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牧是战国后期赵国名将，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我觉得，应该称为战国后期四大名将更准确，因为战国前期、中期，还有不少名将不亚于这四人。下面先引用《史记》关于李牧的记载（可略过）：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馀，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原一战。於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後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庞暖破燕军，杀剧辛。後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於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於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关于李牧的其它记载，都非常简单，唯独大破匈奴一事，却记录得极为详细。史家惜墨如金，司马迁用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记录大破匈奴一事，除了这次战绩确实辉煌之外，恐怕还有其它原因。
司马迁身处汉武帝时期，对汉武帝连年遣军出击匈奴，肯定是非常清楚，而且深有感触的。他自己就是因为替出击匈奴而被俘的名将李陵辩解而遭受了宫刑。在《史记》中，司马迁就对汉武帝的对外军事行动有所批评，说汉武帝连年用兵，“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
司马迁不是认为不应该反击匈奴。匈奴连年寇边，杀掠边境汉民，甚至还越过长城劫掠内地，对当地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严重的侵扰和破坏。军事上防备匈奴，适当反击，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汉武帝派遣军队深入匈奴腹地，而且连年作战，疲惫士卒，空耗国力，这才是司马迁批评的。
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当时天下富足，但到了汉武帝晚年，民力衰竭，百姓流离，赤地千里，人民相食，可见其穷兵黩武到了什么地步。司马迁详细记录李牧反击匈奴一事，恐怕就有点借古讽今的味道了。
赵国只是战国七雄之一，论军事实力，在战国后期可以排到第二，仅次于秦国。地盘大约相当今天河北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一小部分，合起来不过是两省之地。由于北方人口较少，当时赵国人口估计只有300-600万，低于秦、楚、齐三国（战国人口据估算接近3000万）。
汉武帝治下的汉帝国，人口在5000万左右，经过文景之治，经济基础雄厚。但汉武帝出击匈奴，有胜有负，确实对匈奴形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代价也极为沉重，最后搞到民不聊生的地步。而李牧先固守，后反击，一战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使匈奴十余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城。相比之下，汉武帝打匈奴，费效比实在是太高了。

（二）
不仅如此，李牧反击匈奴时，赵国已经由盛转衰。
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就是长平之战。长平之战，赵国被坑被杀45万军队，几乎到了全国青壮尽殁的地步。第二年，秦军围赵国都城邯郸。邯郸保卫战虽然以各国联军胜利告终，但邯郸城内粮食耗尽，赵国损失极大，平原君不得不散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并外出求救。最后靠楚国和魏国的救兵击退了秦军。
司马迁没有明确记载李牧击破匈奴的时间，我们只能自己推测是在长平之战前，还是在长平之战后。
长平之战结束于公元前260年，李牧击破匈奴后，公元前244年率军打下燕国两城，公元前233年率军取得了对秦军的宜安大捷，公元前229年，李牧因谗言被杀。我们假设李牧被杀时60岁——这在古代已是高龄。那么长平之战结束时，李牧是29岁。我们假设李牧在长平之战结束这一年击破匈奴，那么李牧就得在22岁左右，成为代郡和雁门郡的军政一把手；因为他主持代雁门一带军政时，只守不攻了几年，被撤职一年后复出，又只守不攻几年，然后一战大败匈奴骑兵。
代郡和雁门郡一带是赵国防备北方胡人的前线，相当于赵国的北方军区，李牧不仅管军，还管政，可自行任命官吏，收取租税，这样的军政一把手，赵王会派一个只有22岁左右的青年将领担任吗? 在我看来，可能性不大。
再者，若是李牧在长平之战前就大破匈奴，使匈奴骑兵十几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城，那么在赵国都城邯郸被围，到了外无救兵必破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王怎么没让李牧率军勤王? 综上所述，合理的猜测是，李牧大破匈奴的时间很可能在长平之战的十多年后，这时赵国的实力已经得到一些恢复。
虽然实力可能已经得到一些恢复，但这时赵国的强盛已不复从前。赵国在华北平原的核心区，西有强秦，南有魏韩，东有齐国，东北有燕国，都需要重兵驻守，不大可能给予北方代郡和雁门郡太多兵卒和物资支援。李牧大破匈奴，主要依靠的还是当地的力量。
代、雁门一带，主要是些小盆地，其余都是大山，在那个时代，能够养活的人口不多，我估计在五十万左右；就算河套地区的云中郡还没丢失，顶破天也就一百万人口。后来邯郸城破，赵王迁被虏，赵王嘉跑到代地为王，几乎就被无视了。
李牧以不到百万人口的代郡、雁门郡为基地，在赵国四面皆敌，处处需要重兵驻守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取得对匈奴的大捷；与汉武帝举全帝国之力对匈奴用兵，却搞得民生凋弊相比，显然要成功得多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战国时的匈奴，还没统一北方草原，实力远不能与汉代的匈奴相比。但能一次性出动十多万骑兵，对于人口稀少的北方草原来说，也已经是一股很强大的军事力量了。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赵武灵王以一国之力，修筑了赵长城，却没有引起民愤；秦始皇举整个统一帝国之力，把原有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连接起来，却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可见赵武灵王是一个大大的英雄。我们通过李牧和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李牧确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军事家。

