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唐蒙通夜郎之始尚无广汉郡。首先，唐蒙始通夜郎时，所率兵卒为一千人，《西南夷列传》载：“（武帝）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两处文献可以相互印证。
而《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告巴蜀太守》檄文记载：
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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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于此次开&拓土的行动，汉&&明确规定了巴蜀地区承担徭役的人数和徭役的具体内容。服役总人数为一千，巴蜀各分担五百人，说明此时仅有巴蜀二郡，并无广汉。

其次，《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载唐蒙通夜郎乃是“从巴蜀筰关入”，《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则载为“从巴（莋）[苻]关入”。关于唐蒙的出发地，王念孙《读书杂志》“巴莋关”条有详细辨析：
巴莋关本作巴符关，《水经》云：“东过符县北邪东南。鰼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注》云：“县故巴夷之地也。汉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符关者也。”是符关即在符县，而县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关也。汉之符县在今泸州合江县西，今合江县南有符关，仍汉旧名也。若莋地，则在蜀之西，不与巴相接，不得言巴莋关矣。隶书符字作苻，与莋相似，又涉上下文莋字而误。《史记》作巴蜀筰关，多一蜀字，于义尤不可通。盖因上文巴蜀而衍。旧本《北堂书钞》“政术部十四”引《汉书》正作巴符关。

王念孙之论证甚为精当，筰关在蜀郡西部，与唐蒙南通夜郎的形势完全不合，唐蒙的出发地当在符县之符关。而王念孙推测，“符关”又作“巴符关”乃是因为此处原为巴夷之地。笔者倾向于认为，“巴符关”可能为“巴郡符关”的简称，因为这更符合秦汉时期地名书写的习惯。即唐蒙率军前往夜郎之时，符关之地尚属巴郡。《汉志》中符关所在的符县属犍为郡，而犍为郡的江北之地（包括符县）原属广汉。如果广汉郡已置，又何以称作“巴郡符关”呢？这也说明唐蒙通夜郎之始还未置广汉郡。

那么，唐蒙是何时开始通夜郎的军事行动呢？
《西南夷列传》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王郢以报。恢因兵&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建元六年（前135年）王恢遣唐蒙使南越乃开西南夷之缘起，而初开南夷可分为两个阶段：一、通夜郎，置犍为郡；二、治南夷道。
《汉志》“犍为郡”条班固自注：“武帝建元六年开”，似乎暗示着第一阶段唐蒙通夜郎乃是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完成的。但班固此注显然有误。王恢击东越的时间在《武帝纪》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郢降，兵还。

熊伟业先生撰文指出，王恢击闽越（即东越）的时间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距离元光元年伊始（前134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根本不可能完成从豫章至闽越，又至南越，然后折回长安，又从长安抵达巴蜀，然后再由巴蜀通夜郎，最后返回长安的路程，唐蒙通夜郎置犍为郡的时间不可能在建元六年（前135年）。

可补充论证的是，前文已经提到，汉发巴蜀卒治夜郎道乃在元光五年（前130年）正月。而治南夷道是紧承通夜郎置犍为而来的，《司马相如列传》亦载：“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因通”二字正好反映出这两个历史事件应当相距不远。犍为郡置于建元六年（前135年），意味着此事与治南夷道相隔有六年时间，这与史书记载显然不相符。所以《汉书》班固注犍为郡置于建元六年（前135年）的说法难以凭信，唐蒙始通夜郎确实不太可能在建元六年（前135年）。

在否定“建元六年（前135年）”之说基础上，熊先生又详细地讨论了开西南夷中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得出以下时间表：
元光四年（前131年）春，唐蒙上“通西南夷”书；
元光四年（前131年）夏，唐蒙通西南夷开始；
元光五年（前130年）春夏，司马相如喻巴蜀，初通西南夷结束，置犍为郡；
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唐蒙开始发巴蜀卒治南夷道；
元光五年（前130年）秋至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公孙弘视西南夷”；
元光六年（前129年）春至元朔元年（前128年），司马相如开西夷；
元朔三年（前126年），罢西南夷。

熊先生的考证细致严密，其结论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形势。当然，唐蒙通西南夷的开始时间是否一定在元光四年（前131年）的夏季，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但通西南夷始于元光四年（前131年）的说法应当可信。
综上，广汉郡置于唐蒙通夜郎与治南夷道之间，即在元光四年（前131年）至元光五年（前130年）夏之间。
广汉郡之置与汉武帝初开西南夷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我们知道，“广汉”即“拓广汉&”之意。然而，武帝之前的西汉王朝不曾有开&拓土的行动，而在巴蜀地区更是如此。《西南夷列传》载：
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本文注：指西南夷）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
而司马相如在劝告武帝开西夷时也称：
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
可知，巴蜀地区一直谨守“故徼”，直到武帝元光年间才突破旧界，“复通”西南夷。所以从“广汉”这一称谓来看，此郡置于武帝初开西南夷之时是合理的。而南夷大片&土即将纳入巴蜀，可能会导致原来的政区格局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因此产生了政区调整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设置广汉郡也符合常理。

四、结语
传统观点认为广汉郡乃是汉高帝六年（前201年）置的，通过考察《汉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发现这一观点的史料基础并不坚实可靠。《汉志》中班固自注的内容错漏较多，其说法应慎重采纳。《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应是本自《华阳国志》，而《华阳国志》中关于高帝六年（前201年）置广汉郡于绳乡的记载可能有后人杜撰的成分，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总之，我们应当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广汉郡的始置年代，不能全依这部分传世文献之记载。

本文认为，广汉郡可能不是汉高帝所置。首先，《二年律令·秩律》中，巴蜀地区的县名排列更契合未置广汉郡之时的政区格局；其次，《二年律令·行书律》反映了吕后时期巴蜀地区的政区设置，但其中并没有广汉郡；最后，史书所载的高帝晚年汉十五郡中亦无广汉郡。
广汉郡在史书中最早出现的时间为元光五年（前130年）夏，而唐蒙在通夜郎之始尚未有广汉郡的存在，通过前辈学者研究可知，唐蒙通夜郎的开始时间为元光四年（前131年）。因此广汉郡可能置于元光四年（前131年）至元光五年（前130年）夏之间。此外，“广汉”之义为“拓广汉&”。西汉前期谨守旧&未有拓边之事，直至武帝元光年间方才大规模开拓西南夷之地，真正与“广汉”之名相称，将广汉郡定在元光年间是符合当时的&&形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