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没有抛出一个高明且含混的答案。他在数据、公式、思维方式都极为贫乏的境况下，依然给出了史诗般的计算：
为了计算充填整个宇宙所需要的沙子的数量,阿基米德必须知道宇宙的体积。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宇宙被一个晶体球包围着，恒星就镶嵌在这个晶球的固定位置上。
著名的萨摩斯人阿里斯德鸠是阿基米德的同时代人，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据他估计，从地球到那个天球边缘的距离是10,000,000,000个斯塔德(stadia),或者,大约是1,000,000,000英里的立方。
通过比较这个球体的体积和沙粒的体积，经过了一系列令现代学生做恶梦的计算之后，阿基米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明显，要想填满由阿里斯德鸠所估计的这个天球所界定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沙子的数量不会超过一千个米亚德的第八级单位。”
结果是否精确已不重要。阿基米德的问题不仅仅是“宇宙有多大”，而是：
“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一个比我们过去所测量过的任何物体都大的实体是否可能？”
阿基米德以身试之：“可能。”
据说，这是科学家首次迫使数学服务于科学的目的，而不是科学服务于数学。阿基米德重塑了数学语言，使其与宇宙现实相吻合。”选择沙子来度量这个被恒星填满的天空，阿基米德由此做出了一个新的断言：
宇宙中没有人类不可数或不可理解的事物。

Hubbard在《数据化决策》里提出“一切皆可量化”，试图探索大数据时代的量化决策方法。他开篇举了三个“量化大师”的实例：
1、古希腊人如何坐在图书馆估算出地球周长；
2、费米计算费城有多少钢琴调音师；
3、九岁女孩如何揭穿“抚触疗法”医学谎言。（这个方法，我们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
三个问题中，9岁小女孩的方法很简单但对我们最陌生：控制实验。--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体系中，这种“提出问题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框架”的能力，以及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从来都是被忽视的。
1996 年，艾米丽发现妈妈琳达在观看一部录像，讲的是“抚触疗法”：一种通过操控患者的“能量场”来治疗疾病的有争议的方法。当患者一动不动地躺着时，临床医生会将他的手移到离患者身体几英寸（1 英寸 = 2.54 厘米）的地方，然后检测并去掉“不希望有的能量”，这种能量被认为是产生各种疾病的原因。
艾米丽对妈妈说，她可以根据这种方法做个实验。作为护士和美国国家反健康欺诈委员会的长期成员，琳达给她女儿的实验方法提了一些建议。
艾米丽雇了21 个掌握抚触疗法的临床医生。她坐在桌子旁，临床医生坐在她对面，两人之间用一个纸板隔开，谁也看不见谁。纸板的下面剪了一些洞，艾米丽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把手放在医生的左手还是右手处的洞里。
然后，她把掌心朝上，离医生的手四五英寸远，这个距离会标记在纸板上。艾米丽的手和医生的手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而且医生是看不到的。医生通过感知艾米丽的能量场，确定她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左手处还是右手处。
结果表明，抚触疗法是“未经认证”的。1998 年4 月，11岁的艾米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实验结果。这让她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成为在核心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最年轻的人。

30年前，写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诗人海子自杀。据传与“修炼气功走火入魔”有关。他在遗书里写到要找某人报仇。公开资料介绍，1988年某人以“人体科学”方面的特长（被认定有特异功能），被免试特招进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从事用特异功能找矿。
那人曾在论文里写到：“已使我们确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关于人体科学研究“搞下去一定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
气功热，一个9岁女孩就能揭穿的谎言，当年让多少人人如痴如醉。
我们仿佛陷入了某种诅咒，每隔多少年就会来这么一次。
科学的进步，貌似不会轻易消减反科学的比例。据说在美国，星象学家的数量是天文学家的20倍。当然，星象学家应该归属于娱乐圈、而非伪科学圈。
科学也将允许人们以更加高科技的方式反科学，例如用智能手机算命。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各界精英、决策层、教育者而言，科学的认知体系，需要成为整个社会的思维基础设施。
“名”来“利”往，千帆过尽皆不是，斜辉脉脉水悠悠。