（三）
从《史记》记载看，李牧守边，战略上暗合了《孙子兵法》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他主持代、雁门防务时，可以自己任命官吏，使用地方租税作为军费。他善待士卒，给以优厚待遇，每天杀好几头牛给士兵吃，并勤加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他在边境遍设烽火，多派间谍，修缮城垒，及时传递胡人入侵的消息。碰到匈奴骑兵前来劫掠，就要求士兵百姓退入城垒固守，不许出战，军民没有什么损失。这样过了几年，哪怕自己被敌我双方都认为是胆小鬼，受到赵王的指责，李牧也决不更改。赵王非常生气，就把他撤职了。
接下来一年多，匈奴入侵，边军出战，好几次都失利，损失很大，边境地区都没办法种田和放牧。赵王只能请李牧复出，李牧称病推辞。赵王强求，李牧提出条件，只有同意他采取原来的策略，他才敢去赴任。赵王只能同意了。
李牧复出之后，继续采取避战固守策略，匈奴人好几年都抢不到什么东西，但也觉得李牧胆小。李牧则不断积蓄反击力量，组建了一支战车一千三百辆、战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弓手十万人的军队，并加以训练，使他们都熟悉作战。边军士兵得到厚待，但却不能出战，都很憋屈，纷纷向李牧请战。
李牧见士气可用，就让百姓都到边境野外放牧。匈奴小股部队入侵，劫掠了几千人。匈奴单于见状，便率领大部队前来。李牧布了一个奇阵，左右两翼埋伏了大量军队，待匈奴骑兵来攻，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随后逼降了林胡、攻破了东胡、消灭了襜褴，匈奴单于只带了少数人逃走，之后十多年，匈奴人都不敢接近赵国边城。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主政者对打仗要极为慎重。这一点李牧做到了，没有足够的把握，他都避战固守，尽量保证军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绝不轻易出击，就算自己的士兵把他当成胆小鬼，甚至赵王把他撤职了，他都没有改变。但是，他又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备战，训练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等待合适机会，主动出机，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消除边境的军事威胁。
战术上，李牧也极为高明。匈奴骑兵机动性强，来去自如，利则战，不利则走，易聚易散。边军轻易出战，很可能失利，若受到追击，损失会更大；若侥幸取得优势，匈奴骑兵也能轻易逃脱。所以李牧避战不出，一来减少损失，二来麻痹敌人。直到准备充分，才选好地形，布设奇阵，以两翼的伏兵，夹击、包围、拦截匈奴骑兵，以达到歼灭骑兵的目的。司马迁用了“大破杀”三字，显然十多万匈奴骑兵大部分被歼。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能够对纯骑兵部队打出这样的战果，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实际上，汉武帝反击匈奴的第一战“马邑之谋”，或许就借鉴了李牧的战法。当时汉军让人假意投降匈奴，表示愿为内应，打开马邑城门，引诱匈奴军臣单于入境，想在马邑谷中设伏灭之。只是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功败垂成。而马邑恰恰就在雁门关外不远。
在对匈奴作战前期，汉武帝有卫青和霍去病两个名将，确实取得了许多胜利。但到了后期，一方面好大喜功，一方面又竭泽而渔，频繁出击匈奴又颇多失利，损失极大，以致民不聊生。费效比不仅远高于李牧，就是和他的孙子汉宣帝比，也是要输了一大截。

