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喻此前的《人生算法》、《被蠢人、穷人与聪明人放弃的“概率权”》等等雄文，引发了众多知名媒体的竞相转发。老喻的文章，信息量之大，引用论据之丰富，逻辑轮证之严密，分分钟让大家感觉自己智商不够用，值得一读再读。
适逢复活节港、美股休市，逃离纠结的K线，是平静的思考问题的时候。

今天这篇文章从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引出，从古代说起，对欧美与中国的科技发展的形成、演变、优劣和差异全方位的探讨和深度分析，引用了十多部著作，当然文末老喻也对国内BAT类似的科技企业寄语了期望。
阅读之前，还请唤醒你的所有脑细胞，享受思想的洗礼吧。

一
即使是中国人，也很少有人比英国人李约瑟发自心底地爱这个东方古国。故事始于他与一名中国女留学生的婚外情。那是1937年，留洋青年方鸿渐正在返回上海的船上。“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
在此之前，李约瑟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被称作“化学胚胎学之父”。他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结婚，双双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两人举案齐眉，处于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巅峰。
鲁桂珍，一个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后来前往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夫人接受了自己的学生与自己的先生之间的恋情，“我们仨”融洽共处50年。1987年夫人病逝，李约瑟于两年后迎娶了鲁桂珍。

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触动了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他由此形成一个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一方面因为这般爱情传奇，一方面因为李约瑟本人并非科学史专家，他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从开始至现在，由中国到世界，都充满了争论。
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Fara在《四千年科学史》里写到：“许多关键性的发明最早出现在中国，而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李约瑟对此进行了庞大而杰出的研究：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数学化的自然科学能应运而生？”
“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在中国？”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西方研究者们分析如下：
1、那些超群的技术所依赖的不是那些悠闲学者的天才发明，而是在家族内手手相传的工艺技能。
2、（关于科举考试）指定的文本和评注旨在记忆而不是批评，因此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一致性并最终变成了国家教条。这种僵化不仅扼杀了原创性，而且还意味着许多学者更注重道德和古代哲学辩论，而不是现实问题或科学疑问。
3、不同于欧洲多种多样的小封地，而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4、哲学和宗教的态度分歧。中国的宇宙学家们没假设有某种不动的第一推动者通过自然法则来管辖宇宙，而是相信天体的行为与凡间的人类社会相关联。

相关的观点还有：
秦朝统一后，加上科举制度选拔，中国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
上面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被认作中国十大国际友人的李约瑟满怀情感地做出结论：
“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
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
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
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二
对于该问题，林毅夫是“科技供给不足”理论的支持者：
中国古代的发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现代发明是科学性的。经验科学靠的是偶然性，生产越多，偶然性出现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现的也越多。
因此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和一个人口少的国家相比，经验性的发明当然是前者多（这叫规模效应），这就是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的理由。
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发明自然也停滞，而现代科学则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往前的，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过我们的原因。
饶毅教授认为：除了所谓“李约瑟难题”引发“中国古代到底有无科学”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其实更多体现于一种功利主义取向。
很多人不了解科学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还有些人，希望中国“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科学研究。
在严复看来 ，中国古代就无 “学 ” 。因为：所谓学 ，就是要通过大量的事实然后总结出结论来 ，才叫作学 。中国古代 ，大家唯圣人之言是从 ，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 ，根本就没有人从大量事实出发去总结出什么结论的事。
严复在1895年提出了“废八股”的要求，他认为，科举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害。
“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

如果中国古代没科学，又何以“领先”世界数千年呢？中国古代没有，外国古代就有吗？
这个问题背后的潜问题是：我们为何落后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 1820年中国的 GDP占全世界的 32. 9%，这一优势直到 1895年才被美国超过。
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就此命题进行了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是：
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要理解科学就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
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第一是希腊科学，第二是近代科学。希腊科学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中国文化以仁爱精神作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精神错过了。

吴教授解释了自己写这本书的深层动机：
1、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2、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
3、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
三
近1000年前，当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北宋人沈括建设了一个巨大的天文观测台，和一个华丽的浑天仪，并发起了“大数据”采集工程：每晚3次测量行星的位置，并持续5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未利用这些数据去推导控制行星行为的数学规律，而是（在编制日历之外）试图找到星相与现实世界线性的、简单的、无所谓因果关系的关联性。

从经书、从八卦、从文字、从星相、从抽签、从黄历、从五行、从属相、从时辰、从星座、从血型、从颜色、从数字、从左右、从方向、从节气、从山水、从房屋、从动物...，我们有各种“占卜之术”。大多无法逃离“错误归因”（逻辑谬误的一种）之嫌疑：
“你从两个事物可能存在相关性，就得出一个事物是造成另一个事物的原因。
错误在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事物未必有因果关系，可能这两个事物有共同的起因，或者两个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它们直接的共存只是巧合。一个事情比另一个事情先发生同样不能说明两个事物肯定存在因果性。”
现实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类不那么科学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四
在黄仁宇看来，20世纪之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名与实之间没有成功地得到连接。《驯服偶然》的译者前言里，提及他的感慨：
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是“间架性的设计”，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这种“间架性的设计”被认为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正如李约瑟评价朱子时所说，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结果则是中国的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让我想起朱清时院士的演讲《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和震撼。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朱院士的演讲有其具体语境，以及对宗教的敬意。却道出了不少人心底对现代科学的情绪：你们这一套，我们的老祖宗早就预测过了，等着你们吭哧吭哧地论证出来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问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欢我？”
中国有句话可以回答他：画鬼容易画猫难。
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两步看看？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
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
“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
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
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个比喻同样可以用来揭开我们对祖先如谜般智慧的沉醉，例如阴阳理论、二进制、能量与气、混沌......这些预言看似领先数千年，但钟表的外壳依旧紧闭。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的巫师也许有更令人惊讶、更“精确”的预言，也许与“引力波、量子纠缠等等”更加形神俱和。
而我们，来到21世纪，却还在歌颂数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辞。

五
传说乾隆下江南时，与镇江金山禅寺主持站在长江边的小山上，看江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皇帝问和尚：“你看这江面上有多少艘船？”
高僧沉吟片刻答曰：“只有两艘。”“何谓两艘？”乾隆紧接着问道。高僧答道：“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这个故事形象地描述出中国人对“顶级智慧”的定义。
老外认为，中国人把宇宙看成生命体，一个依靠各种内部“动力”连接的整体。这种动力或能量称作“气”。另外两种基础动力分别是“阴”和“阳”。中国人相信宇宙由 5种元素组成：金、木、水、火和土。这些元素结合阴阳产生出昼夜更替、四季变化、生死轮回、斗转星移的自然规律。
在一本科普读物里，作者写道：
正是因为中国人认为世间万物都由这些元素和能量构成的，彼此相通，生生不息，所以他们没有提出“原子”是物质的基本单元这一概念；
而且在中国，也没有自然哲学家一定要用数字描述才符合“科学”的标准。
比乾隆早2000年的阿基米德，在《数沙者》提出了更难的一个问题：
要用多少粒沙子才能填满整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