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和朋友聊王阳明的《示弟立志说》和人生成就的关系,来论证人的立志与成就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过于片面,就做一个详细总结分享一下吧。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想要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就,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东方哲学。
东方是农耕文明,人口密集,人和人的关系相对复杂,所以东方哲学倾向于研究人与人的博弈,比如儒家的礼法、尊卑、忠孝、三纲五常,法家的法令、权术、局势、合纵连横。
而西方是海洋商业文明,地广人稀,人和人的关系相对简单,所以西方哲学更倾向于研究个体和自然世界,比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苹果为什么掉到地上?
当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降临在古希腊,开始构建西方哲学的蓝本,我们的春秋战国也开启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诞生了以孔子、商鞅、老子为代表,儒、法、道三派东方哲学。
所谓诸子百家,无非就是儒、法、道三家思想的各种变形和拼接,整个东方哲学的三原色就是儒、法、道。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诸子百家,读懂了东方哲学。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儒家教人入世,道家教人出世,法家叫人实事求是。这里面儒家和法家虽然都是入世的思想,但是角度和观点截然不同。
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认为人性没有善恶,只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的核心是秩序,而秩序的核心是各安其位,不要有非分之想,典型的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讲究是三纲五常,尊卑有序。
法家刚好相反,它不受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不迷信任何君权天授,只相信一切能给自己带来力量和收益的方法。研究人性,尊重人性,依托人性,理解世界,讲究的是实用和革新。法家并不是不讲道德,只不过他认为道德属于胜利者,因为胜利者拥有道德的最终解释权,因为他们有史书的出版审查权。
而道家表示你们两家好无聊,人世就这么点事,争来争去,有意思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人世间的痛苦就来自于你们儒家和法家的入世功利心,只有无为而治,世界才能变得更美好。
那么在当时,这三派谁更有用呢?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正是法家的杰作,秦灭六国,起码有一半的功劳属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什么礼法尊卑全都靠边站,大秦的荣耀唯有耕与战。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只要你能拿回来五个敌军的人头,就能实现阶层跨越。
后世的诸葛亮、王安石这样的实干家都极力推崇商鞅的思想,但法家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于直白,冷酷不适宜大面积教化,拿现在话说就是缺乏正能量和人文关怀,而且它的内核是革新,不是稳定,就像一柄利剑,适合打天下,但不适合治天下。
所以刘邦在灭了秦朝建立东汉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汉文帝时期最终选择了道家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法家这么好的东西是不可能被埋没的,文景之治存在仅仅几十年之后,汉武帝就重新启用了法家思想,而且手法精妙绝伦,前无古人。
他开创性的搞出一套外儒内法,扯儒家的皮披在法家外面,给法家这把利剑安上了一个剑鞘。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核却是不折不扣的法家正统,既保证了效率,又维持了体面。
不得不说这招非常高明,秦始皇就是太耿直了,一言不合就焚书坑儒,要能想到这一招,大秦也不至于二世而亡。
所以说,其实汉武帝的文治是大于武功的,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从独尊儒术开始,东方的处世哲学就形成了两套规则,一套是法家,属于暗规则,一套是儒家,属于明规则。
法家冷峻严酷,但它在事实上维系着帝国的运转,儒家圣光普照,但它更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客套,而道家则被认为是消极避世,逐渐被主流意识边缘化。
从功利入世的角度来说,儒、法、道三家思想谁更有用似乎已经再明显不过,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是谁有用谁没用,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道小孩子的选择题,而是一道成年人的思考题,正确答案是,我三家全都要。
一个人有没有打通认知的任督二脉,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儒、法、道这三家看似矛盾的思想能不能在他的大脑里完美融合,一体共生。
一个只信奉儒家的人很难成功,因为太愚昧,一个只信奉法家的人很容易失败,因为太激进,而一个只信奉道家的人,可能会“避世”,因为他会自己定义一个非世俗理解的成功。
真正的入世强者,从来都是做儒家人,行法家事,生道家魂,亦正亦邪,一半欲望,一半豁达,用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
做人行儒家君子之道,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可以得人心,但做起事来却是法家的内核,从来不对人性之善抱有任何幻想,会利用手段和局势来达到目的,而内心深处又住着道家的魂,从来不对结果过于苛求,能够时刻保持内心的平静,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用儒家驭众生,用法家建功立业,用道家修养心性,既有圣人心,又有屠龙术,还有逍遥魂,眼中有光,手中有剑,胸中有乾坤。
万法虽繁,不过生于一心中,至此,世间成就不过是人生路上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