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最近读的小说《受命》
《受命》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不过与旧式的复仇小说有所不同，此书并不以“复仇”这个“目的”来推动情节发展，而以其他东西来推进“复仇”。作品中的“复仇”有两条线，一条是主人公冰锋的复仇行动，另一条是嵌入的“伍子胥复仇”故事，这个故事贯穿始终，被主人公冰锋多次拿出来探讨。对冰锋也好，对读者也好，子胥复仇的历史故事已成定局，其结果不必再讨论，它是故事里的故事，镜子里的镜子，作为冰锋复仇的指路标而存在。当然，冰锋是否按照这个指路标来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契诃夫曾提出一个理论，在故事开头出现的物品，一定要在后来用到，否则，它压根就不该出现。理论家们将之称为“契诃夫之枪”，譬如电影开头出现在墙上的古董枪，迟早会被导演安排开火。《受命》中也出现了这么一把“枪”，上大学时带冰锋实习的徐老师要去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冰锋委托他为自己购买一把格斗刀，这给读者一个强烈的暗示，这就是复仇的工具。不过一直到最后，这柄利刃也没有用上，我们不妨将它称为“一柄没有出鞘的刀”，它是整本书中最耀眼的一个隐喻。
在精神层面，为了让冰锋与“伍子胥”产生内在联结，作品中详细的描述了他父亲的死，在阴暗的地下室里，父亲悲惨的自决了，是在绝食的情况下服毒，将绝望以一种极其幽秘的方式与伍子胥相联，又借《史记》这一文本上的划线传导给冰锋。在现实层面，插入了两段爱情纠葛，一段是冰锋与诗友叶生，另一段是和同事芸芸。其中，与叶生的恋爱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有大量丰富的、致密的，几近于逼真的细节描写，以至于让读到一半的读者揣测，冰锋获悉叶生就是他复仇对象的女儿后，是否会放弃复仇呢？这段爱情写的如梦似幻，以八九十年代的北京为幕布，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胡同恋爱生活，比真实更加真实，如写叶生去找冰锋，“冰锋听见门洞里停放自行车的声音，撩开窗帘，透过外面窗台上码着的两摞蜂窝煤的间隙，看着叶生走进院子，还穿着那件风雪猴，头上换了顶粉红色的女式兔毛帽，脚上穿着回力白色高帮球鞋，步子很轻，不知怎地惊动了枝头的一只乌鸦，叫着飞了起来，声音没有刚才那股悠闲劲儿，而显得有些紧张，其余的乌鸦也跟着尖叫着扑腾腾飞走了，就像那棵树忽然散了架……”这是冬天的北京，才具有的情景。当一切都朝向读者以为的方向发展时，这段恋情结束了，这是另一把没有出鞘的刀，——爱情的刀。
止庵先生是个读书人，善于在故事中嵌入故事，并且不留痕迹。叶生借了冰锋的书，那是夏目漱石的《心》，借叶生的嘴，说出了那段话，“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边毁灭自己一边前进。从结果来看，他只不过是在成功地毁掉自己这一点上很了不起罢了。”与其说这是恋人（文艺青年）之间的文学探讨，倒不如说是对冰锋命运的暗示。与文艺女青年叶生不同，丁芸芸更加直接，更加率真，也更加功利，与冰锋的优柔寡断相比，她更加直接，所以她与冰锋的恋爱很快就由“生米煮成了熟饭”，基本上朝婚姻道路狂奔而去。对于一个男人而言，庸常的生活始于婚姻，这是事实，不是贬义。如果冰锋听从丁芸芸的安排，复仇就会提前“取消”。不过，丁芸芸的出现，是为了让整部作品的空间感更大，不止是将故事安置在当时的北京，同时也是放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下。所以，这段感情以二人对现实的理解不同而结束。
冰锋再次见到叶生，有着恋人久别重逢的味道，这一段描写充满了蒙太奇效果，如同伍迪•艾伦电影里的镜头。重续前缘，不是为了拔出爱情这把刀，而是为了发挥叶生的“棋子”效果，只有以叶生为纽带，才能推动冰锋的刺杀计划。当然，这只是从冰锋这个角度而言，在叶生那一面，冰锋未见的就是手执棋子的人，恰恰是在叶生的诱导之下，推动着棋局。
冰锋年轻时的诗友燕苹后来说过一段话，“时间里有些东西被记住，又在时间里被遗忘了。每个人都作为见证者活过一生，但后来的人见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相比于终究成为油腻大叔，没有拔出复仇那把刀，或者说没给他机会拔出复仇之刀的冰锋，燕苹作为一个诗人，确确实实的是拔出了自己的文学之刀，但那又将如何呢？每个人身上，有自己的印记。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为最后的一击做准备，冰锋带上了那柄格斗刀、麻绳……经过派出所时甚至看了一眼门口亮着的红灯，想着刺杀后的自首，他甚至提前连受审都想过了。他拿着偷偷配好的钥匙，成功的进入了刺杀对象的家门。总之，契诃夫之枪被擦拭了一遍又一遍，子弹塞进弹夹，推弹上膛，但在最后一刻，没有扣下扳机。这是对“开枪论”的背反。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中，也安排了一个异曲同工的结局，主人公最后挥霍尽了老师为他准备上大学的学费，纵火点燃了金阁，但在最后一刻，他扔掉了用来自杀的安眠药和小刀，他决定活下去。
