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上，剥削是劳动商品化的前提下收入分配不均衡的表现形式。
异化是指商品社会（劳动）化，这两方面相互纠缠，始终没有办法界定清楚时序上的因果关系。
而鲍德里亚认为，剥削与异化是物体系的一体两面，物兼具商品性和符号性，商品性表现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剥削，符号性表现为差异化的社会符号生产。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对剥削与异化进行了内容上的区分，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更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学的范畴上进行结构上的区分。
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忽视了后者的分析，使得符号范畴退化为其理论上“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缺乏相应的分析。
鲍德里亚认为：
资产阶级策略性地利用意识形态（将物质抽象为形式，可参考《新教伦理》），塑造了主体性的神话叙事，从而取得了19世纪的文化统治地位。
马克思发现了这一秘密，却错误地局限在主体性神话叙事的范畴内，接受了超验的意识形态假设，并在其基础上企图利用社会组织形态（社会学）反对经济学范畴的剥削。
而正是这超验的意识形态，，使得马克思的理论最终成为了一种主体意识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