（四）
公元前233年的宜安之战，是李牧又一辉煌战绩。
但司马迁对这一战的记载却非常简单，只是说李牧率军在宜安，大破秦军，败走秦将桓齮，被封为武安君。查找其他史书，也找不到更详细的记载。只有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传》有这么一段具体的描写：
李牧拜命而行，列营于肥累，置壁垒，坚守不战。日椎牛享士，使分队较射。军士日受赏赐，自求出战，牧终不许。桓齮曰：“昔廉颇以坚壁拒王齮，今李牧亦用此计也。”乃分兵一半，往袭甘泉市。赵葱请救之。李牧曰：“彼攻而我救，是致于人也，兵家所忌。不如往攻其营。彼方有事甘泉市，其营必虚，又见我坚壁已久，不为战备。若袭破其营，则桓齮之气夺矣。”遂分兵三路，夜袭其营。营中不意赵兵猝至，遂大溃败，杀死有名牙将十余员，士卒无算。败兵奔往甘泉市，报知桓齮。桓齮大怒，悉兵来战。李牧张两翼以待之，代兵奋勇当先。交锋下酣，左右翼并进，桓齮不能抵当，大败，走归咸陽，赵王以李牧有却秦之功，曰：“牧乃吾之白起也！”亦封为武安君，食邑万户。秦王政怒桓齮兵败，废为庶人。
小说之言，未必可信，但这段描写相当精彩，被许多介绍李牧的文章所采用，或许可以稍稍弥补史家未能详细记载的遗憾吧。
史书记载虽然简单，但从以下几点，依然可以看出宜安之战战绩辉煌。
其一，司马迁用“大破秦军”四字来形容此战，说明秦军至少是完全被击溃的，而不是作战失利而有序撤退的。
其二，记载“走秦将桓齮”，可见主将桓齮只率少数人逃走了。如果主将是随败军一起撤走的，史书惜墨如金，一般不会专门记载。
其三，秦军主将桓齮并非庸将。据《史记》记载，三年前，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魏国邺城，取九城；一年前，桓齮攻打赵国平阳，赵将扈辄率军救援，扈辄被杀，斩首十万。也就是在这一战，赵国主力尽失，不得不召李牧率军南下回援。能够一战歼灭赵军主力，且杀主将，斩首十万，可见桓齮军事素质不弱。统率的军队当在十万以上。
其四，作战地点决定了秦军一旦被击溃，大多数很难逃回秦国。从下图可以看到，秦国已三面包围赵国，但是邯郸依托南面的漳水和坚固的赵南长城，很难被攻破。所以桓齮率秦军主力从西面的太原沿井陉越过太行山，进入赵国腹地，企图从北面合围邯郸。秦军被击溃后，唯一的退路就是通过井陉逃回太原郡。从宜安到井陉口，有近百里的平原。李牧的骑兵较多，这一百里的平原，正是骑兵追击溃兵的最好地形，若是骑兵提前控制井陉口，全歼秦军也不是不可能。

