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中五年的封&制&改革，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王国由此丧失独立的&&地位，逐步纳入汉朝直辖体系。中国学界一般认为王国由“外”入“内”肇始于此。日本学者阿部幸信则指出，王国独立&&地位的丧失，以及由“外”入“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从汉代印制变化的视角，揭示出元狩二年诸侯王用印由玉印改为金印表明“诸侯王基本丧失了自立性，从而被吸收入‘内’”。但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其转变的进程仍在继续，大致在太初改制才最终完成，其标志性事件是王国境内同样奉行汉朝纪年。阿部先生比较完整地揭示出西汉王国由“外”入“内”的政治进程。但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当太初元年王国最终进入汉朝直辖体系之后，在已经建立的京畿—准京畿—内郡—边郡&治&理结构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对于王国进入汉朝国家体系后的地位，何慕曾有分析：
景帝吴楚之乱后，王国地位渐渐降为与汉郡同级。可能从此时起，中&的册籍中才开始出现王国地区的政区沿革。但鉴于王国的特殊性质，应当没有把王国“插入”到汉郡的次序中，而是以汉郡、王国分述的方式来排序，一直用到《汉志》的时代。从汉王朝正式建立开始一直到汉末，中&&府的册籍可能从没有经历过“郡国混列”时期。

何慕推测王国进入汉朝行政体系后，一直与汉郡相区别，“中&政&的册籍可能从没有经历过‘郡国混列’时期”。按照她的理解，进入汉朝&&体系的王国，地位应在汉郡之后，与《汉志》所示王国排序一致。然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从西汉中后期颁布的诏书来看，王国乃与内郡存在类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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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始元年）夏四月庚午，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本始四年四月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三月）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神爵四年四月）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以上出自《汉书·宣帝纪》）
（永光二年三月诏）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汉书·元帝纪》）
（建始三年十二月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以上出自《汉书·成帝纪》）

以上为发生灾异之后，朝廷要求全国举荐人才的诏书。这之中，王国均与内郡并列，举荐人才的数量完全一致。诏书往往不涉及边郡，说明边郡与内郡、王国存在差别。唯有元延元年七月诏涉及边郡，但边郡举荐人才的性质与内郡、王国明显不同。又《汉书·陈汤传》载“天子从其计，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内郡、王国在举荐人才、陵邑迁人等方面与边郡明显存在差别，表明内郡、王国&&地位相当，且高于边郡。

如果分析太初年间以后的王国地域分布，便不难理解这一现象。在元封、太初年间逐渐形成京畿—准京畿—内郡—边郡的&治&理结构后，汉廷分封诸侯王国皆以内郡改置。不仅如此，侯国的封置也在内郡范围里。 “内郡”实际成为“封国”形态存在的唯一地理单元。这种地理分布态势决定了王国拥有与“内郡”类似的&治&理地位。由此看来，太初改制后的国家&治&理圈层结构应为京畿、准京畿—内郡、王国—边郡（图6）。

基于这样的&治&理结构，政区排序中的王国应与内郡排在一起。前述所举悬泉汉简神爵四年行政公文出现“淮阳国”，正与内郡一并排列，位于“准京畿”的河东郡之后。淮阳国乃元康三年设置，神爵元年仍存。 《汉书》引录神爵元年诏的“淮阳”显然脱漏了“国”字。神爵元年诏书中，淮阳国也是与内郡排在一起。这种政区排序表明笔者推论的“京畿、准京畿—内郡、王国—边郡”的国家&治&理结构客观存在。

六、西汉后期现实与观念之间的国家&治&理结构差异
经过以上论证，西汉后期国家&治&理结构为“京畿、准京畿—内郡、王国—边郡”三层圈层结构。而《汉志》所见国家&治&理结构为“京畿—内郡—边郡—王国”四层圈层结构。而且汉郡的排序，明显存在关中郡与关外郡的分隔。两者比较，存在两点明显差异。一是，西汉后期国家&治&理结构对内郡的划分，突出强调“准京畿”与其他内郡的区别，而《汉志》内郡划分更强调关中、关外之分。二是，西汉后期国家&治&理结构中，王国与内郡位于同一层级，而《汉志》却把王国与汉郡区分开，将王国置于边郡外围，构成又一层级。

先看第一个差异。从西汉后期诏书所见政区排序来看，在现实的政&&作中，“准京畿”的地位更为显著。前面列举的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载录诏书中的政区排序，无不将“准京畿”与其他内郡区别开。特别是悬泉汉简Ⅰ91DXT0309③：237载录诏书，在排列内郡时，不仅首排“准京畿”的河东郡，而且把属于关中郡的上党郡排在关外郡之南阳郡、颍川郡之后，丝毫看不出关中郡的特别之处。不过，这并不意味西汉后期已无关中郡、关外郡的区隔。前贤都注意到《汉书》中的两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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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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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第一条记载中，耿寿昌建议减省关东漕粮，改从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籴粮”，不仅表明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属关西（关中）地域范围，而且与关东（关外）执行不同的粮食调运政策。第二条记载中，暂时允许关外流民进入关中，说明当时仍存在限制关外人口流入关中的政策。这些记载表明，西汉后期关中郡、关外郡的区隔仍然存在，而且在政策执行上存在差异。《汉志》中，作为关中、关外分界的一系列关隘仍被逐一记录，表明这些关隘依然具有重要作用。结合新莽、更始&&多次在关中、关外分界处进行&事布防，以及西汉后期限制关外人口流入的举措，恐怕这些关隘仍有&&驻守。毫无疑问，西汉后期仍存在“关中”“关外”的区隔，以及以“关中”制“关外”的地域控制政策。《汉志》汉郡排序首重关中郡，仍有其现实依据。

