛绝的战争和政治缠住了他；他摆脱不出来，也负气地不想摆脱；他频频发表关于时局的杂论，作困兽之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绝望的嘶喊。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不幸去世。十九日，沈从文作《不毁灭的背影》悼念。
在天翻地覆的巨变进程中，沈从文追悼“近乎人情”的“常人品性”，追悼“伟大得平凡”、“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的为人为事，这种追悼本身，连同这一时期他自己所努力所挣扎的一切，正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方式。
然而，他个人的这种面对，又像是背对，给时代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
恭喜你，读完了一本书！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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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本书共计约19.7万字，分为5期的内容为您讲解本书的精髓，
本期是讲解的第5期——结束篇

咕叽咕叽

本周分享第二本书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我们仨》是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
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
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个三口之家的动人故事证明：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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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四期内容讲解，明天更新第一期

本周分享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将分为4期的内容为您讲解本书的精髓，
本期是讲解的第一期——重温以往的那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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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很长，我们都会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与之携手组成家庭，拥有自己的孩子，从此开始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当岁月流逝，有些人会羡慕他人的锦衣玉食，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富足；有些人也会埋怨生活在一起的爱人不够温柔体贴，彼此之间总是矛盾不断。
如果你至今仍不知道在这个有点浮躁的社会如何安然自处，不知道如何更加妥善地处理感情上的矛盾和纠纷，那么不妨看看杨绛先生写的这本《我们仨》。
《我们仨》这本书是杨绛先生晚年持笔，撰写的一部家庭生活回忆录。在女儿和爱人相继离开后，她在92岁高龄之际，用心地记录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杨绛是钱钟书的夫人，是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是跨越了105年漫长岁月的一位才女。大家之所以尊称她为先生，是因为她有大学问、有风骨，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杨绛和钱钟书被称为“神仙眷侣”。
他们一家的生活虽然波折不断，但他们常常在逆境中挖掘出快乐，在黑白的岁月中演绎了彩色的人生。看杨绛先生写的回忆录，那份亲情、那份爱暖人胸怀。再看看他们经历的那些事情，更是让人百感交集，不禁落泪。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做人的智慧，也能学到面对生活应有的态度和在婚姻中两个人的相处之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绛先生的故事，到她的故事中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01
在杨绛80多岁的时候，钱钟书住院动过大手术，他一直有哮喘的毛病。在岁月的流逝中，两个人转眼从青年到暮年。在共同携手走过的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爱情，也经历了动荡岁月。越到垂垂老矣的暮年，他们越珍惜在一起的日子。
杨绛曾经笑着开玩笑对钱钟书说，他们两个人就像是红木家具，表面看起来结实，实际上是用胶水粘着的，一碰就容易散架，挪不了。
在钱钟书患病的那段日子，杨绛的心里时刻充满着担忧，特别害怕丈夫会突然间离开她，以至于忧思过重，就连睡梦里都梦见两个人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黄昏的薄暮里，突然一扭头，发现丈夫不见了。
站在荒郊野地里，杨绛着急地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昏暗的夜色渐渐来临，可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丈夫的身影。
“钟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梦里的她心想。
她正要寻觅归路，忽然看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面包车过来，就赶紧将老人拦住，可是竟怎么也说不出自己要到哪里去。惶急之中她忽然就醒了，一看丈夫在床上睡得正香呢。
杨绛却再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了半夜，一直等着丈夫醒过来，告诉他自己刚才做了这样一个梦，还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扔下自己就走了呢。
钱钟书虽然知道那是一个梦，但并没有为自己辩解，只安慰妻子说：“那是老人的梦，我也常做。”
杨绛心里凄然，这类的梦她已经做了很多次了，开始总是两个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一转眼丈夫就不见了。她到处问询，只想找到丈夫，两人好一同回家。
世间最动人的夫妻感情莫过于此吧，时时刻刻的眷恋，分分秒秒地害怕失去。
杨绛与钱钟书相爱相守了六十三年。他们对彼此的情深意长都融入到岁月的深处，从遇见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
02
岁月不解深情，尽管杨绛万分的不舍，钱钟书还是先她而去了。在钱钟书去世的前一年，他们的女儿阿圆脊椎癌到了晚期，病情没有得到控制，癌细胞又扩散了。于是，就在杨绛86岁的时候，60岁的女儿去世了。
女儿的大名叫钱瑗，他们习惯叫她阿圆。阿圆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她学到了母亲的淡泊心性，也学到了父亲和母亲钻研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她一直都在很用心地做学问，每天都会备课备到很晚。
后来，她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开始不舒服起来，最初是咳嗽不止，还以为是感冒，然后是腰疼。等到她腰疼得起不来了，才决定去了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已经到了脊椎癌晚期。
那个时候，阿圆还在隐瞒着母亲自己的病情，因为同样重病的父亲也需要母亲的照顾。当杨绛后来得知女儿的病情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 了自己最爱的女儿身上，她心里万分伤痛，对于命运的安排却又无可奈何。
在杨绛92岁的时候，她创作了这本让世人读完潸然落泪的回忆录，女儿和丈夫的相继离世对她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她的内心十分怀念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于是，杨绛先生挥笔把曾经在一起的那些温馨时光记录下来。其实，起先记录一家人的生活的是他们的女儿阿圆，而且书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我们仨》。
可是阿圆身体状况很糟糕，虽有心却力不足，她有时候让家里的阿姨帮忙举着本子，自己仰卧在床上写，因为她的腰太疼了，已经坐不起来，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姿势了。
杨绛心疼女儿，就让她暂时搁置，好好养病，等到病好了再来写。只是没有想到，当书的大纲都已经列出来以后，女儿却先一步离开了。
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杨绛亲自执笔写下了他们一家人的故事。写作的过程中，回忆起以往在一起的温馨场景，其实是很折磨人的，在失去以后，往日情景再次浮现，除了怀念又能做些什么呢？
曾有人问起，这样的三口之家谁是主导呢？杨绛先生回答说，他们家的三个人就像万花筒中的三面镜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钱钟书的眼里，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见到她之前，钱钟书从未想过要结婚，娶了她几十年后从未后悔过，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在女儿阿圆的眼里，她和爸爸是最好的哥们。两个人都是妈妈的两个顽童，都要妈妈来照顾。
03
女儿和丈夫离世后，在半梦半醒之间，杨绛总是想起阿圆小时候的那些往事。每天的晚饭过后都是父女欢闹的时光。两个人闹到兴起，钱钟书就会装着可怜的声调，大声地对着杨绛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女儿阿圆会理直气壮地喊：“爸爸做坏事，被当场拿获。”
阿圆是他们女儿的乳名，在他们家里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都是随口就叫，所以钱钟书也会跟着阿圆叫杨绛“娘”。
杨绛走进卧室去看丈夫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原来，他在女儿的一只鞋里塞了一个笔筒，另一只鞋里塞了一个扫床的苕帚。阿圆的床头枕上摞了高高的几本大词典，上面放了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鞋子就放在了板凳上。
钱钟书沿着枕头又横放了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
阿圆站在床和书桌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里面，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钱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
杨绛看见也忍不住笑起来，全家三个人都在笑，以至于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好几声他们才听到。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时总是很温馨，时时充满着快乐。
而自从钱钟书患了大病以后，杨绛经常在医院里护理。等到钱钟书回家休养时，杨绛的身体也亏空了很多，常常觉得脚软头晕，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在女儿阿圆的照顾下，杨绛的身体才慢慢地硬朗起来，能独立行走，不需要再扶着墙一点一点地向前走。
阿圆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工作，回家的时候，她就细心地照顾爸爸妈妈。她在学校工作了一天，回家还要备课、改卷子，总是忙到夜深，但是她依然为父母准备丰盛的晚饭。
阿圆是在外出学习时学习的做饭，她也经常去找菜谱，一个菜要看三种食谱，学到了不少本领，她买了简单的烤箱，有时候会给爸爸妈妈烤牛肉。
杨绛先生说，他们这个家过得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她觉得自己的这一生并不空虚，因为有了丈夫和孩子，她活得很充实，也很有趣味。
后来他们失散了，杨绛先生就写了这本回忆录，把那些一同生活过的岁月再重温一遍，在记忆的深处和他们再重聚。她说，余下的岁月，也要开心努力地生活，不只是为自己，还为了他们两个。
他们那个家很朴实，家中的三个人很单纯。他们过着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的生活，一辈子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一家三口相伴，无论遇到什么苦涩艰辛的事情，最后都会变得甜润。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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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四期内容讲解，明天更新第2期
杨绛先生又回忆了哪些美好的过往？敬请期待下期解读。