其五，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秦军战斗力冠绝战国，被称为虎狼之师。桓齮统率的秦军，当在十万以上。李牧边军不到十万（代地必须留守），能够大破十万以上的秦军，可见李牧和他的军队，战斗力确实不凡。
最后，此战之后，李牧被封为武安君。封君相当于后代的封侯，非有重大战功不能封君，可见此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封号与秦国武安君白起相同，可见赵国把李牧当成跟白起一样的名将。
第二年，秦军又南北两路攻赵，主力仍然越太行出井陉，攻番吾。李牧在番吾又击破了秦军。然后挥师南下，逼退秦国南路军。韩国和魏国想趁火打劫，也被李牧击退。第三年，赵国发生大地震，大量房屋倒塌。第四年，赵国发生大饥荒。第五年，秦军再次南北两路攻赵，名将王翦率主力再出井陉，和李牧相持不下。秦国使反间计，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李牧和司马尚欲谋反。赵王派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赵葱让人暗地里把李牧抓起来杀了。三个月后，王翦大破杀赵葱，攻陷赵国都城，虏赵王迁，赵国被灭。

（五）
战国四大名将，李牧和白起一样因为战功被封为武安君，因此很多人喜欢拿白起和李牧来做比较。两人当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若是非要分个高低，可能永远都争辩不出结论；但具体分析比较一番，仍是很有意思的事。
从战绩来说，白起攻城70余座，杀敌百万，史称“人屠”。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李牧战绩虽然也不错，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逼降了林胡，攻破了东胡，消灭了襜褴，伐燕攻下两城，宜安大破秦军，番吾击退秦军，击退韩魏两国军队的趁火打劫。但与白起相比，显然还是单薄了许多。
但战绩这东西，第一取决于将领的水平，第二取决于国君的重用和信任，第三取决于国家的军事实力。就第二点来说，两人非常相似，都曾深受国君信任，委以重兵，但最后都受到国君猜忌，被杀或被逼自杀。就第三点来说，当时秦国实力冠绝战国，而赵国已经衰败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由此反推，两人的军事能力，应该是难分伯仲的。
大破匈奴之战，李牧人数略多，但相同数量的骑兵远比步兵有优势，有“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的说法。所以李牧这一战说是以弱胜强，也毫不为过。何况步兵对于骑兵，击退不太难，但难在歼灭。十次击退，不如一次歼灭。李牧能够歼其大部，足见军事素质之高。宜安之战，从两国实力来讲，是秦强赵弱；从军队数量来讲，虽然史无记载，但秦国处于攻方，借鉴长平之战秦赵双方动员的兵力，显然秦军数量不大可能比对手少。所以宜安之战，以及后来的番吾之战，说李牧以弱胜强，也是没问题的。
历史上最著名，而且被人评价最高的战役，往往都是以弱胜强，如项羽破釜沉舟的钜鹿之战，如韩信背水一战的井陉之战，如三国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如东晋的淝水之战。因为以强胜弱，在一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但以弱胜强，就是属于创造奇迹了。
白起一生征战无数，几无败绩，但史书大多没有明确记载交战双方军队数量。不过秦军经过军功爵位的改革激励，战斗力普遍强于山东六国。又由于秦军喜欢斩首屠城，被称为虎狼之师，六国军队普遍畏惧秦军。因此，就人数来说，秦军往往能够以少胜多。而就综合国力来说，白起之时，秦国已经居于战国七雄之首。因此白起的胜仗能不能算以弱胜强，恐怕是会有争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白起就不能以弱胜强。一来如果实力足够，当然是实力碾压最为稳妥，谁愿以弱博强。以弱搏强，往往是迫不得以的赌博。二来白起基本上都是攻势作战，《孙子兵法》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可见一般情况下，攻方必须出动比守方更多的军队，特别是需要攻城的时候。三来白起那些经典战例，如伊阙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确实胜得精彩。就作战指挥能力来说，白起肯定是超一流水平的。

