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洱
这是我的家。
大约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外界再一次窥探到了这块身处悬崖边缘的版图，大刀阔斧要在山那头与山这边“架起一道桥”。所以在我上到六年级时，村里有了第一所希望初中；在我上到初三时，镇上有了第一所希望高中；我高三毕业时，十万大山被生凿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那一夜，我们在村支部前点燃篝火，从外面来的会写汉字的人，用刷子蘸上鲜红的漆，在村支部南墙上，写下一排大字——
“双洱东村听党话、跟党走。”
我问父亲党是什么，他说党是雨鹰的眼睛。说完他又灌进去半瓶酒，拍着我的肩喊“兄弟”。我想还是算了，改日再问吧。
第二天，他躺在家门口。门边深紫色的箭羽花少了一朵。他不再呼吸，身体冰冷而僵硬。
我和哥哥将他抬到洱山山顶，雨鹰在祭坛一侧虎视眈眈，等待着，用尖喙和利爪，将这具不甚新鲜的尸体，送入双洱族的天堂。
我脚下有一层雪，雪下面是双洱族人的遗骸，有一部分因为吃了过量的箭羽花，骨头都被刻上了浅紫的纹章。
那年我18岁，是双洱东村学历最高的8名男生之一，也是双洱东村最会讲汉文的14个人之一。村支书问我是否要去省会上大学，出于对特贫困地区与特少数民族的照顾，我没钱没分也能去省会的9b5大学读书。
我说****老头子，***活了，世界上哪儿他娘的有掉馅饼的好事。他给了我一巴掌，党照顾你你还不信？
我想了想，然后拒绝了这个提议。
一个月后，另7个男生坐上了红白相间的大巴车，驶入了深黑色的、似乎永远不会有出口的隧道。村支书和我对视一眼，那时我听到了这个老头子的心跳声，沉重而急促。
三个月后，又有30个被称为“青年劳动力”的男生坐上了那辆红白相间的大巴车，哥哥背着母亲从镇上为他买的大包，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自从与我们拥抱道别后，他再没回头看一眼。
不到一年他就回来了，我问他外面的世界如何，他说，就像是雨鹰的眼睛。
今年，我26岁，刚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这里。而这块身处悬崖边缘的版图又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村支书把我叫到南墙前，让我大声读一遍墙上的红字，我读完了，他让我给外面来的老师做翻译、做向导，带人家好好见识一下我们双洱东村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城里人没见过的”优美风景。
我说算了吧。他说你啊你，怎么长得帅汉文又好人还机灵啊。
我想了想，然后同意了这个提议。
用城里人的话说，我的“帮扶对象”叫严梨花，我想梨花应该也是一种花，和箭羽花意思差不多，不过吃了应该死不了人。
“梨花是什么花？”
我要把这位严老师送回村支书给她准备的家，出了学校门，我才对她说第一句话，因为在那个墙壁比雪还要白的学校之外，才是我的家。

严梨花
返家休病假后的两年我再次登上讲台，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对着一众平均年龄不到十五岁的小孩，用沙哑沉稳的语调讲述着课本之外那些神秘的故事。
说来奇怪，本来可以享受称病退休的美差，我却毅然决然地选择辗转来这里做支教——
只是为了陪这里大多数孩子做个虚无缥缈的美梦。
他们幻想走出乡村，我幻想儿孙满堂。
做教师的呕心沥血半辈子才有时间生了个儿子，奈何我保住了这个早产子，却保不住自己早早夭折的孙子。
“诶呦...你不叫老师叫奶奶也行，慢点说，老师听不懂。”
我推了推因汗滑落鼻头的眼镜，眯起眼睛，试图从那个一边说一边比划的小孩身上看出一些他的企图却一次次失败，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教学能力需要回炉重造。
索性我学过一些手语。我没有展露一丝感到为难的情绪，把散落的头发扎起来，搬了个板凳坐在讲台前面，在无声的课堂里做激情的讲说。
“在你们这个年纪，时间就是最值钱的东西。”
我不知道在座这些时而流露出渴盼，时而流露出沮丧的孩子们都吸收了多少知识，我只感到这漫长的几十分钟里，我身上的魔力在被这座大山努力地吞噬。走出城市烟雾的那一瞬间，我又进入了另一团迷雾。
是什么呢，我看向远处高的吓人的大山，光透过来打在我的镜片上，我下意识地低头，我看到脚下是万丈深渊。
只要冷不防地挪动脚步，一切希望好像都会顺着湿滑的石阶堕入山下。
“是春天就会盛开的花，”我听到熟悉的语言倍感亲切，上下打量着这个有眼缘的年轻人，“他们留在这里是为了离开，你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跟我一样给这些孩子们春天吗。”虽然只是短暂的春天。