朋友：稍有疑问的是：我觉得为了戏剧化多了些加工— 比赛前真正了解的人应该知道，李世石根本没机会的。真正的事实太枯燥太直白太残酷，人性本质上拒绝。而吸引不了观众的传播是失败的，所以………眼球经济哈！
老喻：要相信科学家的诚实，与李世石比赛前Deep mind并不是有十足把握。
朋友：呵呵，输的那盘勺子叠出，是给面子吧。剧本是有的吧。愿意为流行而妥协，甚至本身自带流量自带表演天赋的科学家，历史上很多哈。做些娱乐配合，不算是不诚实哈。
老喻：觉得阿尔法狗团队在作秀很让人无语。少点儿阴谋论会让生活美好点儿。输的那盘事后有详尽分析，李世石的挖本身并不成立，但是的确击中了程序的弱点。事后Deep mind改进了算法。
朋友：阴谋论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如果你有机会真正了解公司内部决策。我亲身见过兵棋推演哈。
老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了利益而在密室里谋划、并认为排演并违背事实的“作秀”不是欺骗。我不是围棋和人工智能的专家，我只是觉得Deep mind的科学家们有这个基本的自尊和价值观。当然，在中国，这些都是图养图森破的标志，大家只计利害，不问是非，所以有王利芬事件。回到你我辩论的主题：我不认为这个专题片如你所说“是设计出来的、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的作秀”。
我在这次对话里，表现了自己情绪化和书呆子的一面。我从骨子里不愿意相信哈萨比斯和黄博士作假：让李世石赢下那一盘，以谋求更多世人关注。这对科学家和棋手而言，都是极大的羞辱。作为一个科学与围棋爱好者，我不愿接受这一点。

由此说开来：
1、我们已经丧失了那种信任能力，不相信有人真的愿意不为私利而做伟大之事，尤其是那些权贵人士；
2、我们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见不得人的那一面。这是一种广义的阴谋论。例如巴菲特、盖茨、扎克伯格的捐款是为了避税，肯德基的鸡有八个翅膀，等等；
3、我们认为造假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你有善意的出发点、或者哪怕出发点都很糟糕但是结果很**的时候。
4、其实，大规模的造假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被揭穿后更是得不偿失（大家集体不认账是另外一回事）；
5、我们不相信体面、尊严这些词汇，活命要紧，利字当头。城头变幻大王旗，谁赢谁来写历史；
6、本质上我们还是穷怕了，无论是食物还是财富，我们都摆脱不了那种饥饿感，抓住多少都不嫌够，如何抓、吃相如何，全不重要。

吴国盛提及了几个关键词：
西方文明经常被称作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中国人固然也讲诚信，讲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据并不是外在的规则约束，而是内心的良善。规则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实上，中国人通常比较轻视规则的神圣性，喜欢灵活机动、见机行事，过于依赖规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呆板、一根筋。
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
“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不在乎契约，无所谓自由，也就不在意尊严和体面了。

1858年，得出自然选择理论长达20年、但仍不肯发表的达尔文，收到了英国另一位自然学家华莱士的手稿《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他惊奇地发现华莱士也独立得出了自然选择导致进化的思想。达尔文在给莱尔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我的所有成果， 不管意义有多大，也许都得不到承认。”然而，他还是慷慨地帮助华莱士发表了他的论文，只是要求自己的成果也能同时发表，虽然他担心这个要求“有些可鄙” 。
1859年底，达尔文出版了 400多页的《物种起源》。但早在《起源》出版之前 28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苏格兰人马修提出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非常类似的思想。 1860年，马修给杂志写信申明他有优先权。
达尔文心里也非常不安，他在信中回应道：“我完全承认马修先生多年前就提出了我对于物种起源提出的自然选择解释……我只能向马修先生道歉，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的著作。”
达尔文所表现出来的谦逊、绅士、体面，与他的伟大科学成就一样值得称道。
有人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演绎为“适者生存”，进而描述成“弱肉强食”；还有人将被曲解的达尔文主义从丛林引入社会，我们对此不会陌生。