插播题外话：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
你努力读书学习，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而是能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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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句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
都以为是乔布斯的名言，其实是他所引用。
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将这句话带给了世界，于是很多人将它奉为圭臬。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来自《The whole earth catalog》（中文名：全球概览，感兴趣可以度娘），刊登在1974年的最后一期封底上，影响了包括乔布斯在内的众多名人，以及后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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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伴儿们，今天开始本周的书籍分享啦


本周分享书籍——《我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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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微生物不仅从未缺席，而且必不可少。
本书将带领我们以“微生物之眼”重新认识生命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每个自成“动物园”的人体之上，微生物能塑造器官、防御疾病、消化食物、驯化免疫系统、指导行为，并赋予我们各种神奇的能力。读者可以通过本书重新认识人类过往对很多古老共生关系的大意破坏，同时见证当下各行各业努力构建新型共生关系的谨慎尝试。
也许，是时候用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改写奥逊·威尔斯的“我们孤独地出生，孤独地活着，又孤独地死去”了。在离不开与微生物的共生互动之中：“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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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共有21万字，我会用5期的内容来讲解本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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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埃德·扬是《大西洋月刊》的科学记者，他的作品常见于《美国国家地理》《纽约客》《连线》《自然》《新科学家》和《科学美国人》等众多科学媒体。
他因出色的生物医学报道和生命科学传播工作，于2016年分别荣获迈克尔·E·德贝基新闻奖和拜伦·H·瓦克斯曼奖，他的博客“并不复杂的科学”于2010年荣获美国国家研究院凯克科学传播奖。
这本《我包罗万象》荣获了中国自然好书奖以及年度国际作品奖，书中探讨了生命体之间的共生关系，指出没有一个物种是独自生存的，所有生命都居于布满微生物的环境之中。
在人类的生活史中，微生物常常隐而不现，只有当我们被因它们而起的疾病击倒时，才猛然意识到微生物的存在。在每个自成“动物园”的人体之上，微生物可以塑造器官、防御疾病、消化食物、驯化免疫系统、指导行为，并赋予我们各种神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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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将分享第一期内容——没有一个物种是独自生存的。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