李幼洱
“你这样觉得？”
她的问法，像是我有的选一样。
父亲自杀，哥哥外出。19岁的一个冬日，母亲带我去打猎。一句“独钓寒江雪”之类的诗出现在我脑中，正想与母亲分享（或者说是卖弄）一下，还没张嘴，她就把弓递给了我，指向远处。
那儿有头鹿。
我细嫩的手紧握住粗糙的弓把，箭身黑亮油腻，像是血与泥土和我家昨晚吃的猪油混合在一起的模样，尖锐的箭尖曾染过毒液，散发着深紫色的光。
我嗅到寒冷、血腥、腐烂的气味。
箭身失准，插进了右前方不到两米远的松软雪地上。
远处有鹿鸣，近处有一巴掌抽我脸上，一位矮小而强壮的六十岁女人，用难听的方言咒骂着我。
学了两个月，还是学不会，不会打猎冬天吃什么，等着饿死啊，自己饿死也就算了，你妈老了还要把你妈饿死，读高中有个屁用啊，猎都不会打。
那年的雪尤其大，从前一年的10月起，那条深黑色的隧道就被厚雪彻底封住了，直至第二年的5月，那条路才通。我还是瞄不准远方的鹿。我右手中指那一小块因为握笔而磨出的茧子，还没消失。我望向隧道深处，隐约能看到尽头的光。
我找到村支书，我说，本人李幼洱，听党话跟党走，让我出去读个大学吧！
19岁那年的5月，春暖花开。
“两个月之前，我哥哥死掉了，家里有妈妈、嫂子和一个两岁的小孩。”我停顿片刻，微微低下头，小声说，“而且到外面很难过的，这里的人离开也没办法生存。”
“双洱东没有春天。”
我拿小刀从路边折下一根约莫两米长又很结实的黑水木，是双洱东冬日走山路时人手一根的拐杖，我将黑水木的一头递给走得不算稳当的严老师，自己放慢脚步，领着木棍的另一头。
那几个月，又有几个人自杀，我不知道为什么，却也不觉得有什么所谓，去见雨鹰嘛、去天堂嘛，或许他们和我一样，都正在经历某场撕裂，左手是你拉不动的一张弓，右手是你大学同学的朋友圈。
当我握住那根黑水木时，还是能感受到春天的存在。可冬天又真切地走近了。
漆黑的隧道再次被厚雪封住的那日，我想起了某件事，我告诉严老师，虽然我提醒得有点晚了，但千万不要碰一种紫色的花，在双洱东很常见，本地人用它打猎，它有剧毒，绝对不能碰。

严梨花
我为之一颤，努力在残灯暮年之时再调动那不服输的脑细胞理解这个青年所说的话。
第一次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要在接受那善意的黑水木时感到犹豫。
从教三十几年，我见过主动加课到需要回家吸氧的老师，见过为了升职蹲点到校长下课去送礼的老师，几乎所有人都是为了更好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我对这些“大智”也好，“小聪明”也罢都见怪不怪，因为我也曾走过那样一段路，一段只顾向前无需回头的单程线。
当你削尖了脑袋为自己博得一点体面，这点体面就会被你同样爱好体面的父母亲所极大地夸赞。
我得到教师资格的那一年也是全家最光荣的那一年——人民教师，稳定光鲜。
所以光鲜了三十几年的我很难想象青年所描绘的这条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画面。
我还是握住了木头的另一端，那冰冷在提醒着，我忘记了自己最应该注意到的事。死亡。
“人终有一死，别太伤心了小伙子，”当初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要和生活在你周围的人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我遥望高处的雪山，去想象那道白光之后那日的场景——有人抱着骨灰盒，有人扒着灵台嚎哭，有人木然地上香和磕头，有人痛骂着谁的祖宗十八代。
而在这里的日子就显得太过安静了，死亡的安静。
初来一阵子时我还能大摇大摆地跟着向导走上山的大路，不久就每每都要踩着跛脚的小路攀爬。我用贫瘠的词汇库从当地人的嘴里得到了一点信息，他说死人，你不好踩。
一片盛放的妖异紫色像盘踞在漫山遍野的幽灵，把活人向往生的路上推。
本就对死亡十分敏感的我嗅到了整山里令人更为窒息的沉重感。我耐不住地询问那个年青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死这么多人啊。”
散落在地上的紫色花朵绽出血色的光。