再看第二个差异。据西汉后期诏书所示政区排序以及相关政策，王国显然与内郡地位相当。然而史籍记载中，仍能看到汉朝区别对待王国的现象。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对王国人的区别对待与防范，即所谓“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受这种政治限制的影响，王国人不能出任公卿将军，不能为郎官。朝廷还规定汉人不能尚诸侯王翁主，显然是为了防止汉朝&员因姻亲之故而为诸侯牟利。汉成帝时期，东平王刘宇上书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以“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为由，加以拒绝。又汉朝禁止&员与诸侯王交通。这些都带有区别对待、防范王国之目的。太初改制之后，王国虽然由“外”入“内”，成为与“内郡”相当的&&组织，但在观念之中，王国的“外”之属性，仍未彻底消除。

何慕推测，王国纳入汉朝行政体系后，中&册籍里王国仍未与汉郡“混列”，而是分别编排，这是《汉志》分别排列汉郡、王国的渊源。她的这一判断具有合理性。目前所见出土汉代行政文书中尚无全国簿籍类文献，却有几种汉郡簿籍文书，如荆州松柏汉墓出土的汉武帝早期南郡簿籍，以及尹湾汉墓出土的汉成帝元延年间东海郡簿籍，在列举所辖县级政区时，皆先排列县、邑，再排列侯国。汉代侯国与王国皆属“封国”。从郡级册籍将县邑、封国分别排列的现象来看，不排除中&册籍同样存在先排郡、再排王国的规制。若所论属实，无疑在西汉后期仍存在区隔汉郡、王国的观念。《汉志》将王国排列在边郡之后，置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最外围，或许正是西汉后期&治观念的反映，而非班固个人的处理方式。

余论
以上通过对《秩律》《汉志》政区排序的分析，揭示了西汉一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变迁。《秩律》政区排序表明汉初国家&治&理结构为：以长安为中心，外围环绕内史，再环绕汉郡的圈层结构。而在汉郡中，又区隔为关中、关外两个地理单元，这套&治&理结构乃出于防范关东诸侯王国的需要，呈现“东西对立”的态势。这种国家&治&理结构延续至元鼎年间。随着元鼎、元封之际汉帝国疆域的急速变化，以及王国独立地位的最终丧失，原有国家&治&理结构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故在元封时期，武帝对国家&治&理结构进行改革。至太初年间，形成以长安为中心，外围环绕三辅、“准京畿”，再环绕内郡、王国，再环绕边郡的圈层结构，呈现“内外有别”的特征。这套国家&治&理构造一直延续至西汉末年。

然而对照《汉志》政区排序，其展现的国家&治地理构造与西汉末年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契合。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现实国家&治&理构造中，“准京畿”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内郡；而《汉志》更强调“关中郡”的特殊地位，属于“关中郡”的上党、太原二郡，地位高于“准京畿”的河南、河内二郡。二是现实国家&治&理构造中，王国与内郡地位相当，处于京畿、边郡之间的地理层级；而《汉志》将王国排列于边郡之后，将王国视为国家&治&理结构的最外围。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西汉后期仍存在区隔对待关中与关外、汉郡与王国的做法。可见西汉初期重视关中、防范王国等理念仍在发挥作用，于是出现国家&治&理结构中现实与观念的背离。这反映在《汉志》政区排序中，便是同时出现京畿—内郡—边郡“内外有别”的圈层结构，又出现区隔关中郡与关外郡、区隔汉郡与王国的“东西对立”特征。可见观念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对人们理解外部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现实情况发生转变，传统观念仍在延续，并尝试将新变化与旧有观念结合，或许这便是《汉志》出现汉初、汉末两种国家&治&理结构“杂糅”状态的原因。

另外，通过对西汉国家&治&理结构演变过程的揭示，还突显出一点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禹贡》所呈现的同心圆式的五服圈层地理结构，对西汉国家&治&理构造一直发挥作用。汉初汉郡环绕内史的结构，反映出渡边信一郎所谓的“中心—周边”之简单圈层结构，但出于防范东方诸侯王国的现实需要，国家&治&理构造更强调关中与关外的区隔，是一种面向东方层层设防的地理结构。而汉武帝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改造，其目的是建设“京畿、准京畿—内郡、王国—边郡”的圈层结构，在地理空间上尽量实现外部圈层对内部圈层的环绕，从而更切合《禹贡》五服圈层地理结构。无论是汉初，还是汉末，其国家&治&理结构都能看到《禹贡》五服圈层地理结构的“影子”。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三代以来华夏世界所形成的以圈层结构看待天下&&秩序的思维，在汉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依照地理空间远近来区别亲疏的想法，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政区建制，在西汉诸多&治决策和制度建设中，都能看到其身影，这或许可以为我们重新思考西汉国家特征和&治建设提供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