（六）
虽说就军事能力来说，两人难分高下，甚至有人觉得白起可能更胜一筹，但就个人喜好来说，我更赞赏李牧。因为李牧的战争，主要是保家卫国的防守反击战。
北方胡人如匈奴，都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野蛮程度，决定了他们对定居的农耕民族，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破坏性。烧杀抢掠是其习惯性行为。为了防备胡人的劫掠，汉人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长城。长城对于防御胡人小规模的的劫掠、及时传递敌人入侵消息、调动军队以防备胡人破关都有积极作用，但却很难抵挡大规模的入侵，所以适当的反击作战也是很有必要的。李牧反击匈奴和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漠南作战，都可以归入此列。至于深入漠北打击匈奴，虽然很能满足一些人扬我国威、虽远必诛的天朝上国心态和好大喜功心理，但实际上却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因为损失极大，而北方草原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段时间之后，必定有新的游牧民族崛起。
秦为兼并六国，军队以斩首计功，为制造恐怖，又动辄屠城。长平之战的起因，是韩国割上党十七座城池给秦国，但上党军民不想做秦国之民，转而投赵。可见六国百姓，都不喜欢当秦国的国民。长平之战，赵国被秦国坑杀四十五万；后来交战，赵国被秦国斩首和屠杀也绝不在少数。李牧抗秦，绝对是反击暴虐强秦的保家卫国之战。
白起虽然战功赫赫，但在我看来，杀戮过重。被逼自杀前，他自己都知道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当然，白起的嗜杀，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秦国体制性的问题。秦国的军功爵制度，决定了秦国士兵必须有斩首，才能够有军功和爵位。以斩首博军功，则肯定会发生杀良冒功的现象。为了对六国造成恐惧，加速兼并进程，秦国又对顽抗者进行屠杀。秦在兼并六国时，对六国军民的杀戮，按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达到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或许有些夸张，但秦兼并六国，绝不是对六国的解放，而是掠夺、屠戮、征服和统治。
秦对六国的兼并，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种野蛮战胜文明，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欧洲蛮族灭西罗马，蒙古征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半个欧亚大陆，满清征服华夏。秦统一六国也是如此，虽然六国也谈不上多文明，但至少没有斩首的记录；再者战国上承春秋，造就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思想繁荣。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文化自由和成就，自秦统一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根源也在于野蛮而专制的秦制（百代皆行秦制，汉后兼用儒道）。
秦国确实很强大，但它是野蛮的强大。它的强大，是以牺牲国民幸福为代价。《商君书》说，国强则民弱，民强则国弱。为了国家强大，就只能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把百姓都制服了，都乖乖地，甚至心甘情原地为国家做出牺牲，国家自然就强大了。这也就难怪六国之民，都不愿意成为秦国之民。秦国统一之后仍然极为残暴，绝不是偶然，而是其体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决定的。
像秦国这样野蛮的国家，不论打着什么旗号来兼并远比秦国更为文明的六国，本质上都是亦祼祼的征服和侵略。因此，李牧抗秦，天然便具有反侵抗暴的正义性。屈原可以被称为爱国诗人，李牧为什么就不能被称为爱国将领呢?
我很喜欢杜甫诗《前出塞》中的第六首。年轻时，喜欢前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年纪越大，却越喜欢后面四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自然免不了伤亡；但只要能够制止侵略，杀人也应该有所节制；入侵战争的滥杀无辜，则更应该受到谴责。就连唐代的杜甫都懂得这一点，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连这点认识都没有，那么就仍然只是一个披着现代文明外衣的毫无人性的野蛮人。对那些张口闭口说“核平”“牺牲一半人口”的人，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自豪而壮烈地成为核平的对象和牺牲的对象。

好，拜读了。

拜读，最近太累了，如果需要关于李牧的更多信息，可以跟大家多交流，加油

有理有据，写的不错。不过单就白起李牧两个人实力比较的话，我觉得李牧还是更牛逼的，即使赵国后期羸弱不堪，李牧照样打的秦军毫无脾气，白起上阵也只能靠反间计，正面对抗拿李牧毫无办法。如果把李牧和白起对调一下位置，李牧也照样能打出更多漂亮战绩。所以说二人伯仲之间，如果硬要选一个，肯定选李牧