李幼洱
我做过一个很长的梦。
拖鞋放在床边，鞋尖朝外，那边是风。清澈的月光从垂直的一侧行入。
风在动，将奔涌的河水带走，将红字中的水分带走，将做梦的年轻人带走。双洱族的老人说，鞋尖向内，便会把不好的东西引上床。
“怎么死这么多人”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没有比较，就没有多少。所以我当时是愣住了，之后我打开了与陆知三的聊天框。他是个记者或者学者吧，总之也没说清楚过。我6年前在昆江大学遇到他，他在做一个有关双洱族的新闻或者研究吧，总之也没说清楚过。
我问了他，然后说，你之前做的东西，似乎没什么结果。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我消息，说双洱东的非自然死亡率大概是全国的40倍，死亡原因中占比最高的是误食毒花。至于他做的东西有没有结果，他说了，但也没说清楚。
第二天，我讲与严老师听。
我的近况，似乎重新燃起了陆知三对这处的热情，他与我约定时间，说想坐那辆红色的大巴进村。
我反复问他，做了些什么，是否有结果。他只说，见面再讲，祝你好运。
现在，我躺在那张紧贴着墙边的床上，月光明亮、冷风呜咽。老人们说，第一场雪或许要来了。
母亲已经入睡，鼾声响亮。我从床垫下扯出一块旧而脏的碎纸片，细细端详。
7年前，我挂掉了大学一年级所有的28科。当时校内对于双洱皇族的不满已经达到了巅峰，发给校长信箱的邮件末尾都写着“若无教育公平，10天后此事将被公开至大众媒体”。
辅导员问我看见没，我说我又没瞎。然后这个因彻夜读诗所以肠胃不好富有口臭的清高文人，递给我一张什么自愿退学的证明，我忘了，上面通红的公章都盖好了，就差本人李总的签名。
我一言不发，签好了，一式两份。
之所以忘了上面具体的内容，是因为我当着辅导员的面就把我自己那份撕了。我讨厌神祗专属的红色。
这就是那块碎纸片的来源。我掏出手机，告诉可能已经睡了的陆知三，不要说我大学没上完这件事。
气温越来越低，我想，我该出去看看。
我直接在睡衣外裹上了一件厚重的军大衣。雪应该还在几万米的高空之上。天色灰白得发亮，像是汹涌浑浊的江水翻滚出的浪花尖尖的色泽。沉重的潮意降下，石板路又湿又滑。明天路会难走，不过严老师已经认得到路，而且一根结实的黑水木就在她家门口。
深空将月亮短暂地稀释开来，我急着去找陆知三。露出的脚脖子冷得像被针刺，被厚领遮住的脖子却沁出汗水。一步又一步，硕大的红字印在我身侧。我像是身处在一条深黑的隧道中。隧道，从山这边到山那头，这是一条不可能迷路的路，我却无法从中找到方向。
喝光了剩下的半瓶酒，我焦躁地等待月亮重新现身，或者等一个陆知三的消息。却先等来了雪。
它也是被风带来的，与我的鞋尖方向相反。
那场梦的最后，有个铁制的怪物在我身后睁开了双眼，鲜红如神、迅疾如风。我紧咬住牙，开始奔跑。我速度不比它差，可我又愣了一下，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转过身，张开双臂，挡在它身前。
那一刻，我脑海中出现了很多人，有村支书、有一同去上大学的人、有父亲、有哥哥、有母亲、有没给我回消息的陆知三，还有只叫声凄厉的鸟。
而后，没有撞击，只有一捧雪洒在我身上，在高高的雪与隧道口边缘最后的缝隙中，我看到月光，不知我现在是在深黑的隧道这头，抑或是我跑得足够远，已经身处另一头。
今年的雪尤其大、尤其早。我躺在平坦的公路上，这样想着。
到这时候我还没想明白“雨鹰的眼睛”为何物，我也没有选择去印上一个紫色的纹章。我想，我与他们不一样。他们还认得自己的归处、知晓自己的身份，而我却记不清家的方向了。
风还在吹，它告诉我，我曾经的家，被长期困于黑暗中。
我骂回去，那是我家，听你说个屁。