然而并无人关注。
1866年元旦前夜，孟德尔致信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内格里，附上了有关豌豆杂交实验的简介。内格里对于孟德尔以及他从事的工作不屑一顾。他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业余科学家，他在孟德尔寄来的第一封信上随手写下了评语，言辞之中莫名其妙地充满了贬低之意：“这些只是经验之谈……根本无法证明其合理性。”
按照中国当下的标准，孟德尔或许算是个标准的“民科”。科学发展至今日，业余科学家即使在博物学领域，也很难有所成就。但是，对于本来科学空气就稀薄的中国而言，对“民科”不加辨别的吹捧、和棍棒乱舞的嘲讽，其本身正是“伪科”的一部分。
穆克吉写道：孟德尔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慈爱更令其超凡脱俗...慈爱（ tenderness）、照料（ tending）以及张力（ tension）这三个词具有相同的词根，其中“照料”指农民或园丁打理农作物的行为，“张力”可以形容豌豆藤蔓向阳光伸展或者紧紧缠绕在乔木上的样子。
“科学研究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 1883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对一位同事说道，“并且，我相信，我的研究的成功很快就会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可。”
直至死去，孟德尔都没有被世人关注。讣告里未提及他在遗传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一位年轻修士描述道：“他平易近人、好善乐施并且心地善良……他热爱那些美丽的花朵。”
整整35年后，直到1900年，孟德尔定律才由3位植物学家--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通过各自的工作分别予以证实，成为近代遗传学的基础。从此孟德尔也被公认为科学遗传学的奠基人。
如孟德尔自己生前所预言，人类将永远记住他，以及他栽种的甜豌豆。
伟大的科学家彭加勒说：我希望捍卫为科学而科学。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实，因而必须选择那些值得了解的事实。
例如我在前面已经表明什么是天文学事实的高度价值，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实际应用，而是因为它们是所有事实中最富有教益的事实。只是由于科学和艺术，文明才具有价值。
一些人面对为科学而科学大惊小怪；可是它却与为生活而生活一样有效，即使生活只是痛苦；假如我们不相信一切欢乐都具有相同的质，假如我们不希望承认文明的目标就是向酒徒提供烈酒，那么它甚至与为幸福而幸福一样有效。
对于相信时间的人来说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矛盾——地质史向我们表明，生命只不过是两个永恒死亡之间的短暂插曲，即使在这一插曲中，有意识的思想持续了并且将仅仅持续一瞬间。思想无非是漫漫长夜之中的一线闪光而已。但是，正是这种闪光即是一切事物。
追求真理应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才是值得活动的唯一目的。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应当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受痛苦，这是一个消极的理想，世界一日不灭，痛苦终不能已。如果我们希望越来越多地使人们摆脱物质烦恼，那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研究和思考真理中享受到自由。
以上一大段，翻译成中文就是：要像吃饱了撑的般搞科学。

在我们看来，犹太人首先是有钱。美国前400个富豪家族中，犹太人占了23％。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中，犹太人占近一半。
其次犹太人很聪明。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中将近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超过四分之一的菲尔兹奖得主都是犹太人，5 5 ％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是犹太人 。
但我们不太留意、也不太在意那些“玩儿虚的”领域，犹太人同样杰出：
5 1 ％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是犹太人；
20世纪伟大哲学家当中，犹太人占1/4；
在艺术、流行文化领域，有许多巨星都是犹太人；
1930年对美国4000多名拳击手的研究表明，其中的优秀选手（很多）都是犹太人。
公元64年，犹太教主盖姆拉颁发法令要求所有男性必须能够诵读《塔木德经》。下一个在男性间普及了读写能力的民族约在1700年后。
《塔木德经》写道：一个男人应该变卖所有财产去娶一位学者的女儿，也应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学者。
中国人和犹太人对智慧的定义是不同的。
我们自古重文轻理，后来又追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如今，理科生和文科生彼此鄙视（更多是理科生有莫名的优越感），似乎无法相容。
其实，在现代科学的学术概念里，并没有理科这一概念。
而且，没有人文学科的底蕴。所谓理科生也走不远。
人们都知道扎克伯格是哈佛计算机专业的辍学生，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修习心理学。格林斯潘曾经半开玩笑说：“所谓的新经济实际上就是心理学。”。--这两位都是犹太人。
人们都觉得乔布斯是一位人文大师，却忘记了他小时候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还曾经打电话给惠普的创始人索要电子元件。
孙乙戌写到：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夫带来了他的“苏联模式”。他认为新中国的大学就是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要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医师和农业专家，而不是文科生这种大而无用的人。
终于熬到20世纪90年代，文科院系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中国兴起了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热潮，没有文科专业说不过去。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场潮流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灾难。
人才断代、盲目扩张、利益驱动、缺乏经费，导致一批批低水平文科专业的诞生。
《智慧之路 》列出了每个犹太青年应该学习的学科：
他应该学习逻辑 、修辞和诗歌作品 ，直到他熟知它们 …
他也应该学习工程 、语法和天文的基础知识 ，直到他熟知它们 ；以及其他学科和技艺的领域 ——无论他本身需要什么知识 ，直到他熟知它们 。

