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最近在二刷阎步克先生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收获颇大，遂在此做读书笔记，摘抄书中观点和吧友们分享。
阎步克先生是已故的田余庆先生的弟子，一位严谨、纯粹的学者，这本《波波》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爱好者中可谓如雷贯耳，与我而言，作者将半生心血得到的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就一本高质量的科普向历史作品，非大师不能为之，《波波》完全能称得上优秀的历史作品。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读书笔记
第二版前言
阎氏于2017年再版时写的一些话，主要是对本文思路重新打磨一遍，并介绍本文所用的方法论，读后能对此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大致认知。
写作对象：围绕政治制度、政治势力、政治文化，尤以前两者为重。政治制度理解为“制”，政治势力理解为“人”，二者相结合来观察、研究，从政治势力的变化来研究政治制度的演进等等就是用此法。这就是本书的方法论和行文最大特点：制人结合，从二者关系中，理解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变迁。政治文化也是叙述重点，主要突出文化传统、惯性、观念对政治的影响。
最后，阎氏运用其提出的“制度史观”，对“唐宋变革论”进行了驳斥。这种观点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社会上的大变革，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近代化”。但在制度史观下看，唐宋之间的政治制度并未有什么大变动，这在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被提及，钱氏将唐宋的社会面貌大加区分（所谓“门第社会”与“平民社会”），但也承认唐宋之间的政治制度“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对于这种情况，阎氏以波的叠加为喻（切合书名），将这一时期不同元素的线索分离开，会发现这些波型不一定一致，唐宋就是一个例子。阎氏在文末也说明了反对唐宋变革论的一个原因：“把唐宋两朝视为一个阶段，那么隋与唐初制度成就的划阶段意义，就更为凸显了。”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秦汉是一大变动，隋唐是又一大变动，唐宋则算不上。

三 常态、变态与回归
“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宫崎市定
变态、回归这个概念，阎氏之师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已经提出。阎氏补充，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这在18世纪欧洲人看来是略带贬义的“停滞”，即当时流行的中国停滞论，欧人看到中华帝国超乎寻常的稳定性，遂有此论（今人换为“连续”一词，不带贬义的同时还精准道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可谓妙极）。不能说中国政治在这两千年中就没有进化演变，但确乎稳定至极，使得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其实不多，最够分量的也就秦汉与近代。
阎氏认为，导致中国历史呈现出连续性的主体是政治制度。政治在传统中国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大了，经济方面的变迁对社会面貌的改变程度是比较小的。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开上帝视角看来，科学技术、经济关系的进步深刻改变了社会面貌，但在那时候的人们看来这些东西远没有重要到这个地步，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重大的“变革”，他们更多的是觉得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皇帝、官员、编户齐民从古至今都不会变。这就是帝制时代政治文明所带来的“常态”。以上论述也是阎氏提出制度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连续性中也会出现分歧、曲折，但最终历史轨迹会回到常态之下，即秦汉奠定的“历史的中轴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所发生的。此时用变态-回归尺度去探索，无疑是合适的。

二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项羽分封在制度上的意义：确实是旧制度的一种反扑，但其间也在进化着：项羽的分封标准是起义将领的战功，已经没有旧贵族的空间了，西周时代的分封到底是回不去了。相比之下，刘邦的汉初分封还更像一些，但中央集权的倾向确已十分清晰，直到武帝时代终于集大成，列国时代彻底谢幕。
汉代的地方行政：极简单，被后世称为典范。地方只有郡县两级，当时还没有后世精心设计的分权制度，郡守集军民财大权于一身，是一郡之主（无怪汉人经常把郡守比作诸侯）。帝国官员编制只到县一级，但县长官可以自行招聘大量编制外人员（刘邦的“亭长”就是其中一种），他们构成了帝国行政的基石。因此，所谓“皇权不下县”恐怕只是单看编制的表象。
郡县二级制度的变化要到东汉后期以后，变为州郡县三级。过程为刺史职权的扩大：东汉中期后战事不断，可能几个郡同时爆发战乱，此时就需要一名要员统筹好几个郡的军政，而原先是中央派下来督查的刺史就成为了人选，刺史逐步成为实际上的郡上一级长官。汉灵帝正式将一批要州地区的刺史设为州牧，三级体制开始形成。

二 行政组织的进化
简言之，进化脉络为列卿—公府诸曹—尚书诸曹，趋势为职权越发明确清晰，早期官职那种皇室家务官与政府政务官不分的情况逐渐减弱（比如列卿体制中许多官职就未摆脱皇室家臣的残留色彩，哪怕他们都是政府中九卿的一员）。朝廷中办公的吏员叫“曹”，对诸曹职权的分配也越发合理。历史的趋势在尚书诸曹身上而非公府诸曹，这和尚书日益兴隆、代表相权的丞相府—三公府逐步被削弱的背景有关，因此尚书的演变动力更足，速度更快，自然更具发展潜力。

三 军政与边防
秦汉兵制特点：常备军不多，“全民皆兵”都要服兵役。汉代内郡男子满23岁就要服役两年，一年在家乡当兵，一年去京师当卫士：若是保卫宫城，归卫尉管；若是保卫京城，归中尉（执金吾）管；也可能不去京师，而是去边郡戍守一年。若是边郡男子，则一直要承担边郡的边防、屯垦任务，比内地重得多。
帝国常备军在京师，数万人左右，多来自关西六郡。这一人数不多，可见当时的军事征发体制是相当优秀的。
对归附的势力：设“属国”（与郡平级）和“道”（与县平级）；对叛服无常的势力：设都护、骑都尉、校尉等官统治。
军队在中央的最高长官原来是太尉，后来逐渐转为三公之一，最高军职就变为大将军，权力很大，军官政治地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