严梨花
“煎饼里边哪有土豆丝儿，您要是误食了可别回过头埋汰天津人儿！”
我睁开眼，被说话声从深梦里吵了起来，只觉额角被摇晃的车窗磕得直疼，脑袋宛如灌浆了一般不听使唤。
我坐上了回老家的大巴车。
窗外俨然是夏初了，大巴车也不必在满是冰雪的坑洼地段里艰难前行，我提前结束了支教，把稍稍偏轨的生活重新摆正。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呢。
我还在回忆那个静谧到可怕的双洱东村。我从死亡的寂静里悄然离开，有人却要到那里边去。
我想起那个年青人曾经善意警告过我不要去触碰那些紫色的花，如今我听到误食二字时心里咯噔一跳。
“您吓着了吧，这孩子也怪苦的，冰天雪地里...唉。”
村书记这样安慰发现了尸体的我。
我看着那张让我倍感亲切的脸，在群山空岭里蹲下身，闭上眼替他祷告，像把我的儿子拉离死去的孙子时那样拉着书记离开了那里。
我以为只有接受必须失去什么东西这件事才能鼓起勇气面对死亡，可我显然看不出那个亲切的小伙子曾经得到过什么。
我说咱们再会吧，和想要拼命挣扎着离开这里的人再会，和选择留在这里的人道别。
我说孩子们，如果下一个春天还会来到，那就永远不要放弃用生存对抗一切荒谬。
我还是想知道他只身奔赴雪夜的原因，但世界只为我留下了一片纯白的疑惑。
“他们说有执念的人死了也没法升天呦！”
可我还在执着地想着一个看似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但是有执念的人通常都心狠，不顾一切的那种，无论生死。”
我把从那里带来的那支黑水木小心地包起来，揣在贴身的口袋里。
“喂，李校长。”
“下一个支教村我就不去了。”
“老了，该退休了。”

结

灵感来源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2886

这场戏我写的太悲伤了！！！哈哈哈哈哈，一点也不村，就很忧伤。可能因为我当时刚看完这个稿子心情很沉重吧！
朋友说我把唐顾也带忧伤了。
而且第二、三回合之间，因为我个人原因，拖得有点久。
很感谢我的戏友唐顾，她善解人意，且像我的亲戚一样关心我、爱护我。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背景中找到了共鸣，看到她的某些句子我能够感觉到她与我对这件事的理解是相似的，这让我觉得很开心。同时，严老师的人设做的很好，第一回合看到的时候感觉就是个支教的老师本人！
因为我觉得我和她应该都不算是村里人，所以写成这样，也还行了！

非常感谢四四的辛苦结果，从选梗到约戏成功都非常顺利，而且主动开戏这是什么神仙哭唧唧
戏完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心照不宣地用了一种看似轻描淡写的表述去完成了这个戏，所以结尾我写完了之后本人情绪非常低落
但是这并不碍于我赞美我的戏友呜呜呜，毕竟写戏的情绪是彼此带动的
我看得出四四应该很忙，而且不过太久我确实没有催戏的习惯，结果到后来好多戏我自己都忘了，但是四四很自觉，还会主动提醒我她没写戏
等我把之前那些没完成的月戏搞完我就开个赞美贴，赞美所有和我戏过的朋友(我在明示)
最后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看四四发的这篇报道，笔者写得很深入人心，有很多点在里边都很值得仔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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