关于犹太人的话题，以及与中国人的对比，实在过于庞大，我姑且收于四点：
1、智慧是不能分“有用”和“没用”的，也不能分“文”和“理”，更不能分“赚钱”和“不赚钱”的；
我曾写过，“有用的聪明”可以训练出来，“没用的聪明”则很难。
2、一个民族的“智慧浓度”至关重要，犹太人被驱逐，被屠杀，被排挤，人数不过千万，但其智慧浓度却极少被稀释，并且越来越高。只有达到一定浓度，才会涌现出各种天才；
中国为什么缺诺奖得主？为什么这么多人凑不够11个人去踢足球？基数虽大，浓度不够，尤其是浓度有个临界点，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3、科学和文化需要靠基因、更要靠家庭，一代代传下去。犹太人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整个大家族，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而在中国，最优秀的那部分人很多连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4、犹太人有持久的传统、强烈的归属感（即使散布全世界），以及去中心化的社会网络。也许骨子里，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子民。

论坎坷和苦难，中国人和犹太人很像，彼此也友善。我们需要做更多，来证明自己同样杰出。
九
基于科学的飞跃，在科技、工程学、商业的多方作用下，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在加速改变整个世界。
《终极算法》一书说：机器学习是“打了类固醇”的科学方法，也遵循同样的过程：产生假设、验证、放弃或完善。
科学家可能会花费毕生精力来提出或验证几百个假设，而机器学习系统却能在一秒钟内做完这些事。机器学习使科学的发现过程自动化。因此，并不奇怪，这既是商业领域的革命，也是科学领域的革命。
当科学通过科技的力量一步步逼近人类大脑本身，“范式转移”极有可能猝不及防地发生。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这个有争议的名词，用来描述在科学范畴里，一种在基本理论上从根本假设的改变。这种改变，后来亦应用于各种其他学科方面的巨大转变。

硅谷模式处于科学与算法的交叉点。价值假设和增长假设，是把科学家精神，与企业战略、数字经济完美结合在一起。科学试错在虚拟经济中发扬光大。亚马逊的飞轮，Facebook的增长黑客，释放了惊人魔力。
尽管斯坦福的博士生佩奇，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科学家，但是在硅谷特有的辅导机制下，他迅速成为杰出的企业家。
特斯拉的马斯克，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再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他还曾打算在斯坦福大学念应用物理与材料科学博士学位。
科技公司的崛起，也是科学企业家、或者企业科学家的崛起。那些用科学思维经营和管理企业的人，那些以技术为内核的人，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都更为强大。
在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很年轻的名词。早期企业家意味着胆子大、脑子活。和科学家完全不沾边。
科技令中国企业家迅速完成了迭代。技术对寻租的依赖性较低，意味着科技企业家们的原罪压力没那么大，也为人们带来一股透明的清新，尽管这清新不能掩盖加剧的商业集中和资本贪婪。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建构于技术，而技术是从科学和自身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
科学和技术以一种共生方式进化着，每一方都参与了另一方的创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着另一方。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可分离，彼此依赖。
我一方面对各地不惜代价招募科技人才感到悲观，另外一方面，又对腾讯、阿里这类企业对于科学生态的哺育抱有期待。