（七）
李牧能够大破匈奴，大败秦军，不仅在于他擅长用兵，还在于他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边防军。这支军队是他亲自训练的，可见他在练兵、治军也有独到之处；同时也给他带来一个优势，那就是将能知兵，兵能知将。
对于一个将领来说，指挥自己的军队和指挥别人的军队，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指挥自己的军队，清楚每一个下属以及其所率领的军队的特点，用起来往往得心应手，在判断战斗力以及兵力分配上，往往不会有什么差错。
同样的道理，下属和士兵熟悉自己的将领，对军队战斗力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将领能够得到下属和士兵的认可，甚至经常带着他们打胜仗，那么下属和士兵就会对将领有很强的认同感，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很高的士气；只要将领在，他们就有了主心骨，他们坚信将领会带着他们取得胜利，对将领的命令会坚持执行，并顽强地作战到底。
相反，若是将领得不到下属和士兵的认可，或者互不了解，那么将领就很难信任下属，指挥起来就会犹豫，部署起来就会有差错。而战争往往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下属和士兵无法信任将领，就会对将领产生怀疑，害怕失败，害怕成为弃子，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崩溃。
李牧亲自建立了这支边防军，而且厚待士卒，带着他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支军队跟随他十几年，甚至可能二三十年，把他称为“李家军”也不为过。正如“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家军”一样，“李家军”有很强的作战能力，能够击败虎狼之师秦军并不奇怪。
但是，不论是“李家军”还是“岳家军”，都是很被君主忌惮的。因为这样的军队是“李家”和“岳家”的，而不是君主的，他们只听自己将领的命令，君主是无法有效控制的。君主很害怕这样的军队有一天会用来对付自己。所以李牧的死和岳飞的死，或许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所谓“匹夫无罪，怀壁其罪”，拥有这样的军队，被中央集权君主“赐死”，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中央集权的君主，防家贼甚于防外贼，凡是能够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统统都是消灭的对象。赵王与宋帝不同之处在于，宋帝杀了岳飞，他还能保有半壁江山，而赵王则蠢到把手里唯一的救命稻草——李牧都给杀了。
李牧死，赵军临阵换帅，可想而知，“李家军”还会不会为赵王卖命。很快，赵国也亡了。结果让人扼腕痛惜。但是，李牧不死，赵国就不会灭亡吗?
李牧不死，或许能够延缓赵国灭亡，但是他改变不了赵国灭亡的命运。秦赵两国实力过于悬殊。这时韩国已灭，魏国已残，楚国太远，齐国只求自保，燕国还想来咬上一口。就算李牧总是能够以弱胜强，赢得每一场战斗，但他赢不了秦国灭赵的这一场大战。
更何况，他还要面对秦国的另一位名将，王翦。虽然，王翦也拿李牧没办法，所以只能用反间计。但是，李牧要击败王翦决不容易，秦国耗也能耗死赵国。或许，李牧死于反间计反而是他的幸运，因为他不必作为亡国将领而死，还能够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惋惜和同情。

注解：《商君书》驭民五术：
1愚民：统一思想，让百姓只相信统治者的话。
2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3疲民：为民寻事，使民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4辱民：一是无自尊自信；二是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5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无恒产者无恒心。
五者若不灵，杀之。

这是我读过的最全面，最客观的评价了。
评价军事能力，绝对不能忽视了国家实力和军队战斗力。
至于功过，更应关注战争的本质，那些鼓吹成吉思汗，白起的人，真应该把他们放到战争的铁蹄之下，再看能不能继续吹。

大体看了下，观点无非是踩汉武帝捧李牧。李牧的确是名将但是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强。七国之时匈奴只不过草原一部而已，另外你所谓的10万骑兵也不过是牧民很多男女老少而且武器可能都是木制骨制，甲胄都没有的而已，而汉武帝时期的匈奴已经是草原霸主，有青铜器和少量铁器，骑兵能拉出40万。拿这能去对比？另外王翦奈何不了李牧？开玩笑，那时候的赵国已经几乎是必死了。谁来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