（文/白羽）
《受命》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不过与旧式的复仇小说有所不同，此书并不以“复仇”这个“目的”来推动情节发展，而以其他东西来推进“复仇”。作品中的“复仇”有两条线，一条是主人公冰锋的复仇行动，另一条是嵌入的“伍子胥复仇”故事，这个故事贯穿始终，被主人公冰锋多次拿出来探讨。对冰锋也好，对读者也好，子胥复仇的历史故事已成定局，其结果不必再讨论，它是故事里的故事，镜子里的镜子，作为冰锋复仇的指路标而存在。当然，冰锋是否按照这个指路标来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契诃夫曾提出一个理论，在故事开头出现的物品，一定要在后来用到，否则，它压根就不该出现。理论家们将之称为“契诃夫之枪”，譬如电影开头出现在墙上的古董枪，迟早会被导演安排开火。《受命》中也出现了这么一把“枪”，上大学时带冰锋实习的徐老师要去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冰锋委托他为自己购买一把格斗刀，这给读者一个强烈的暗示，这就是复仇的工具。不过一直到最后，这柄利刃也没有用上，我们不妨将它称为“一柄没有出鞘的刀”，它是整本书中最耀眼的一个隐喻。
在精神层面，为了让冰锋与“伍子胥”产生内在联结，作品中详细的描述了他父亲的死，在阴暗的地下室里，父亲悲惨的自决了，是在绝食的情况下服毒，将绝望以一种极其幽秘的方式与伍子胥相联，又借《史记》这一文本上的划线传导给冰锋。在现实层面，插入了两段爱情纠葛，一段是冰锋与诗友叶生，另一段是和同事芸芸。其中，与叶生的恋爱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有大量丰富的、致密的，几近于逼真的细节描写，以至于让读到一半的读者揣测，冰锋获悉叶生就是他复仇对象的女儿后，是否会放弃复仇呢？这段爱情写的如梦似幻，以八九十年代的北京为幕布，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胡同恋爱生活，比真实更加真实，如写叶生去找冰锋，“冰锋听见门洞里停放自行车的声音，撩开窗帘，透过外面窗台上码着的两摞蜂窝煤的间隙，看着叶生走进院子，还穿着那件风雪猴，头上换了顶粉红色的女式兔毛帽，脚上穿着回力白色高帮球鞋，步子很轻，不知怎地惊动了枝头的一只乌鸦，叫着飞了起来，声音没有刚才那股悠闲劲儿，而显得有些紧张，其余的乌鸦也跟着尖叫着扑腾腾飞走了，就像那棵树忽然散了架……”这是冬天的北京，才具有的情景。当一切都朝向读者以为的方向发展时，这段恋情结束了，这是另一把没有出鞘的刀，——爱情的刀。
止庵先生是个读书人，善于在故事中嵌入故事，并且不留痕迹。叶生借了冰锋的书，那是夏目漱石的《心》，借叶生的嘴，说出了那段话，“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边毁灭自己一边前进。从结果来看，他只不过是在成功地毁掉自己这一点上很了不起罢了。”与其说这是恋人（文艺青年）之间的文学探讨，倒不如说是对冰锋命运的暗示。与文艺女青年叶生不同，丁芸芸更加直接，更加率真，也更加功利，与冰锋的优柔寡断相比，她更加直接，所以她与冰锋的恋爱很快就由“生米煮成了熟饭”，基本上朝婚姻道路狂奔而去。对于一个男人而言，庸常的生活始于婚姻，这是事实，不是贬义。如果冰锋听从丁芸芸的安排，复仇就会提前“取消”。不过，丁芸芸的出现，是为了让整部作品的空间感更大，不止是将故事安置在当时的北京，同时也是放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下。所以，这段感情以二人对现实的理解不同而结束。
冰锋再次见到叶生，有着恋人久别重逢的味道，这一段描写充满了蒙太奇效果，如同伍迪•艾伦电影里的镜头。重续前缘，不是为了拔出爱情这把刀，而是为了发挥叶生的“棋子”效果，只有以叶生为纽带，才能推动冰锋的刺杀计划。当然，这只是从冰锋这个角度而言，在叶生那一面，冰锋未见的就是手执棋子的人，恰恰是在叶生的诱导之下，推动着棋局。
冰锋年轻时的诗友燕苹后来说过一段话，“时间里有些东西被记住，又在时间里被遗忘了。每个人都作为见证者活过一生，但后来的人见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相比于终究成为油腻大叔，没有拔出复仇那把刀，或者说没给他机会拔出复仇之刀的冰锋，燕苹作为一个诗人，确确实实的是拔出了自己的文学之刀，但那又将如何呢？每个人身上，有自己的印记。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在为最后的一击做准备，冰锋带上了那柄格斗刀、麻绳……经过派出所时甚至看了一眼门口亮着的红灯，想着刺杀后的自首，他甚至提前连受审都想过了。他拿着偷偷配好的钥匙，成功的进入了刺杀对象的家门。总之，契诃夫之枪被擦拭了一遍又一遍，子弹塞进弹夹，推弹上膛，但在最后一刻，没有扣下扳机。这是对“开枪论”的背反。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中，也安排了一个异曲同工的结局，主人公最后挥霍尽了老师为他准备上大学的学费，纵火点燃了金阁，但在最后一刻，他扔掉了用来自杀的安眠药和小刀，他决定活下去。
（文/白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